我们喝完了那瓶干白。看得出来，他的周围没有几个像我这样的人。在那个又深又长的大走廊里，他这个政府高官的第一秘书的确挺压抑的。他的严谨与和蔼让我想起许多像他那样的人，他们似乎从没有在人前哀叹过，生活对于他们像个模具，令他们把内心的感受和人性里的喜怒哀乐统统深藏起来，他们的灵魂和欲望唯有在自己的亲人面前方才真切表露。这种隐藏是刻意的，为了某种需要，但人心不是钢铁，人心是血肉，离心近的地方都脆弱，都柔软。所以当他一口气喝净杯子里的葡萄酒时，我看见他眼里的血丝和泪花。我开始感动，至少我知道他在我面前是真实的，放
从事寿险请牢记两句话：勤劳是根，诚信为本。（韶关·金龙波）
松的，开心的，因为我令他信任。
那天晚上酒喝得好，话聊得也好，从哲学到文学，从做官到下海，我们聊得很投机。后来很自然地，我送上去的报告一般都不用排队了，而是直接放在头儿办公桌那堆高高的文件上面，有时还特别优待地享受一下头儿的接见。
与一个人情趣相通是件乐事。彼此不用防备，又没有利益上的冲突，这样的交情实在是可以长远。可能善解人意是最能帮忙的，加上再有点灵气，有点真诚，有点倾听，有点感同身受的表白，基本上人家就愿意和你结交，愿意和你黏糊了。
不论职位高低，官大官小，投缘是少不了的。如果是做公共关系，实在该“十八般武艺”都要找机会显露一手。于是闲来无事时，留心观察，留心学习，留心电影电视，留心各种趣闻逸事就成为第一重要。要知道最能打动人心的是情感，而纯真的情感哪里找？文化艺术啊！这世上最不可忽视的三大学问里，文化艺术是之一。不说文化了，就说文学吧（沾点文学容易说清楚意思），文学洗涤身心，净化灵魂，通人性，明事理，读文学类的书长见识，最关键的是丰富感知。这“感知”太重要了。感知，是对一个人或事物的最初印象，感知能力强的人，一眼就能看进人的心里去；感知差的人，就似对牛弹琴了。所以做公共关系，不但要懂得抓大放小，还得具备感知能力。
当然，要是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间知哲学，你说，该是多么棒的才华！如果再关心一下政治，关心一下经济（因为打交道的各位领导都是上层建筑，他们整天都在政治经济学里泡着，如果一问三不知，怎么跟他们打交道），那简直就是如虎添翼。好在那些年月里，我这半瓶子醋就这么晃晃荡荡过来了，回味一下，并不都酸。
第12章文化，使女人脆弱（1）
第12章
文化，使女人脆弱
没文化的或许因不能衡量心的沉重，而以蛮横显示出坚强，倒是有一搏，有一比了；而有文化的，却测量出厚薄深浅，知道心的深长，魂的高远，懂得倒退与避让，把自己藏进心灵的里面，葬送掉了。
蛇口。办公室的传真机里慢慢送出了几张纸。打字员边看边问：这是什么？好像写的是蛇口哦。
我走过去拿过来，说上面写的是我。毫不夸张地说，打字员瞪大了眼睛。
几个同事立刻围过来，他们似乎都不相信。这时电话响了，我拿起来，是素素从大连日报社打来的，问我收到传真没有？还说这是她的散文集《北方女孩》里的头一篇，刚刚在全国散文大赛里得了奖。她说她用这个题目出了这本书。
我的电话还没放下，《北方女孩》就从手里被同事抢走了。
素素在电话里问，找到红哥了吗？我说还没有，情绪哀哀的。她说没什么，找不到就找不到，咱们北方女孩就是北方女孩，咱大气一点，好好活出个精彩，活出个潇洒给他看。
给他看？究竟，女人的潇洒是活给别人看的，还是活给自己看的？潇洒是什么？潇洒就是没心没肺，忘记不该忘的？装，也要装出那份满不在乎？可心里的滋味呢？疼吗？是不是深切的疼？
我沉默着。
素素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后又说：不过实在是想不通哦，那么真切的一个人怎么就突然失踪了呢？又说：要不是那封长长的书信感动了我和晶，我们才不会放飞你这只小白鸽呢。
我拿着听筒不说话，眼泪开始打转转。
来蛇口之前，我曾把那封信给我的两个好友素素和晶看。她们都是《大连日报》的老记者，素素还是个有名的作家。在父母那里得不到的“许可”，我想从她们这里得到“放行”。
素素和晶都看了那信，半天两人都傻了。对我，她们是放心的，爱护的；对这信，她们完全没了招架之力。素素说，这封信写得很用心，很感人，这样的一封信，能把天底下所有的女人都融化，还从来没有一个男人给我写过这么长这么细的一封信呢。她要我无论如何收好这封信，她说能写出这样一封书信的男人绝对是个好男人。这样的男人，跟着他到天涯海角也是值的。于是，我就在两个女人的羡慕、祈祷和祝福声里，翩然上了南飞的航班。
但是今天的结果，素素和晶都没有想到。素素说，眼前的消失或许只是有苦难言，不能说明他不爱你，还是让我们等等未来吧。
和晶（中）素素（右一）在大连。
未来？什么是未来？未来在哪里？我只相信眼前，相信我所看见的，相信我现在拥有的。
在飞来南方的飞机上，我的心情是那样的好，一个同行者看出我的情不自禁，问是不是爱人在南方。这话问得很突兀，但我还是点了点头。结果那人反而感叹出一句：你们女人哪，都是为爱情出生的。哦……现在想起来，那定是个哲人，真后悔当初没有多请教他几句。
女人都是为爱情出生的吗？我原来也这么想过。但是今天，面对素素的电话，我心里想：女人，我们可千万不能都为爱情而生，这样牺牲得快，无辜得快，悲哀得也快。而且女人，有了文化跟没有文化在爱情的抉择方面也不能同日而语：没文化的或许因不能衡量心的沉重，而以蛮横显示出坚强，倒是有一搏，有一比了；而有文化的，却测量出厚薄深浅，知道心的深长，魂的高远，懂得倒退与避让，把自己藏进心灵的里面，葬送掉了。
素素在电话那边继续红哥的话题，给出三个选择。她说：你听好了，假如他真的永不出现，那么第一，你从此把自己封闭起来，过那种所谓的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日子；第二，你看透人生，看破红尘，把自己变成一把冰冷的利剑刺向社会，刺向生活，从此玩世不恭，无畏无惧；第三，忘掉过去，重新开始，依然热爱，依然充满希望地快乐生活，当爱情再次到来时决不拒绝，全心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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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文化，使女人脆弱（2）
她在电话里问我会怎样选择，要哪种活法。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选择第三。素素在电话里感叹一句：萍萍（我的小名），我太为你骄傲了，你真是个北方女孩，我的《北方女孩》真没写错。
女人，是最具韧性的一种动物，唯美，易感，这就决定了易轻信，也易受伤。女人的身心里空间无限，广袤无垠。幸福时甘作飞鸟，痛苦时宁为
真心追求有创造力的生命。（深圳·熊艳玲）
飞蛾。歌唱是为了爱情，燃烧也为爱情。悲壮时，演绎的是幸福的极限，孤独时，吟唱的是爱情的挽歌。女人间苦口婆心地彼此劝着念着，明知无用，连自己都怀疑，都不信，但还是期待明天，相信未来。这就是女人之间的好——自己早已在深渊里面挣扎了，还要装出一副平静无畏的模样，一副幸福老到的模样去规劝别人，安慰别人。我的喉咙经常在这样的电话和书信前哽着，咽着，堵塞着。
我知道素素过得并不幸福，后来没多久她就离婚了。跟着晶也离了。离的时候两人的孩子都还不到10岁。她们一直都没再婚，两个女人一直都在孤独中坚守自己的干净，坚守宁缺毋滥的感情准则。但是女人的善良又总是在关键时刻，令她们去为男人辩解，常常是辩解完了，自己的心灵一片空怅。我不知道，女人这是为什么？是母性的柔弱光辉吗？
因为《北方女孩》，许多人知道了我来蛇口的真正原因。但是期待的人始终没有出现。生活像个谜团，也像个阴影，理不开，甩不掉，只能听凭时间慢慢消磨。
办公室里只有我和李玉猛，他经常坐不住，从不愿在办公室里老老实实呆着，总跟几个人在大厅外抽烟，要不就在公司门口摆弄那几辆破车，能坐下来交流的时候基本没有，我也就打消猜想的念头。偶尔能面对时，他也不跟我多说，就那么哼哼哈哈，敷衍了事地搭讪着，令你懵懵懂懂地平添惆怅。其实那个时候他和他的哥们儿经常通话，谈些什么直到今天李玉猛也没有全部告诉我，只是那时他俩好像别着劲，他不明白当年那哥们儿怎么说变就变，判若两人了。来一趟蛇口说明白不就完了嘛，有什么不敢露脸的。
事情就是这样，有些事就是无法面对。许多年过去后，再好的感情也容易变淡，再浓的交情也容易褪色，时过境迁，大家的情感都沉入海底了。——或许人在某种时刻，不能完全控制心理因素，这跟人性有关，跟人品没多大关系，所以一个好人也极有可能遭遇憎恨，这不难理解。
慢慢地，我学会忘记一些事情。李玉猛也从来不提那些事。我以为一切就这么消散了。但是后来我发现他是个极能保守秘密的人，真相大白后，他说，要是当初接了红哥的电话就告诉你真相，哈，你一定会二话不说，打起背包就回家，还会呆在这个该死的地方？他说的时候有点自得，也有点心虚。他说他之所以没那么做，是因为看见我是个自立自强的人，有独立生存的能力。他还说体会到了我干活的那股热情和劲头，他说我像个侠女，重情重义，不论对红哥还是对工作，都怀抱一腔热血，真诚付出。
为他这番话，我差点吐血。他是在蛇口的海边对我说这番话的，那个时候我正天旋地转，伤心欲绝。
第13章问候刘头儿，您好！（1）
第13章
问候刘头儿，您好！
身为领导跟学者的刘鸿儒，在平安最初的10年发展中，倾注了如长辈、学者、老师、朋友和战友一般的深情厚谊。眼看着平安一点点长大，一点点走上正轨，一点点身强体壮，作为当初的一个引导者，一个培育试验田的人，他的欣慰是由衷的。
在平安的历史上，有一个人无论如何都不能忘记。换句话说，平安这个改革开放的历史性产物，跟这个人的悉心指引有很大关系。这个人就是刘鸿儒。
现在的平安，喜欢把自己说成是“企业公民”，这是个境界，也是个人性化的昭示，这说明在平安的文化里面，开始注重浇灌人情味了。人情味是什么？简单地说，人情味就是人间烟火。那人间烟火又是什么？简单地说，人间烟火就是最俗常、最本分、最接近私欲的那种人性。那么怎么检查（或探清）人情味呢？你来看看如今的平安吧：当你翻开员工福利保障制度时，你不能不感慨一个企业公民所具有的人文良知——在员工休假表里，几乎各种假期都是100％地保证薪酬待遇，令你突然想唱那首《幸福在哪里》。
企业似人，一旦降生也需要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平安的机遇在于中国的改革，在于改革的政策，在于开放的环境，在于独具慧眼的认知和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金融领域里的专家学者和领导人的悉心指导与鼎力扶持。
1988年，刘鸿儒正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副行长，平安的批准设立，恰似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块试验田摆在面前。或许那时候，刘鸿儒已经想到了他必将倾力培育这块试验田，因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国家保险领域第一个崭新模式下的保险公司，这家公司今后的命运，必定要独立地走出一条市场化的道路——这是个绝对的探索和尝试。他知道这家保险公司势必要打破一直以来我国惯有的经济体制，在市场化的竞争中求得生存，在竞争的创新中求得发展。
毕竟，平安，她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是中国20世纪末国家金融体制改革的示范。这个试验田，是中国金融市场走出国门的希望和未来。于是，平安的划时代意义就在于她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作为金融领域的管理者，刘鸿儒有责任好好保护这块田，让她很好地生存并发展起来。这是对国家的贡献，是为民族事业负责。
身为领导跟学者的刘鸿儒，在平安最初的10年发展中，倾注了如长辈、学者、老师、朋友和战友一般的深情厚谊。眼看着平安一点点长大，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