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后，确定薄担任牺牲救国同盟会（区别于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的常务秘书，主持牺盟会工作。薄首先对牺盟会总部的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与改组，名义上会长为阎，但总会的常委中，除了一人外，都是共产党员或山西左派青年。牺盟会便实际上发展成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以后势力越来越大。
在新疆，中共与盛世才也建立了统战关系。
这样，在西安事变之前，中共与陕西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山西的阎锡山、新疆的盛世才都建立了统战关系。从局部统一战线到全国的统一战线。
国共合作的酝酿
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对抗日的态度，华北事变后也在发生变化。蒋介石对日本一再退让，是建筑在依靠外交途径来解决中日问题的幻想上的。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打破了这种幻想。华北事变的发生，超出了南京政府所能容忍的限度，直接威胁到它的生存，于是，南京政府不得不开始考虑调整它的对日政策。
1936 年1 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宣布包括实行中、日、满经济合作，即承认满洲国等条件在内的广田三原则，这是蒋介石难以接受的。他后来写到：当时的情势是很明白的，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在日本帝国主义者毫无止境的侵略欲望面前，可供蒋介石选择的余地越来越窄了。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在1935 年底开始试探，要求苏联的援助，并设法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蒋介石后来做了这样的解释：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也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
1935 年10 月，蒋介石对苏联驻华大使暗示，希望中苏订立军事协定。12 月，蒋介石同苏联大使谈话时又说，如果苏联政府能够促进达到国共团结，我感到高兴。1936 年1 月，蒋又说，他准备同意中共合法，条件是红军不能存在。希望苏联政府说服红军承认中国实际存在的政府。苏联大使回复苏联政府的意见，国共和解是中国内政，第三者无法介入。红军长征到了陕北，对蒋介石的威胁小多了，蒋于是派驻苏大使邓文仪找王明，（共产国际）王明认为，国共两党的中央都在国内，和谈最好在国内进行。中共代表团与邓文仪接触后，决定派代表团成员潘汉年回国，促成国共直接谈判，潘回国前，与邓见面，商量潘回国后与国民党中央的联系的办法。蒋介石一面在国外进行，同时也在国内寻找与中共联系的线索，宋子文指派曾养甫出面活动。后来，国民党领导人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找到以牧师身份活动的共产党员董健吾。宋庆龄邀董到她的寓所，当面交给董一封信，要他送到陕北，面交毛、周。行前，宋还交董一张委任状，由财政部长孔祥熙签发，西北经济专员，以保证旅途安全。1936 年1 月，董到达西安，由于冰天雪地，无法进入苏区，于是董找张学良要求协助，张很惊讶，去电南京核查此事。（张得知国民党中央都在与中共联系，胆子也大了，你们能暗中与共产党联系，我就不能联系吗？）几天后，张派飞机送董到肤施（延安）。然后在东北军的护送下到瓦窑堡。
几天后，董回到西安，仍住张处。张虽然不知复信的内容，但不难窥测其中的奥妙。张设宴款待董，并主动问，有什么困难，他一定尽朋友之道。董看确实是真心实意，对张说，有几个朋友，不见容于当局，出走在外，他们有几个子弟流落在上海，想送他们到欧洲，但缺乏盘缠。张说，完全可以，但只能在上海取款。董说，那不成问题。后来，张差人送来一张10 万法郎的巨额支票。董后来就用这笔钱，将毛泽东的孩子送往莫斯科。张没有过问送的是什么人，当然不会知道捐款泽及毛泽东，毛泽东也不知道是慈善的牧师遇到了慷慨的张将军，他的儿子才摆脱困境。
董把这个密件带回南京。国共两党两党高层之间中断8 年多的联系接通了。为表示诚意，5 月初，原已渡过黄河开进山西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全部回师河西，并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协定》，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8 月25 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痛切申述，当前全国全民族的绝大危险是国民党所实行的错误政策召来的，这种错误政策必须彻底改变，信中郑重向国民党表示：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1925 至27 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的正确道路。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9 月1日，中共中央在内部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正在通知他们，共产党中央准备立刻派代表出去，或接受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到苏区来，以便进行谈判。
国共两党的高层接触，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外出谈判，也开始在酝酿和商议中。
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状况而作出的一个重大政策变动。
西安事变
但事情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蒋介石的本心还是要反共。他所说的中共问题的解决，其实是要共产党向国民党投诚，接受改改编，特别是必须解除武装，才能以政治方法来解决。这自然是办不到的，因此，他仍然企图用武力来解决。
蒋介石把中共的联蒋抗日政策误认为由于处境困难，急于同国民党妥协，他企图抓住时机消灭红军。蒋曾在1936 年10 月对冯玉祥直言，他最担心的是共产党手中的军队。他说和共产党妥协包括3 点：1、人的问题，这好解决，以前大家一桌子吃饭，一屋子开会，现在变成
对打的冤家……有不得不打的原因，现在如妥协成功，仍在一起，对外并无不可。2、党的问题，这好办，3、军队问题，这最不容易解决。所以他采取政治解决军事解决双管齐下的办法，先解决红军。他一面邀周恩来去广州会谈，一面调集军队围剿红军，给红军以打击，然后在谈判桌上讲条件，妄图招降红军。当然，这样谈，国共是谈不拢的。
1936 年秋，蒋介石解决了陈济棠、李宗仁要求抗日反蒋的两广事件以后，腾出手来，又调集重兵，准备对陕北根据地进行新的会剿。国内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也使蒋介石坐立不安。这年11 月22 日深夜，国民党政府在上海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袖，随后移解苏州关押，成为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之狱。
12 月初，蒋介石率领国民党一批大员、将领亲自坐镇西安，布置剿共军事。他对张杨等人的苦谏丝毫不睬，反而威胁他们：要么上剿共第一线，要么两军调出西北。张讲的声泪俱下，最后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厉声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张杨面临着这样的选择：一种是违心剿共，这是张杨所不能接受的；要么听从调动，那么三位一体就会瓦解，联合抗日的夙愿势必毁于一旦，更重要的是，即使调走，也丝毫不能缓解自相残杀的内战局面。在这种形势下，张杨两将军以民族大义为重，置个人毁誉和集团的安危于脑后，（张对杨说，把个人与他的一摊子全丢了，值得）采取了他们无可选择的选择，1936 年12 月12 日，毅然发动西安事变，实行兵谏，并通电全国。周恩来在1946 年纪念双十二十周年的大会的讲话中说，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出来的。西安事变使南京极大振动。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南京政府当权势力中出现了讨伐派与
主和派两个派别。讨伐派以何应钦为首，主和派以孔祥熙、宋美龄、宋子文为首。讨伐派一度占上风。
宋美龄虽然不是国府委员，又非国民党中委，但她利用其最高首脑夫人身份上下奔走，四处活动。13 日，宋一到南京就找何，指责讨伐西安是考虑不周，要讨伐也应在蒋介石安全出险之后，为此二人展开了激烈的争吵。
何：为了维护国民政府的威信，应该立即进行讨伐并轰炸。
宋：万一把委员长炸死，中央政府由谁来领导？
何：这是中央常委的集体决定，国家存亡重于个人生命。
宋：委员长的安全与国家存亡有不可分离的联系，国难深重的今天，没有委员长就没有统一的政府，除委员长外，哪个可以领导全国？
何对宋的责问十分恼火，脱口而出：妇道人家就知道救丈夫，国家的事不许你管。
宋也大叫：你这样做，太辜负蒋先生了。
宋看吵也吵不出个结果，来了个釜底抽薪，找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叫他们不要动武。戴笠每天用电台与胡宗南联系，要胡按兵不动。戴说：救委员长要救活的，用兵则有死无生，谁也不能胡干。
这样蒋的嫡系按兵不动，何干瞪眼没办法。因此，西安事变期间，中央军与张的部队只打了一仗，此后无战事。
在各大国对西安事变的看法中，苏联的态度最令人惊讶，一方面苏联呼吁和平解决，另一方面又对事变作出歪曲的报道。事变一爆发，苏联政府采取的第一个姿态就是驻华代办发表正式声明，称苏联与张无任何联系，与中共更无联络，对中共行动苏联概不负责。紧接着，13日，《真理报》、《消息报》发布消息，无中生有地说兵谏是张与汪精卫合作发动的，是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甚至说张是受日本煽动，利用反日口号来反对南京政府，抨击八项主张是烟幕，其目的乃是阻止中国的统一，破坏日益高涨的人民抗日运动。
实际上，苏联共产党与政府对西安事变的真相是十分清楚的，中共中央在事变发生的那天中午就向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书记处做了报告。苏联的态度对西安事变事态的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因素，给亲日派壮了胆，并直接影响了国内各实力派的态度，尤其是盛世才的出尔反尔的变化，苏联的态度起了决定的影响。
张学良并不了解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他原以为兵谏和联共的策略会取得苏联的支持，现在不仅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诬蔑，因而深受刺激。在塔斯社广播了《真理报》、《消息报》的报道后，张拿着新闻记录稿下楼，在楼梯正遇到宋黎（共产党员），面对宋张自言自语说，
我救了共产党，你们就这样对待我！一次张非常激动地问刘鼎，为什么苏联认为事变是日本人挑动的。苏联的错误态度，是张后来独自决定悄悄陪同蒋介石回南京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西安事变爆发，由于电讯的封锁，消息的闭塞，使事变的许多真相，以致包括张杨的八项主张在内，也未能为外界周知。因而各界的反响莫衷一是，而无论是各地地方实力派、还是知名人士、学者，还是千百万工农大众，虽然他们对扣留蒋介石这一作法本身的认识不同甚至
完全对立，但其绝大多数坚决反对讨伐和内战的基本立场则是一致的，这深刻反映着中华民族在这一历史关头的根本利益所在。不容置疑，国内外这种强烈舆论的呼声，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和平解决
事变爆发当天，驻东北军的中共联络员刘鼎就向中央报告。中央所在地一派欢腾，有的情不自禁地唱起歌，跳起舞，高呼口号，在广场召开庆祝大会。有的同志提出公审蒋介石，杀掉蒋介石，打出潼关去。
是的，十年来，蒋介石坚持反共内战，卖国残民，双手沾满了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的鲜血，红军战士与根据地人民恨之入骨，因此，人们必欲杀蒋，讨还血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理智很快占了上风。经过深入的反复的讨论，制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中央认为：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用一切方法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立场；对张杨给予同情和积极的实际的援助，使之彻底实现抗日主张。根据这一方针，党中央应张杨的邀请派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组成中共代表团，骑马赶到延安机场，然后乘张派来的飞机飞往西安。到达西安是12 月17 日。在军事上，红军主力进驻东北军收缩后空出来了的防区，准备迎击亲日派的进攻，就在17日那天，红军控制了延安。同时，致电南京、西安，提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办法。不过这时，和平解决的方针是确定了，但对蒋的处理却还有个变化的过程。这时在给南京的电文里，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