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欧马利奉命将一备忘录及附件七款送交武汉国民政府。从表面上看，《备忘录》似乎颇有诚意，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是英国政府的烟幕弹。它们一面在舆论上做出让步，麻痹国民政府，缓和中国人民的反英情绪；一面则从本国和印度紧急调遣12万名“中国远征队”向上海进发，以实现其放弃汉口、九江，固守上海的策略。同时，英国又照会美国政府共同出兵保卫上海租界，暴露出坚持武力恫吓的真面目。陈友仁十分气愤，断然决定中止谈判，拒绝在业已达成的协议上签字，向英方施加压力，并对英国政府的《备忘录》进行严词辩驳。1月30日，陈友仁揭露英国调动军队逼向武汉的事实，“国民政府不得不视英国集中军队之行动，为一种对于中国民族主义勒迫之行动。际此时期，签订协定，是受威胁而答复也”，因此拒绝签字。
陈友仁发表的宣言在国际上引起极大反响，美国国务卿郑重声明“须至中国政府不保护外人时方才出兵”；法国认为没有必要对华出兵；意大利也不愿意参与英国的行动；日本和德国声称只要他们侨民的生命财产不受侵犯，他们就对中国采取不干涉主义。陈友仁拒绝签字，在英国国内也引起轩然大波，伦敦外汇市场交易清淡，钢铁业股票大跌；曼彻斯特市政局议决要求政府撤回对华军队；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劳工生命》号召工人共同奋斗，反对对华武力干涉。
2月10日，英国政府终于决定让步，外交大臣张伯伦在伦敦发表演说，声明英国军队“将驻扎于租界之内，除非有严重之事变发生，必不越租界范围而行动，卷入中国武人竞争之漩涡”，宣布除自印度出发已在途中之军队即将在沪埠登陆外，其他调自地中海及英国本土的军队将改而在香港集中。12日，英方代表欧马利来到国民政府外交部，将张伯伦在下院的演说词要旨交给陈友仁。此后，中英双方代表又经过几次会谈，最终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
2月19日，陈友仁和欧马利签署《汉口英租界协定》，20日，又签署《九江英租界协定》，确认《汉口英租界协定》适用于九江英租界。3月15日，武汉政府正式收回了汉口英租界，但英人在该区域仍保持有一定的势力。同一天，武汉政府完全收回了九江英租界，并取消了外人在该区域的所有特权。
陈友仁的“铁腕”外交，赢得了对英谈判的胜利。陈友仁儿媳陈元珍老人说：“收回汉口英租界，是英国从亚洲撤退的开始。陈友仁收回的英租界地盘不大，但是值得大书而特书，因为这是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第一次收回失地，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在亚洲给大英雄狮敲响了丧钟。”
独立后的马来西亚第一任首相阿卜杜拉赫曼在一篇讲话里生动地表达了亚洲反殖民主义的斗士对陈友仁的敬仰：“陈友仁在我思想里点燃的火花，到今天仍然闪烁光芒。”
国共分裂后，陈友仁积极参加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斗争，1927年夏赴苏联，与宋庆龄等在莫斯科发表声明，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国民革命的行径。后去西欧游历，继续参与反蒋的政治活动。1931年任广州反蒋政府外交部长。1932年初，复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主张对日绝交宣战。1933年参与发动福建事变，任福建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后遭国民政府通缉，流亡法国。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香港遭日本军队拘捕，次年起被日军长期软禁于上海。1944年5月20日在上海病逝，1944年5月22日，著名外交家颜惠庆在陈友仁葬礼上致悼词：“综观先生之生平，与孙总理有极相似之处。”这是对陈友仁的公允的评价。遗体火化后，遵照本人的遗愿骨灰撒向太平洋。新中国建立后，八宝山革命公墓为陈友仁建立了纪念碑。
陈友仁一生凸显左派色彩，他来自于拉美，拉美不乏左翼猛士：格瓦拉、卡斯特罗、查韦斯、卢拉、鲍特瑟比起来，陈友仁是先驱者。与杨优明大使等谈到这点时，都感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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