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私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是海关官吏运用了“合理赐福/利权”——让你偷税漏税，增加你的福利，同时你也拿出部分福利给海关官吏，双方互利双赢。如果说这种做法还是违反规定，有点寻租的味道的话，那么官吏运用合法裁判权，在不违反规定的情况下实施“合理赐福/利权”的现象在现代社会则越来越常见。
五 “速度钱”及其他（1）
用“合理赐福/利权”可以解释很多与权力相关的社会现象，比如“速度钱”、“商业贿赂”、买官卖官、“性贿赂”等等。
（一）“速度钱”
“速度钱”（speed money）是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提出来的，主要意思是人们渴望避免官僚主义的低效率，花钱去加快政府机构的文件传送和决议达成的速度，用腐败去加快繁琐的行政程序，使企业运转减少障碍。这一点在上面的粤海关事例中有明显的表现。马士说“为了办得迅速就要支付小费”，完全符合缪尔达尔关于“速度钱”的定义。1704年的一艘外国商船为了尽快获得“出口执照”而花了100两银子，这100两银子显然就是“速度钱”。
实际上，中国人对“速度钱”早有体会，在中国古代也有专门的词指称这种现象，这个词叫做“需索勒掯”。日本学者内藤乾吉的《六部成语注解》一书对这个词专列词条进行解释：“官吏办事，必当速快，有时因需索使费而故意迟延，迫人行贿，曰需索勒掯（勒掯，强迫也）。”从解释中可以看出，官吏通过故意拖延不办而迫使办事者花钱买速度，这与缪尔达尔的意思完全一致。而“需索勒掯”是出现在官方文件中的，所谓“六部成语”，就是中央六部衙门的习惯用语。
以上对“速度钱”的解释都侧重加快办事速度，其实从支付“速度钱”的目的来说，并不一定是为了加快速度，也有要求放慢速度的。这方面的例子，晚清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一个刑部书吏舞弊故事非常典型：
故事说，有一年苏州官方接到刑部的一封钉封文书，按照规定，钉封的文书都是处理斩决犯人的。打开来看，里面却是云南的一个案件，大家觉得莫名其妙，只好把它退回去。直到过了一年，又来了一封钉封文书，这回是真的要处理斩决犯人的。事后大家把这两封文书联系起来，才慢慢知道了里面的奥秘。原来苏州是有一名斩决犯人，这人是富家子弟，三代单传，还没有子女，不幸犯了死罪，刚开始的时候家属多方打点，百计求脱，也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但是证据确凿，实在没有办法通融，还是被判了个斩立决，一级一级往上申报了。因为是斩立决，也就是死刑马上执行，这急坏了家里人，因为这要断了后代了。所以从定罪那天起，他家里便使尽了神通，先是把监狱里的人买通了，又出高价买了几个乡下姑娘，轮流到监狱里去陪睡，希望借腹生子，但这种事不保险，所以能够多拖一天是一天。于是又到省里的按察司衙门和巡抚衙门上下打点，让他们想办法拖延时间，另一方面又专门派人到北京去活动，特别是到刑部打点。由于铁案如山，打点也没用，于是花了巨款，买通刑部书吏，请他们想办法，“不求开脱死罪，只求延缓日子”。刑部书吏得了钱，便想出一个绝妙的办法来：刚好这一天要发两封钉封文书，一封是送往云南的，一封是送往江苏的，他便来个掉包计，把江苏的案卷放到发往云南的信封里，又把发往云南的案卷放在发往江苏的信封里。等到文书一站一站的送到江苏，拆开来看，知道错了，又一站一站的退回刑部。刑部的官员对此也是莫名其妙，追查起来，知道是封错了，只好等云南的回来再发。由于云南是最远的，所以“又不知等了多少时候，云南的才退回来，然后再封发了。这一转换间，便耽搁了一年多”。
在这个案例中，苏州富豪花钱，“不求开脱死罪，只求延缓日子”（原文如此），他为的是减慢死刑的执行速度。因此，他花的虽然也是“速度钱”，但却不是为了加快速度，而是希望放慢速度。
由此可知，“速度钱”并不一定是为了加快办事速度的，也有为了减慢办事速度的。但无论是加快速度还是放慢速度，目的则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增加支付“速度钱”的人的个人福利。对于收受“速度钱”的人，他们运用的可能是“合法伤害权”，也可能是“合理赐福/利权”。如果本来该快而故意放慢速度迫使你花钱的，那可以看作是运用“合法伤害权”；如果本来该快而花钱放慢速度的，那是在运用“合理赐福/利权”。
五 “速度钱”及其他（2）
（二）“商业贿赂”
“商业贿赂”是近年中国政府予以严厉禁止的行为。一个典型的商业贿赂案件，案情交待差不多都有一个基本模式：
××年到××年，××人在担任××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事情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贿赂共计××万元，另有××万元巨额财产无法说明其合法来源。
解析这个模式，可以发现它有几个特点：⒈“担任××职务”，也就是拥有一定的权力；⒉“利用职务之便”，即利用了权力所蕴藏的“合理赐福/利权”；⒊“为他人谋取利益”，××人在这里运用的是“合理赐福/利权”而不是“合法伤害权”，能够增加他人的福利；⒋“收受贿赂共计××万元”，因为增加了他人的福利，他人回报以福利；⒌“巨额财产无法说明其合法来源”，这个事实说明两点：一是“合理赐福/利权”的运用无处不在，而且能够给他人创造巨大的福利，他人的回报也极为可观，二是回报的方式往往有很多，而且往往不是典型的贿赂行为，难以用典型的腐败行为来看待，因而这些无法说明其合法来源的巨额财产都属于“隐性福利”。
“商业贿赂”的核心是“利用职务之便”，“利用职务之便”实际上就是在运用“合理赐福/利权”。
（三）买官卖官
“合理赐福/利权”的运用在职务升迁——即人们所说的买官卖官行为中表现得更是突出。
晚清某省有个候补县令，因为没有被委任职务而穷得有上顿没下顿，有一天他碰到一个骨董商，商人说：“你不是想富贵吗？为什么不想想办法？”县令没有话说，只是叹气。骨董商说：“我为你想办法，你富贵了怎么报答我？”县令说：“怎么报答都可以。”骨董商说：“我有两只玉镯，一只值五百两银子，一只值八百两银子。前天，某高官的小妾想买我的镯子没有买成，如果你能够送给她，那么职位马上就有了。”县令说我没钱，送不起这么贵重的镯子。骨董商说：“这有什么困难的，我现在借给你，等你到任后，三倍还我就行了。”县令大喜，于是要了那只值五百两银子的镯子送进去。第二天，镯子被退回来，说是圈口太小。县令又拿那只值八百两银子的镯子送进去，这次收下了。三天后，县令得到了一个肥水很多的职位（“优缺”）。（丁柔克《柳弧》卷四）
在这个“送镯得优缺”的故事中，县令通过送礼得到了一个好职位。所谓买官卖官，道理与这个故事完全是相通的。买官卖官之所能够实现，首先在于上级有“合理赐福/利权”，一个职位给谁不给谁他都是合理的；但是对于下级来说，能不能得到职位、得到什么样的职位，对于个人福利来说却截然不同；为了增进个人福利，他必须以增进上级（或能够影响上级决策的人）的福利以赎买其行使“合理赐福/利权”。
时下所谓“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其实也是在运用“合理赐福/利权”——他可以“提拔重用”你，这增加了你的福利，那你也得增加他的福利——“又跑又送”。“跑”可以看作是表示尊重，这是精神性的，增加他的“福”，“送”当然是可以货币化衡量的“利”。不过，“跑”和“送”有时也可能比较特别，比如“性贿赂”。
（四）“性贿赂”
《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9月份的一篇文章提到了一个广为人知的“年轻干警两年升处级”的案例：“2005年6月16日，深圳罗湖原公安局长受贿案在深圳市中院一审宣判，安惠君因受贿罪获刑15年。虽然法院最后的判决书中只认定了其收受金钱贿赂的事实，但在此前安惠君早已因‘性贿赂’的传闻而受到媒体的关注。深圳市检方人士曾透露，安惠君个人生活糜烂，甚至接受男警员的性贿赂。在罗湖政法系统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安惠君多次以出外考察的名义，指定年轻英俊的男警员单独跟随她外出，其间向英俊下属作出性暗示。如顺其要求，回深圳后将迅速升迁；反之则升职无望，理由是‘有待磨练’。多名知情者证实，该分局年轻英俊的一位警员与安惠君关系密切。而他从副科被提拔到正科，再到副处、正处，仅两年时间。此人2004年10月也因涉案被‘双规’。”（《职场危险“性游戏”：年轻干警两年升处级》）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五 “速度钱”及其他（3）
在这个案例中，女上司对男下属拥有“合理赐福/利权”，男下属如果顺从其意愿向其提供“性贿赂”，那么就能够迅速升迁，否则升职无望，“有待磨练”。按照正常的情况，一个副科级干部即使比较顺利，升到正处的位置估计至少也得十年八年，有些人甚至终身无望。可是这个案例中的警员仅仅用了两年时间，这说明女上司不仅运用了其“合理赐福/利权”，而且是滥用了这种权力。如果不是滥用这种权力，该警员同样比其他警员可以获得升迁的优先机会，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大概也就不会那么受人非议了。
上述职场危险“性游戏”案例中的“性贿赂”比较特殊，是女性领导向男下属索取性服务，当然这类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也不少见，著名的如秦始皇母亲和嫪毐的关系，武则天和薛怀义的关系等等。不过，就一个以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特别是对中国古代的男权社会来说，由于权力大多掌握在男人手上，所以索取“性贿赂”也大多是男方向女方索取。当代这种现象最突出的可能是影视圈，男导演向女演员索取“性贿赂”的传闻层出不穷，似乎已经是公认的“潜规则”了。其实不仅仅是影视圈，其他领域也大量存在，近年来媒体披露的事就不在少数，不仅发生在社会上，也发生在历来被视为神圣之地的大学校园里面。著名学者周国平先生在《岁月和性情》一书中就提到这种事：“学界的腐败不止于此，耳闻的一些情况使我瞠目结舌，某些教育从业者的灵魂堕落简直骇人听闻，竟然利用在招生、考试、毕业等事情上的权力索取贿赂，包括索取性贿赂。”
性贿赂的索取方是权力拥有者。权力拥有者之所以能够索取性贿赂，是因为他们手上有权，这种权主要是“合理赐福/利权”，即能够给对方提供方便，增加对方的福利，以此为交换条件来索贿。比如说导演，他有权力用这个演员，也有权力用那个演员，这在他来说属于合理选择权，谁没有被选上都不能说损失了福利，因为出演不出演本来都不是法定福利。但是能不能出演对演员来说却极为重要，因为出演一部影视剧可能带来可观的福利——不仅包括报酬等物质性的“利”，还包括名气、受人追捧等精神性的“福”。因此，导演选择某演员出演主要角色，就等于是赐福/利给演员。在这种利害关系中，演员为了换取出镜权，“献身”艺术就成了一种双方互利双赢的格局。至于其他领域，像周国平先生提到的招生、考试、毕业之类，情况基本上一样，其前提都是索贿方拥有“合理赐福/利权”。
在人类的社会行为中，互利双赢是合作的前提，因此通过赐福/利给他人而增加自身福利的做###越来越普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解释人的自利性时说：“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因此，对双方都有利的“合理赐福/利权”有交易的功能，必然具有更广阔的运用空间，比之“合法伤害权”，会越来越有市场。
一 穷是清官最好的名片（1）
晚清学者薛福成说，如果要评选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清官，他会投四个人的票：汉代的汲黯、唐代的宋璟、宋代的包拯和明代的海瑞。（《庸庵文补编》卷一）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汲黯和宋璟的名字比较陌生，即使开出一份个人履历表来，大概也没有耐心去了解清楚。因此，如果要评选中国历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