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方向中央衙门交纳“部费”的事是省级官员派家人进京打理的，这些家人大概就是现在驻京办的工作人员了。在省里，则叫“坐省家丁”、“坐省家人”、“坐省长随”什么的，在府里，则相应的叫“坐府家丁”、“坐府家人”、“坐府长随”。在省里还有一种特殊的处理办法，是不派专人，而特聘布政使衙门（相当于省政府）看门的人兼任，凡是全省官场的情况及时向州县和知府衙门通报，这种人叫作“坐省条子”。在云南，还有个特别的称呼，叫做“打幹”（雍正元年九月二十日云贵总督高其倬奏折），估计和少数民族的方言有关。
书吏索取“部费”，不给办不成事，而在正式的财政制度里又没有这项收支，那么“部费”又从哪里来呢？
“部费”一般是省级衙门向下属摊派，层层落实，最后落到州县官员头上，州县官员自然不会自己掏钱，要在征收钱粮时通过加收“火耗”等形式筹集，这成了州县官员在征税时收取税外之费的一个原因。这是地方行政系统的情况。在军队系统，则是上级军官向下属摊派，最后是克扣底层士兵的军饷。军队方面的事情估且不说，仅就地方行政系统来说，按照道光二年御史佘文铨的议论，州县官员对于顶头上司摊派“部费”自然没有办法抗拒，但他们“焉肯自己出资，势必横征苛敛，虐取于民”。这又势必引起老百姓不满，影响社会安定，对于皇上的江山来说有不利影响，所以清代历朝皇帝都想取缔这种于吏治民生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做法，其中以雍正最认真，所采用的方法也最符合现代财政制度。雍正的办法是专门成立一个类似于现在的国家审计署这样的机构，取名为“会考府”（“会”大概是会计的意思，“考”类似审计，“府”是衙署，所以会考府相当于审计署），规格很高，直接对皇帝负责，不受任何外在干扰。但是，这种做法能否彻底解决“部费”的问题呢？
会考府于雍正元年（1723）正月设立，主持事务的都是雍正最亲近、信任的大臣，包括他的弟弟、怡亲王永祥，舅舅、吏部尚书隆科多，大学士白潢，都察院左都御史朱轼。下面的办事人员，包括满汉郎中、员外郎各二名，主事各三名，笔帖式十名，还有一些书吏，由此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专门办理审计的衙门。凡是财政收支审计方面的重大事务，报到中央部门后如果要驳回的一定要送会考府审计，由会考府审查其是否符合规定，是准予通过，或是驳回。这样在理论上就不需要支付“部费”了。不过，会考府人员有限，它显然不可能对所有的财政收支项目都进行审计。更重要的是，会考府人员也是普通人，他们难道就不会贪污、不会索取不叫“部费”的“部费”吗？（关于会考府，雍正元年正月十四日、二月二十五日及二年十月二十三日上谕分见《清世宗实录》卷三、卷四、卷二十五）
在会考府成立之初，就有一个叫崔致远的中央官员对此表示了忧虑。他说，假如害怕中央部门的官员对国家法规、政策阳奉阴违而不能完全信任，那么怎么知道新设的会考府官员就都诚实可信？弄得不好的话，怕是为了革除弊病而新设一个衙门，最终却因新衙门的设立而弊病更多。〔1〕
从雍正发布的上谕及会考府最终被取消的情况来看，崔致远的说法恐怕是不幸而言中了。雍正在上谕中说，各省大臣题奏事件，都经过我亲自批览，然后交给中央部门核查处理，而回复都是经我个人决定，为什么各省大臣对自己的题奏事件还那么不自信，甘愿受中央部门书吏的欺骗，对此我实在不能理解；另外，会考府是我新设立的特别为稽查中央部门弊病的机构，会考府的大臣们，我可以保证绝对没有索要手续费（“使费”）的道理，现在听说有一二个畏懦不明事理的大臣，另加一倍费用，这真是岂有此理；以后这类事件永远严行禁止，如果地方官员仍然派人来京料理“部费”，那么一经查出，送的、收的都一起治罪。从雍正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的这道上谕来看，地方上不仅没有因为中央三令五申禁止“部费”而真的不再送“部费”了，相反，现在多了一个会考府，“部费”也就得准备两份，一份给相关主管中央部门，一份给会考府。恐怕正是这个原因，雍正意识到会考府虽然“有益于察核”，但衙门设立一久，一切都浮于形式，“多一衙门即多一事端”，所以在雍正三年九月裁撤了这个存在三年的机构。（《清朝文献通考？国用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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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官穷吏富
既然“部费”无法革除，而其享用者又主要是书吏，这就形成了在京城吏比官富，在居住上形成“东富西贵”的特殊现象。
官穷吏富，清人陈恒庆的《谏书稀庵笔记》所记载的一个工部官员和工部书吏争妓女的故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故事说，北京有个叫红玉的歌妓，不仅长得漂亮，而且歌也唱得好，说话还挺幽默，所以名噪一时，工部的官员常常到这个歌妓家里聚会。后来，这个歌妓却被工部书吏王维寅花二千两银子买去作妾，这让工部的一班官员大失所望。工部官员们跑来和作者商量说：“王维寅只是一个书吏，是我们的手下，现在夺走了我们喜爱的东西，实在可恨。你有没有办法让我们和红玉见一面？”作者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有个人夜里做了一个梦，梦到司马相如来拜访，第二天得到一方刻有‘司马相如’的汉代印石，这个人珍惜秘藏，从不拿出来给人看。他的一个上司向他要印看，有看了不还的意思。这个人就对上司说：‘我生平有两样东西是不能和人共享的，一是老婆，一是这块印。’如果王书吏用这样的话来回答我，那该怎么办？所以啊，你们只能单相思了。”一年后，听说红玉生了双胞胎。作者再和那班工部官员开玩笑说：“你们的相思病好了没有？”那班工部官员都说好了。
在这个故事里，工部的官员只能到歌妓家里喝喝花酒，搞搞“三陪”，工部的书吏却可以拿出二千两银子把歌妓买回家去作妾，独享专用，害得工部官员们害相思病，连忘梅止渴都没办法，由此可见书吏确实比他们的上司有钱。
书吏有钱，而京官却很穷，偏偏京官又是书吏们的顶头上司，这让京官们颇为愤懑。比如晚清在户部任职的名士李慈铭，曾经愤愤不平地说，有个姓杜的朋友给一个姓顾的书吏当家庭教师，每个月的报酬是十两银子，一般的王公家庭请家庭教师最多不过是四五两，而中央衙门书吏请家庭教师竟然常常多达数十两，京官穷得活不下去，而书吏们却“积资巨亿，衣食享用，拟于王侯”。（《越缦堂日记补》庚集，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三日记）李慈铭自己是一个靠借债过日子的穷京官，地位比他低的书吏却过着富比王侯的生活，这让他很气不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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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灰色收入
书吏们很有钱，他们到底有多少钱？按照晚清冯桂芬的说法，由于他们作事隐秘，别人是无法知道的。冯桂芬说自己曾经和一个绍兴人做过一个估计，吏部四个司的书吏每年大概能得到三百万两银子的好处费，加上兵部、户部、工部，四部书吏每年所得应该不少于一千万两银子。外省衙门人数更多，贪污得也多，当然更不止一千万。从银子的来源看，其中十分之三来自国家财政，十分之七是民脂民膏。（《校邠庐抗议？易吏胥议》）
按照冯桂芬的估计，在他生活的道光、咸丰年代，全国的书吏每年得到的灰色收入超过了2000万两银子，而当时全国的财政收入不过是4000多万两，这意味着，书吏灰色收入的总额高达国家财政的一半。其来源按三七开算，属于国库的有三成，占到了600万两，其他从老百姓身上搜刮到的财富多达1400余万两，如果以4000万两的国家财政收入作为比较对象，那就意味着在收税时要多收35％。冯桂芬的估算有没有道理呢？我们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做一个估计，同时看看书吏们到底享有多少好处，这些好处是如何分配的？
清代的书吏按其身份来说分为三种，雍正七年河东总督田文镜将他们分别叫做“正役”、“帮役”和“白役”。（《覆陈书役不必定额疏》，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四）
“正役”就是有正式编制的书吏，一般称为“经制书吏”，按规定是五年一任，任满必须辞退。
“帮役”是编外书吏，是没有正式编制，帮助“正役”干活，相当于副手、做些抄抄写写工作的那些人，他们是“正役”自己花钱雇请的人或所带的徒弟，由于事情多干不过来，所以要请帮手。
“白役”是挂名书吏，花一些钱在衙门里弄个身份，实际上不去上班，常常官员连他们的面都没见过。不过，“白役”虽然不到衙门报到上班，但有了一个身份却可以唬人。在北京的步军统领衙门，他们被称为“圆扁子”（赵慎畛《榆巢杂识》卷上）；在地方上，如汉口，人们称他们是“四百二”，因为他们花了“四百廿钱挂名充作差役”（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卷五）。当挂名书吏的另一个作用是避免被人欺负，“或家有田产，藉以支持门户；或居乡被人欺凌，藉以御抵外侮”（田文镜《覆陈书役不必定额疏》）。
全国到底有多少书吏呢？“正役”因为是国家正式工作人员，所以有一些材料记载，虽然没有十分精确的全国统计数字，但可以大致估算，相差不会太远。至于“帮役”和“白役”到底多少就很难弄清楚了，他们在全国各地的情况既不一样，在不同的时间之内也有变化，研究者因为接触的史料的不同，作出的估算相差很大。
正役在清代，据乾隆《大清会典则例》记载，中央衙门书吏定额是1294名，其中户部人数最多，有226名。光绪《大清会典则例》则记载中央衙门书吏定额是1184名，其中户部书吏是240名。由此可见，清代中央衙门书吏定额是1200人光景，户部书吏超过六分之一。
地方书吏也有定额，据光绪《大清会典则例》统计，顺天府及所属23个州县有吏额420名，河南省所属州县众多，总共有2138名，江苏州县较少，吏额也少，仅1512名。
据雍正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广东代省长（署理布政使）王謩在奏折中说，广东省的经制书吏除了总督、巡抚、按察司衙门之外，其余大小衙门共有书吏1700多名。加上未算进去的省级衙门书吏，总数在2000名光景。广东各级衙门的数量在全国属于中等偏上，大致也可以看作是全国18个省份（不算东北）的平均数额，由此可知全国各省正式编制的书吏是36000名光景。如果以全国衙门的平均数来看，全国有各级衙门2000多个，平均下来一个衙门是十几个人，这和正式规定相符。
加上北京和未考虑进去的东北（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地方，大致可以认为全国的经制书吏是4万人。
一个衙门只有十几个书吏，而州县衙门至少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房（类似于县政府下面的科室），平均每房只有二三个人，而事情很多，根本就忙不过来，所以正役招一些人帮忙是必要的，一个正役带几个帮役也就是正常的事。田文镜当河南巡抚，巡抚衙门的经制书吏分为两班，每班10人，共为20人。但田文镜说衙门事务太多，实际上每班100人都未必能够办得好，所以河南巡抚衙门的书吏实际上是200多人，想裁员是不行的，事情总得有人做。由此看来，各级衙门的书吏实际上可能是正式编制的十倍还不止。因此，从种种情况来看，如果把全国衙门的正式、非正式编制书吏总数定在40万光景应该是可靠的。清初的侯方域说全国州县衙门的书吏大约有30万，他算的只是州县衙门，如果把其他衙门算进去，40万的数字应该不算高估。从全国平均来看，每个衙门不过是200人光景，这相对于清代的人常常议论说一个州县有数百成千的书吏是个保守的数字。
但如果按40万的书吏来算，即使灰色收入总额达到2000万两银子，平均下来每个人也不过是50两。由于书吏们没有薪水（只在清初的一段时间有少量的伙食费——“工食银”），为了谋得书吏的职位还得花一笔钱（“顶首银”），由此看来，每年50两的银子应该是不会高估的。当时老百姓家庭一家五口一年花费需要30多两银子，书吏们的生活显然比老百姓过得好得多，50两银子大致只能让他们过上比一般人家好一点的日子，而不太可能有更多的财产。
所以，冯桂芬的估计从总量上看不是高估，不过北京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