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的图景。
根据日本学者衣川强先生的估计，宋代官员家庭平均为30人光景。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昌盛发达的时代，众所周知，唐宋古文八大家中有六位生活于北宋。他们之中有几位偶尔也谈到自己的家庭情况。比如王安石说靠自己的俸禄为生的有数十人；苏轼在被贬官的路上，携家挈口，跟随左右的还有20余人。其他有名的文人，比如杨亿说有30余人依赖自己生活，石介说有50多人，张耒、陆游则说过靠自己的俸禄生活的有10人。因此，大略估计一下，宋代官员的家庭平均是30人光景。
明清时代的家庭人口与宋代是不是一样呢？按道理来说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史料表明似乎明清时代的官员家口绝不止30人。以清代为例，在乾隆七年（1742）进士考试的殿试试题中，乾隆说“凡州县莅任，其亲戚仆从仰给于一官者不下数百人”，就是说靠一个州县官员生活的有数百人之多。乾隆的这个说法自然不会是信口胡说，因为这个说法还有几个人说到，甚至还不止数百人。如康熙四十一年（1702），御史刘子章上了一份奏折，说：“臣见外任官员，除携妻子兄弟而外，其奴婢有多至数百人”（《节仆从以省扰累疏》，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十六）。就是说，不算官员的妻儿兄弟等直系亲属，仅仅是为其家庭服务的家人奴仆就有数百人。乾隆年间人阮葵生也说：“近日州县长随，多者数百人矣。”（《茶余客话》卷四）道光、咸丰时期的王侃则说，汉代的制度是诸侯王可以有奴婢二百人，关内侯三十人，而现在州县的长随，“多者过于汉之列侯，少亦过于关内侯”（《放言》卷上）。“长随”，是官员的仆人。数百人之说似乎尚不算是过分，还有更为危人耸听的，如说督抚“置买奴仆太多，有至千人者”（福格《听雨丛谈》卷五）。〔1〕
为了控制官员的家人数量，朝廷不得不正式发文，如康熙四十一年吏部议准：汉族地方官所带奴仆，总督、巡抚限50人，布政使、按察使限40人，道台、知府限30人，同知、通判、知州、县令限20人，州同、县丞以下限10人。这是奴仆，是男性家人，女性家人即仆妇、婢女也按这个标准执行。以上的标准是针对汉族地方官的，而旗人的标准又不一样，总督、巡抚的家口是不得超过500名，其他官员在汉族官员的基础上准予增加一倍。（《清圣祖实录》卷二○八）这就是说，一位七品县令，如果他是汉族的，他所带的仆从可以是男性20人、女性20人，共40人，而满族官员则可以达到80人。但是，这个标准中的仆从好像还是不完全的，因为咸丰、同治时期人福格在其所著《听雨丛谈》中说，“厨役等不在此数”，就是说管饮食等方面的人员不算在内。那么，即使严格按照康熙四十一年确定的标准来执行，一个县令的仆人少说也有几十个。事实上，恐怕许多县令会突破康熙四十一年的标准。雍正六年（1728）曾任山东新泰县令的朱成元被查处，抄家的结果是朱县令家口总共有86人，考虑到朱县令是旗人（见乾隆《蒲台县志》，朱县令的事详见本书《送礼政治》一文），86人中包括直系亲属，因此仆从可能没有超标，但接近超标的限度了。
这样问题就出来了，我们知道，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官员待遇最好的朝代，那么宋代官员的俸禄够花了吗？仅以养活家口而论，研究者得出的结论就很悲观。衣川强先生的结论是这样的：“能够全赖俸给生活的官吏，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纯靠俸给生活的官僚是不可能有的。”〔1〕这就是说，哪怕宋代官员的薪水很高，而平均家口以30人计，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和消费项目来计算，一般来说宋代官员的俸禄仍然是不够养家糊口的。这是一个让人沮丧的结论。它似乎证明，中国历史上的官员贪污（如果获取法定收入之外的收入都算是贪污的话）是必然的，无论工资多少都是没用的，哪怕是调整到像宋代那样给国家财政造成很大负担的标准，仍然不能使官员养活他们的家人。
帝国在这里陷入了困境。帝国财政不仅要养活官员本人，还要代他们养活家口。如果帝国官员的家庭像老百姓那样平均每户只有5口人，那么事情还好办。问题是，帝国官员们要娶一大堆妻妾，生一大堆子女，有一大堆为之服务的奴仆，还要过上舒适甚至奢靡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多少工资才够他们用？
因此，认为哪朝哪代工资低而导致贪污的议论是可以商榷的。因为工资高低固然对官员生活有点影响，但在官员的家口、生活水平没有办法约束的情况下，工资永远都是不够的。如果工资不够就能成为“当贪官的理由”，那么这个理由永远存在。如同我们在海瑞的生活中所看到的那样，尽管七折八扣之后工资大大缩水，但如果海瑞的家庭和帝国的老百姓一样只有5口人，那么淳安县令的工资已经足够养家了，日子还会过得不错，根本就不存在买不起两斤肉的问题。海瑞如果能够免俗，少纳一个小妾，日子也会过得好一些，不至于到死的时候才留下十几两银子。
从官员的家庭生活来看，我们发现帝国存在重大的危机，也可以说在这个看似平常的地方，却隐藏着历史的机奥：按照朱元璋的逻辑，他已经按超过老百姓家庭一家五口人的生活标准向县令支付工资，但是一个县令家庭，直系亲属有10个人光景，奴仆人数按清代限制奴仆的法令中的最低标准40人来计算，他实际需要养活的是50个人。以5个人生活的工资应付50个人的生活，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他实际的收入必须达到法定收入的10倍才行。如果以县令做为官场的平均标准，那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推论：整个官场的收入必须是法定薪酬总额的十倍，才能让官员家庭过上基本的生活。由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官员追求法定福利之外的收入的动力有多大，要想让官员不贪又有多困难。
当然，这是对绝大多数官员来说的，有些人家境特别好，或者家庭结构特别简单，生活又极其简朴，那么他可以不贪，这种情况虽然存在，但不是主流。绝大多数人的情况是和海瑞相似的，家里有几亩薄地，有条件读点书，然后通过科举出仕为官，从宋代开始，这种情况就是主流了。
一 李慈铭的年度收入（1）
在晚清，李慈铭（1829—1894）是个大名士，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文化名人、学界泰斗。文化人靠著作出名，李慈铭却不写专著，这是他的特别之处。李慈铭的出名是因为他的日记。从咸丰四年（1854），到光绪二十年（1894），李慈铭写了40年日记（《越缦堂日记》）。在日记里面，不仅记录生活，也谈学问，这方法对他的同乡后辈蔡元培、鲁迅等很有影响。李慈铭的日记因此成了一座“富矿”，备受重视。胡适说，李慈铭日记“记时事也有许多地方可补历史”。的确，李慈铭的日记“可补历史”，但它“有许多地方可补历史”，而不仅仅限于“时事”。一直以来，人们对明清时代京官的生活如同雾里看花，看不真切。李慈铭在日记里面详细记录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家庭收支情况，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正史所没有的极为难得的生动案例。我们且翻到光绪十三年（1887），看看做为京官的李慈铭的生活到底怎么样？京官的生活对帝国政治又有什么影响？
本年五月，李慈铭被授予户部江南司郎中一职。此前七年，他中了进士，说是“即用”为郎中，实际上却一直是“候补”，直到本年才正式获得任命。
李慈铭一直在户部当官。户部相当于现在的国家财政部，是总管全国钱粮的部门，被称为“富部”。户部下面有14个司，一个司管一二个省的钱粮奏销事务，有的司再兼管一些专门事务，如山东司兼管盐务，云南司兼管漕粮，广西司兼管钱法，贵州司兼管关税。
江南司是户部第一司，也称“头司”〔1〕，因为它主管全国赋税最多的江南省（包括现在的江苏、上海、安徽），而且兼管江宁（南京）织造、苏州织造的奏销事务，及各省动支“平余”〔2〕银及地丁逾限事。按理说，这是个肥缺，有很多油水可捞。不过实际情况比较复杂，李慈铭似乎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郎中是一个司的长官，相当于现在的司长，按理说权力也不小了，只是清代的情况有点特殊。清代各部的司下面有两个郎中——满（族）郎中和汉（族）郎中。满郎中的地位高于汉郎中，管着司里的印把子，所以称为“掌印”，相当于“一把手”。由于满郎中的文化水平一般不如汉郎中，司里文件起草的任务一般由汉郎中主持，这叫“主稿”， 相当于“二把手”。名义上司里的事务要由“掌印”和“主稿”两个人共同决断，但事实上多是满郎中说了算。当然也有一些脾气好的，或不想干事的满郎中，那样实权可能会转移到汉郎中手里。当然，也会有不想干事的汉郎中，比如李慈铭。从本年日记记载的情况看，李慈铭基本上不去衙门，只在任职履新（报到）去了一次，年终考核去了一次，其他时间基本上不管司里的事，自个儿看书、听戏、会朋友。
工资都是司里的工作人员送到家里来的。四月十六日，送来春夏两季俸银45两；五月初三，送来养廉银10两；八月十日，送来秋冬两季俸银80两；十一月初五，送来糙米七石八斗，每石130斤（约合现在市斤）。这就是说他和司里的关系，几乎和离退休人员差不多。但是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工作态度问题，而是北京官场的风气。十二月初三，因为年终考核的事他一早起来去司里，发现很多人都还没来，吃过中饭以后人才到齐，开了个简单的碰头会。司里具体办事的是那些书吏，当官的只是在报表上签签名而已。
合算下来，李慈铭这一年得到的工资是135两银子，和大约1200市斤糙米。京官一般不吃官仓发放的糙米，而是将之卖给米店，再从米店购买好米吃。当时京城的米价大致是一石3两银子，按现在的米价和人民币折算，大约是当时一两银子值现在的100元钱。这样，135两银子大约只值13500元人民币，月工资只有一千来块。这些钱自然远远不够用，实际上只是他的年度花费的一个小小的零头。李慈铭这一年的花费，高达大约2000两银子，相当于人民币20万元。相差如此悬殊，李慈铭怎样过他的日子？揭开了这个秘密，也就大致知道了帝国官场的奥秘。
李慈铭有其他的收入。这些收入大致是如下四类：馈赠，印结银，乡贤祠外官捐银，书院束修。 。。
一 李慈铭的年度收入（2）
光绪十三年李慈铭收入表
收入类型 收入名目 数 额
工资收入 俸银 两
养廉银 两
俸米 石
工资外收入 馈赠（礼金） 两
印结银 两
外官捐银、团拜银 两
天津问津书院束修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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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计 两、米石
馈赠，众所周知清代京官有地方官送的冰敬、炭敬和别敬等。本年李慈铭所得的这一类收入总共是418两。冰敬、炭敬以夏天送冰、冬天送炭为名，但从它赠送的时间——一般是端午节和春节前后来看，实际上是过节费，与地方上的“三节”节敬性质一样，只是少了一个中秋节。李慈铭的日记里没有提到冰敬，不过端午节的时候他收到一个名叫周学熙的人送来的20两银子和一部《太平寰宇记》，还有长芦盐运使贺良栋的节敬16两。中秋节，有广州的陶少实寄来的8两银子和10匣“午时茶”。由此可见，端午、中秋两节的收入非常有限。较为丰收的是作为春节礼物的炭敬，他得到12人次、每次12—50两不等的馈赠，共计288两，如果加上翁同龢送的压岁钱（“馈岁”）12两，刚好是300两银子。所收别敬不多，只有一次，20两。
印结银，除了一、二两月不见记录，其他11个月（本年有闰四月）总共有两。这项费用从何而来呢？
清代各省人士到北京办理捐官等事宜，要请同乡京官证明其申请材料（身世、履历等）所说情况属实，为此需要一份盖了印的保结文书——印结，得到印结要付一些银子，这被称为“印结银”。为了办事方便，也为了对“印结银”进行“合理”的分配，各省京官后来成立了一个类似同乡会的组织，叫做“印结局”，需要盖印都到“印结局”去办，盖印收多少钱也专门定了标准，得到的钱每月汇总之后，在月底或下月初按官职高低分送到京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