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日元，发放未偿贷款总额也将近10万亿日元。中小企业从这三大政府支持的金融机构总计拿到了27万亿日元左右的未偿贷款。而日本当时的ＧＤＰ也不过500万亿日元。也就是说，发放给中小企业的未偿贷款占了ＧＤＰ的。
这样强大的财政支持，自然鼓励了中小企业的成长。在日本进入60年代的高增长期以前，流行的观念认为中小企业代表着落后产业，家庭经济的“封建”成分很大，生产效率、工资水平和产品质量都比较低下，需要“现代化”的改造。但是，自6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中小企业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数量和产值都不断提高。在1973年石油危机后的经济低谷中，虽然不少中小企业破产，但更多中小企业经过转型变得更具竞争力。到1989年，除去农、林、渔业，日本的中小企业达到650多万家，占日本企业总数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大国小业：我们不得不面临的抉择（2）
1999~2000年我在日本时，看到电视上的专题报道：中国制造的廉价自行车大量涌入，日本自行车厂纷纷被淘汰。但是，一家小企业却在困境中求生，发现日本人骑车购物的需求很大，但普通自行车承载量太小，于是发明了颇为精致的载物自行车，一下子生意兴隆。中国的自行车制造商，则要么忙于生产传统的廉价车，要么追随美国流行的山地车，很少考虑到在拥挤的城市中的人们购物需要。前几年，《经济学人》还报道了日本的一家玻璃公司。这家公司，总共就几十号人，专攻水族馆的玻璃制造。生产玻璃听起来简单，但水族馆的玻璃则不同。比如，水族馆要求最大限度地增加透明度，尽可能把建筑物的钢筋水泥结构去掉，使游客毫无遮拦、仿佛自己置身海底一样观看巨型玻璃缸内的海洋生物。这就对玻璃的承压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为了提高这种承压力，需要在玻璃内灌注大量强力胶质，但这些胶质又往往会妨碍玻璃的透明性。怎么把这两个对立的问题解决，成为这个行业内制胜的诀窍。结果，这家公司锲而不舍，攻克了这一难关。由于技术精益求精，世界大部分水族馆都选用了这家公司生产的玻璃。当时，世界的水族馆非常有限，需求不多。这家公司很小，生产量也有限，但订单总是满满的。在日本各行各业陷入萧条时，这家公司则一枝独秀。《经济学人》的结论是，千万不要忽视中小企业的竞争力。
2009年的《经济学人》中有一篇关于欧洲的报道，颇能和日本的例子遥相呼应。在欧洲，一般雇员在250人以下的企业才算中小企业（根据欧盟的标准，50人以下是小企业，250人以下是中型企业）。欧洲的中小企业从业人员将近9 000万，占私营经济劳动力总数的2/3。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使欧盟2009年第一季度的ＧＤＰ猛跌46％。但是，中小企业的表现却令人刮目相看。德国400万家中小企业今年的销售额预计仅萎缩2％，比整个德国经济6％的萎缩前景要好得多。2009年对法国800多家中小企业的一项调查表明：一半以上的企业预计在2009年收入持平或增长。许多人对这么乐观的数字表示吃惊。在英国，60％的中小企业比去年表现要好。柏林的一家瓷器厂非常生动地说明了中小企业的竞争力。这家小厂仅有180名员工，专门制造高档手工瓷器，一只碗能买到80欧元。职工经过3年半的严格训练才能上岗，从而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和公司的声誉。本来，这种高档货在经济衰退中受到的冲击应该最大。但是，该公司发展谨慎，不追求扩张，生产量很小，基本没有债务，产品也一直供不应求，订单总是满满的。
不错，每次经济危机中大量倒闭的都是中小企业。因为中小企业受规模的限制，经营不够多元化，一个主要产品卖不出去就可能无法生存；另外，中小企业本身缺乏资金，没有足够的资产抵押，在经济危机时很难获得银行贷款。但是，中小企业破产的影响实际很小。因为一家小企业往往就是夫妻店，几乎没有雇员。不像雷曼公司那样，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倒闭整个华尔街都动荡不已。
专家们指出，中小企业实际上经营更加机动、灵活。它们平日不求扩张，客户很固定，同时也更接近客户，更了解市场的需求。中小企业的雇主和雇员多像一家人，关系更融洽，在经济危机中能生死与共。另外，在高科技的时代，中小企业往往容易在创新上领先。从硅谷到东京、欧洲各大都市，新兴的高科技风险产业多是以几个人凑合而成的小企业开始。在美国，小企业就雇用着51％的劳动力，生产着52％的ＧＤＰ，创造着60％~80％的新工作，并占据了90％的高技术出口。与此相对，经济比较落后的印度，中小企业在ＧＤＰ中的份额在2012年才能达到22％。可见，中小企业的主宰并不代表着落后，而是先进经济的象征。
大国小业：我们不得不面临的抉择（3）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状况。根据《上海证券报》2009年5月的报道，中国的中小企业已有近5 000万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3％，所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上缴税收约为国家税收总额的50％，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中国65％的专利、75％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都是由这些中小企业完成的。这本来是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但是，对中小企业的歧视却无处不在。自1996年11月到2008年11月，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在全国贷款余额中的比重一路下滑，从之前的75％下降到2008的近38％。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陆岷峰在对1 000户小企业调查后发现，至少有95％的中小企业难以符合现行贷款要素的制度要求。另据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侯云春透露的数据，中国目前有80％的中小企业主要依靠自行融资来开办和扩张，90％以上的初始资本来源于其主要的所有者、合伙发起人和家庭；只有29％的中小企业在前5年中得到了有保障的贷款；这只占银行贷款总额的1％。
中国已经崛起为一个经济大国。但是，随之而来经济民族主义的大国心态，则会严重危害中国经济的发展，值得警惕。比如，通过国家权力集中资源建造“大飞机”这类宏伟项目，听起来很长志气，实际上经济效益则往往很差。要知道，这类“大件”所需要的一大堆非常繁杂细小的技术集合。没有“小”，就无法凭空创造出“大”来。而这些“小技术”，则多是由中小企业发展出来的。比如日本许多世界级大公司的技术，都是外包给小企业做出来的。我们不要忘记，中国最早的民间企业，是一分钱一碗的大碗茶卖出来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也是从民间的几个小公司发展起来的。小企业越多、越繁荣，社会就越进步，经济就越发达，“创新型社会”就越有起步的可能。中国最丰富的资源是人力资源。民间的杰出人才非常多。但是，在大企业的统治下，这些人才大多会窒息在公司的科层阶梯上。回想在改革开放之初，有人人下海的风气。那时新的经济自由所刺激的大量小企业的涌现，也正是中国经济的动力所在。如今的危险是，有相当多的人把那一段生机勃勃的发展看成是起步时期的混乱，试图将之“正规化”、“现代化”。沃尔玛、麦当劳、微软、丰田，成了中国企业界追求的典范。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渴望，发挥规模经济优势的理念，可能会把中小企业边缘化。
未来的比尔·盖茨也许正在哈佛乱糟糟的宿舍里筹划第一笔买卖，我们则把大学生摆摊看成不务正业，学校甚至严令禁止。民间小企业往往在资金上缺乏支持，在政治上也缺乏保护。这都可能扼杀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中国要做大国，但必须从“小业”开始。因为“小业”恰恰能给个人聪明才智的发挥创造最大的自由。
人重物轻：大国崛起
市场经济的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高工资不仅刺激了国民财富的增长，而且也是国民财富增长的自然征候。高工资并不决定于国民财富的总量，而决定于国民财富的增长速度。比如，在英国治下的北美殖民地，也就是后来独立成为美国的地区，工资水平高于英国，最具发展的前景；英国是欧洲工资最高的地区之一，经济增长也相当强劲；中国则是到亚当·斯密生活的时代为止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是下层百姓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中国的发展早已经到了顶峰、陷入了长期的停滞。
我们必须注意到，在亚当·斯密发表上述这番见解时，英国工业革命基本还没有发生；美国尚不存在，那13个偏僻的殖民地即使在美洲也不是经济的中心（当时美洲的经济中心主要集中在使用奴隶的加勒比地区的种植园）；中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然而，没过多久，亚当·斯密的预言全部应验：英国崛起为一个“日不落”的世界帝国；美国则来势更猛，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取而代之；最富有的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受尽凌辱。这样的历史教训，足以让今日的中国惊醒。也许，中国将在未来几十年内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如果中国不改变目前这种国富民穷、大国小民的状况，亚当·斯密200多年前的预言对今日的中国就也同样适用。
现代世界史，基本被英美两强国所主宰。自18世纪中期“七年战争”后，英国就成为了世界强权国家，到了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后奠定了其“日不落”帝国的地位。美国则在19世纪末开始取而代之，自20世纪起主宰了世界。在这期间，虽然两国不断受到来自德国、日本、前苏联等新兴力量的挑战，但最终仍能维持长盛不衰。以至于有人称现代世界实际上是被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所主宰。
那么，这种资本主义的力量在哪里？正在寻求大国地位的中国对此不可不察。
最近，着名的英国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出版的《全球化视野中的英国工业革命》（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对西方几十年来的研究进行了十分精彩的总结。对工业革命的传统解释，多集中于供应一端，即技术的发明创造，如珍妮纺织机、蒸汽机、铁路的诞生或工厂等新型企业组织的形成，传统观点传认为是这些技术和组织的突破把世界经济带入了现代。但是，这套学说到了20世纪就越来越受质疑。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学者的目光拓展到了需求的层面上。他们发现：促发工业革命的那些技术因素，在欧洲大陆基本都存在。比如荷兰、意大利、德意志地区的科技水平，都足以把世界带进蒸汽机时代。可惜，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这些地区因为不具备市场潜力而没有被开发出来。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英国发生，是因为英国掌握着足以使这些技术创造利润的市场。
那么，这一市场哪里来？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来概况就是“人重物轻”。在18世纪，英国是欧洲劳动力价格最高的国家之一（大概仅次于荷兰），逼得雇主挖空心思节省人力，最后采取了机器生产的模式。而机器生产需要的大规模投资在当时是前所未闻的，必须慎之又慎。只有在劳动力价格高到一定程度时，用机器替换劳动力才是理性的投资。在欧洲大陆，大国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低，与其购买昂贵的机器，还不如使用廉价的人力。最富裕的是几个小国，如荷兰和北意大利地区的城市国家，本身都不具备吸收机器提高生产量的市场规模。所以，欧陆国家即使有工业技术也不会采用。另外，机器生产需要大量的煤炭来驱动。英国则正好蕴藏着大量的煤炭资源。特别是美洲的开发，使英国额外获得了大量廉价的原材料。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使原材料和燃料价格变得特别便宜，大大降低了用机器代替人力的成本。
美国的情况更是如此。如亚当·斯密指出，18世纪中叶美洲英属殖民地的劳动力比英国还要昂贵。纽约州的工价比伦敦还高。同时，美洲殖民地资源更丰富，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更便宜。比如，弗吉尼亚州有着名的“50英亩规则”。由于劳动力稀缺，为了吸引劳动力，该州允诺每个白人男性只要登上弗吉尼亚的海岸，就可以免费获得50英亩的土地（一个标准的奥林匹克足球场为两英亩左右）。在那里人有多“重”，物有多“轻”，由此可见一斑。所以在美洲殖民地尤其是后来的美国，用机器代替人力就更为迫切、更有利润。事实上，美国在19世纪末之所以能够超越英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其能源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经济体系为现代科技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