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云鹏开始召集所有项目组成员进行解决方案的讨论，他要求下属建立起详细的讨论文档。
他们设计了两套解决方案，一套方案是对原有模块进行修改，另一套方案是做出一个新的、优化后的模块。
何云鹏其实有自己的想法，他希望做一套新的模块，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可以带一带加入团队不到一年的年轻人，使他们快速成长起来。
他们一共有3周时间，这比战嘉瑾给他们的期限更短，比青岛给战嘉瑾的期限更短。他们花了一个星期讨论，又花了一个星期分配任务，最后一个星期，他们写出了代码。
然后，他们成功了。
两套方案都成功了。
系统终于可以按照设计意图正常运转起来，清晰稳定的图像处理效果在三个多月后终于再次出现了。
时间是2003年底。一个旧的年头即将结束，一个新的年头马上就要开始的时候。这是一个好兆头的开始。
“2004年最终采用了新方案，” 何云鹏说，“通过这次锻炼，新员工也融进了集体之中。”
这并不是战嘉瑾和何云鹏最大的收获。最大的收获是他们通过反思，有了一套项目管理的心得。
事实上，吞噬了他们一个季度的“难点”并不是什么天大的问题，战嘉瑾的描述是“因为疏忽，有一个元器件型号搞错了”，何云鹏也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问题？
为什么仅仅验证中的一个很小的疏忽就迫使所有设计人员加班加点、花了整整一个季度的时间去苦苦寻找原因？
战嘉瑾在反思。
何云鹏也在反思。
他们从项目组3年来的运作想到了自己对项目组的管理：3年来，大家一直是靠激情向前推进，事实上每个人都在单打独斗而不是分工协作。
看起来每个人都干劲十足，整个项目小组都热火朝天，但每个人都有一种属于自己的代码风格，却没有一种风格属于整个项目小组。也就是说，大家各干各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所以，当出现一些小问题，甚至仅仅通过对方案进行优化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时，他们反而因为代码风格不同而无法找到突破口。
战嘉瑾和何云鹏发现了真正的“难点”，他们开始发起一场大讨论，他们希望这场大讨论不止能够促成一种统一的代码风格，还能使“11罗汉”真正成为一个坚强统一的团队。
他们所组织的讨论以及随后的培训，使整个项目组的凝聚力得以提升。当发现个别人有些自满时，何云鹏则与他们座谈，要他们警惕自满心态，要谦虚和主动，遇到困难时也不要有太多挫折感，“不要太脆弱”。
前进，挫折，前进，挫折，前进……
他们就是这样在挫折中成长的。从“11罗汉”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团队，从一盘散沙凝聚为一块岩石，从脆弱变得坚强，从激情洋溢变得理性节制。
作为一个团队，他们长大了。
他们的长大就如同何云鹏描述的那样：“小公司（组织）要壮大，要经历几个阶段，出现几次危机。必须事先预想到这些危机，让团队在应对危机时发生质变，得到巨大提升。”
每一次应对危机，都被何云鹏形容为“二次创业”。“我们只是海信二次创业的一个部分、一个步骤。在一次创业后，活力渐退，观念老化了，现在海信要靠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来进行二次创业。”
在何云鹏看来，成败的关键在于执行力，执行力的关键在中层干部。他的话让我想起了他们在“验证事件”中的表现，事实上可以用两本管理类的畅销书题目进行描述：
赢在执行。
细节决定成败。
何云鹏身上体现的成功者特质是什么？
如果你是周厚健，你会给予何云鹏一个什么样的管理者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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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行？”
“信芯”的开发终于回到了正途，快速的推进也终于得以延续。
从2003年10月到2004年1月，四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又完成了RTL电路的设计。
2003年底，他们设计的第一块芯片验证板诞生。这是一个不到一张A4纸大小的电路板，上面倾注了集成电路设计人员一年多的全部心血，是设计人员十几万行设计代码的体现，集成了300多万个晶体管，可用于液晶显示行业。
2004年初，芯片就要进入关键的流片阶段。
恰恰在这个时候，来自自身和外界的怀疑恰恰在这个时候让他们的脚步徘徊起来——
这个项目能成功吗？
我们自己的芯片开发人员能力到底如何？
这个出自中国人之手的芯片能够真正用在现在的整机产品上吗？
是否可以真正替代目前电视整机产品里的国外芯片？
这是“验证事件”的后遗症。那一场“验证事件”对“11罗汉”最大的伤害是他们曾经丧失了自信心，曾经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英雄梦”。
现在，它又出现了。
周厚健曾经分析过那桩几乎令战嘉瑾他们崩溃的“验证事件”。他说：
“实际上，没有投入的时候就不能发现这些问题。华罗庚说过一句话：读书有两个过程，第一个是从薄读厚，第二个是从厚读薄。我认为他们是在从薄读厚的时候产生了动摇，实际上这已经是一个飞跃了。他们不应该失去信心，最困难的时候应该是你读的书还是薄的时候，这是最困难的。最困难的时候，他们都敢去做，到后来你还没有把书读厚时更不能放弃。第二个薄和第一个薄是质的不同。第一个薄是当时没有感觉到还有这么大的难度，是一种无知的薄；第二个是我把书消化完了，是吸收之后的薄。
什么叫有信心？最后见到成果的时候才叫信心，那个信心才是实实在在的，前面的那些都只是假设。没有成功谁也不敢说有实在的信心。你想，就在你们一点东西里面，大概几十个平方毫米吧，要布局几百万个逻辑门，一门电路里有几个晶体管。所以不流片出来怎么能知道是否成功。”
是的，所有信心都只是假设，在“信芯”流片成功前，它们都是虚无的，都是空幻的，都是美丽的肥皂光，可望而不可即。
青岛对战嘉瑾的无形压力依旧存在，依旧使战嘉瑾这位“带头大哥”紧张和焦虑。事实上，他也应该焦虑，就在他们遭遇“验证事件”停滞不前的时候，是他拍胸脯向周厚健、夏晓东他们打包票说“没问题”的。依照海信对管理人员的要求，拍过胸脯的人如果不能保证确实“没问题”，他在海信的前途就完蛋了。
还有一次，他带队为周厚健他们演示“信芯”效果时，就被周厚健痛斥了一顿。周厚健后来说：
“在开发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在给我们做项目演示的时候，利用设置来回避存在的不足。当时我很严肃地批评了他们：我说我们搞的是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搞不出来不要紧，我们一点错误也没有，但是如果我们科学的态度出了问题的话，那就不行。你们要大胆地暴露你们的问题，包括对我们这些人演示，你们不应该用设置来掩盖问题。他们也认可了这一点。我多少还懂一点技术。回去后他们很快就进行了改进，很快把问题给解决了。”
太多的焦虑，太大的压力，太遥远的未来，太密集的不确定性……这些已知和未知，考验着海信太多的人。
“我们自己、领导都需要更多的理由来验证这些不确定因素，这些问题也考验着我们的团队和我们设计的芯片，也同样考验着集团的领导，考验着海信自主创新的理念。”战嘉瑾说。
但是，像周厚健一样，战嘉瑾没有任何退路。
2004年元旦刚过，战嘉瑾和何云鹏就带着他们开发设计的FPGA验证演示系统，向周厚健、夏晓东等人和海信电器整机部门进行汇报、演示，讲解和说明他们所做芯片的原理、性能和可能达到的使用效果。
一次又一次汇报，一次又一次提出问题。
整整半年时间都是“市场推广”，整整半年时间他们都在等一个答复：
“我们做得行不行？”
除非周厚健和夏晓东说他们“行”，否则他们就“不行”。
周厚健和夏晓东最终告诉他们：“行。”
战嘉瑾的描述是：“一直到了6月，终于得到了认可，认为技术上已不存在问题，成本分析也有优势。”
那时候，正是###总理到海信视察的时候，战嘉瑾为总理做了“信芯”的演示，总理与周厚健作了一个约定，让周厚健在“信芯”最终成功后写信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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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的诞生（1）
在周厚健和夏晓东说“行”之后，在总理与周厚健作了一个约定后，“信芯”又开始向“纵深”推进。
战嘉瑾他们带着海信电器整机部门的反馈信息开始做一些改进，原来的计划也照旧进行。这种齐头并进局面的形成，并且能够有条不紊地推进，现在想来，的确要归功于何云鹏对项目管理的设计。
2004年5月，电路的设计验证工作完成。
接下来的两个月，他们完成了芯片的IP整合。
又花了两个月时间，他们完成了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
此时，国家领导人的来访和鼓励给了他们更大的力量。
到2004年9月28日，他们完成了“数字视频处理器芯片VPE1X”的全部设计工作，芯片设计交付加工厂加工。
单调的记述无法证明战嘉瑾、何云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以及他们所承受的压力。
何云鹏说，从2004年6月开始，他们就一直在寻找后端服务，进行后端设计。“战工两头跑，我负责上海的电路及后端开发。我们在后端设计时，要做出一个实实在在的芯片，压力很大。”
他们的压力来自可能出现的任何小问题，因为每个小问题都可能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一年前的“验证事件”已经证明了这后果到底有多严重。他们忐忑不安，他们相互打气，相互安慰，相互许诺：
“一定要赶上进度。”
“一定会保证质量。”
一直到9月28日，他们还在调试。他们试图在流片前将所有已经出现的问题和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全部解决掉。
将方案交出去的那一刻，战嘉瑾和何云鹏松了一口气，“11罗汉”都松了一口气。接着，他们的心又悬了起来。
在流片成功前，一切其实都还是零。
战嘉瑾后来说：“我们的开发、测试工作一直在做，没有明确的工作完成时间点，直到2004年9月28日。就是在这一天，我们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做好交出去生产。一次的流片费用就是100万元以上，我们拿出去的东西如果流片后不工作、如果需要改动（哪怕只在代码上改动一个小标点），海信的这100万元就等于付之东流。
“流片前的那一段时间集团领导和我们的压力都很大：企业的投入不能因为工作不细致而白白浪费，我们十来个人几年的心血需要成功。所以，整个9月份，我们常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进行系统的反复验证。芯片仿真计算的工作量跑一次要两天才能看到结果，我们要充分利用晚上的时间——人休息时，机器必须工作起来。每天晚上当机器运转起来时，我们才回去睡觉。”
11月27日，海信芯片完成MPW流片，专业测试通过验证，何云鹏“终于放下了悬着的心”。
事实上，在测试的过程中，刚刚在11月27日放下的心没过几天又悬了起来，在12月初的应用前测试中，自动测试程序的开发又遇到了问题，这些问题困扰了他们整整3个星期。
他们交给测试公司的一些文件始终无法转化，输入时是正确的，输出时却是乱的。他们整天往测试公司跑，从圣诞节跑到了元旦。
2005年元旦的上海飘着大雪，那是一场罕见的大雪，预示着一个好年景的开始。半夜的时候，战嘉瑾和何云鹏他们从测试公司走出来，路上已经没有了出租车，他们在纷飞的大雪中走了很远的路，在洁白的雪花簇拥下互祝“新年快乐”。
测试问题刚刚解决，他们又发现了“信芯”数据不稳定、毛刺多，无法调试，他们做出的仿真结果与实际出来的结果对不上。他们与测试公司开了好几个会进行论证都没有结果。
何云鹏猜测了几个原因。他针对这几个原因进行几天试验。进行后端服务的那家公司的专家们从理论上反对他的推测，他则固执己见。结果他成功了。这也使他更加相信：“书本上的东西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类似的测试做了几十种，每一种的数据都达到几百兆，有几十万到几百万的代码，如果有一行代码出现问题，就需要在这几百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