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们已经都知道了。”他驳回。 “你我可能知道，但他们不知道。我需要有一个相当明确的头衔来面对同仁。如果您任命我为执行副总裁，那我对您的帮助会更大。如果不行，我就得考虑别的选择了。”我重复了这种几乎不加掩饰的威胁，好像随时准备打起背包去纽约。 最后，米勒看出了我这套滑头把戏的实质。“你来写新闻稿，我拿去发表。”他说。 保尔·米勒极有风度。他喜欢体面地赢，但输也输得有风度，脸上挂着笑，还跟你握手。 这样，我就把自己提升为执行副总裁了。当时我42岁，感觉自己到了世界顶峰。老板差不多60岁了，我感觉自己很快就要坐到他的位置上去了。 不久就发现，米勒对此重新加以考虑了。他想要我放慢速度，而不是加速列车运行。 我加快速度，印好了信纸名片，加上我的新职位。我把发给加内特公司各位编辑的关于一个即将到来的项目信件复印了一份给米勒。 他在印有我职位的那个角上用铅笔画了一个圆圈，并写道：“为何要印新信纸？” 我立即予以反击：“原来的信纸已经过时了。我已经有了新职位，还记得吗？” 老板与即将接任的新老板之间就备忘录进行的战斗早已经打响。后来连续打了7年，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战斗越来越严酷了。 事实上，担任新职位的头几年，我们两个人彼此容忍的情况相当不错。他喜欢我们给全国范围的加内特公司营造的更佳形象。我喜欢所采取的行动和更宽阔的视野。 但是，一些小事情让他不安。一般来说，这些事情是我在报纸的事情上带来的一些变更，或者是不愿意做出的变更。 米勒是尼克松总统和副总统阿格尼斯的高尔夫球友，他不喜欢看到新闻对这两个人的处理方式。 他发了一封电报给华盛顿地区编辑部的主任杰克·格蒙德：“请不要再写阿格尼斯在‘批评、质问、严责大学领导和年轻人’这一类的话了。这是不准确、也不公平的。不要以不公平和错误的方法滥发言论了，而你们那个编辑部最近好几天都在这么干。” ＇返回目录＇
击败老板（3）
关于电报的事情，格蒙德打来了电话。我告诉他别理睬。 之后我跟米勒写了这么一张条子：“建议您不要再对像格蒙德这样的记者说他们应该写什么，不应该写什么。至少您应该事先跟我商量这一类的事情吧？！” 米勒予以回击，用铅笔草草地写出了这样的辩驳： “我是老板，对吧？！请努力记住这一点。” 的确是不错的建议。我的裤子已经显得有点窄小了。 破烂报纸 格蒙德后来退出加内特公司，去《华盛顿星报》当了政论记者。告别的时候，他称加内特公司是“一堆破烂报纸”。 米勒贪求他作为《罗切斯特时报联盟》编辑的职位，希望该报的一切都反映出他那种超级保守的思想观点。 我们每周都登载《纽约时报》的鲁塞尔·贝克主持的一个辛迪加栏目，而米勒对此栏目写了一张严厉的字条，说：“为什么要把贝克的许多栏目里面的垃圾，包括今天的那一栏印在我们的报纸里？不要再印了。” 我们没有听他的。我给米勒写了这么一张字条： “《罗切斯特时报联盟》今年的发行量仅增长了2000份，而《民主党人和新闻报》的发行量却增长了3000份，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编辑们为时报联盟挑选内容时，常常要把你的兴趣考虑在内，而不是多达10万的读者家庭的广泛的不同的兴趣。” 这个字条激怒了他，我也知道会激怒他的。他做出了反击： “这可真是愚蠢之言，而且完全没有证据。无论怎么说，如果扩大发行量是指把一堆垃圾印在报纸上……那我就不用操心发行量的事情了。” 尽管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尽管我自己也越来越烦躁，但是，加内特公司的事情还是没有受影响，运转良好。米勒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他在美联社的角色中，包括几次海外的突袭活动。加内特公司内部哪怕很保守的业务层也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事实：米勒不在的时候由我负责。 但是，只要有机会，我就会不断地催促米勒把他自己提升为主席，并任命我为总裁。最后，在1970年5月26日举行的年度会议上，他变得温和起来，并做出了他自己所谓的惊人公告──任命我为加内特公司的总裁。 我得到自己想要的了，但是，所产生的反应对米勒来说却太大了。 第二天，他竭尽全力想通过这样一份备忘录反悔他自己说过的话： 致加内特公司所有出版人、总经理及编辑： 昨天晚上，我在公司年度大会上宣布了本人当选为公司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并宣布艾尔·纽哈斯为公司总裁。公布了这个消息后，显然已经出现了一些混乱状态…… 当然，美联社并不帮忙。也许大家已经知道了，我最喜欢的那家通讯社报道说，米勒已经“引退了”。 我附带一份供会议使用的陈述。如我所说，本人已经接受公司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的职位。 在加内特公司，主席将成为最高职位。 艾尔是我的代理人，也是我的得力助手，他的全称是总裁，我和公司董事会指派他为首席运营官。但是，这是一种描述性的说法，并非其职位的一部分。 我在不到24小时内由首席运营官变成了助手。我感觉到他开始怨恨自己被迫去做的事情了。从那天起，事情已经很明显，再怎么哄他也不能让他交出首席执行官的职位了。 米勒65岁的生日接近了，他在加内特公司董事会里最好的朋友、罗切斯特的银行家约翰·雷明顿建议我们为保尔举办一个大型的生日宴会。 我们请米勒的妻子路易丝也参加筹划，她的热情很高。我们把罗切斯特乡村俱乐部全都订下了，邀请了全纽约州有头有脸的人物。 抵制自己的生日宴会 发出邀请函的那天，雷明顿把我们为他所做的安排这个惊喜的消息告诉了他。 米勒说：“我才不去！” 雷明顿觉得保尔是在开玩笑，但是，他这种态度的原因很快就明朗了： “你去告诉纽哈斯，我知道他想干什么。他想让人人都十分明白我已经65岁了。我是说真的，我不去。” 雷明顿进退两难，跑来找我。邀请函已经发出去了。我们还能做什么？ “那是你的问题，约翰，”我说，“坦率地讲，反正是他自己的生日宴会，他去不去我才懒得管呢。” 到最后，雷明顿说服保尔，要他务必参加。他整个一晚上都不开心。 宴会结束之后，我向他保证说，再也不会为他安排生日宴会了。我一直信守这个诺言，直到他80岁生日。那个时候，他已经退休了，也更老成了，喜欢我对他的每一点注意，哪怕这样的注意会更加突出他的年龄。首席执行官的职位拿到手之后，我也老成得起了，至少在保尔·米勒面前是如此。 米勒抱怨我太急躁，这样的怨愤越来越针对个人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比在1972年11月在堪萨斯城召开的美联社执行编辑大会上更愤怒的时候。 当年早些时候，我的第一次婚姻以离婚结束。当时我在与罗里·威尔逊约会，她是佛罗里达州一位颇受欢迎的参议员，当时引起媒体注意，因为她是作为独立参选人被选为议员的。 ＇返回目录＇ txt小说上传分享
击败老板（4）
我以前请这位议员做过一个APME节目，跟阿拉巴马州的州长乔治·华莱斯和他当时的妻子勒琳以及“杜恩斯贝里”艺术家加里·特鲁多一起进行一场政治话题的专家讨论。 罗里参议员过来以后，我安排她住在宾馆里，是保尔·米勒的套间。她只是在那里过一夜，而米勒要到第二天才回来。当然，我把老板豪华的套间给她住，目的也是想给约会的对象留下深一点的印象。 第二天下午，米勒打电话要我去他的套间。 他大发脾气：“你是想自动辞职，还是被开除，或者从头干起呢？” “你在说什么事情？”我问。 “你不觉得我知道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吗？你让那个女人住在我的套间里。你好大的胆子！”他一脸铁青。 “你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我问。 “我他妈的才不管她是谁哩。你让她住在我的套间里。很多人在谈论那个女人住在我的套间里这件事情！”他气得不行。 我想，要是说句俏皮话，也许能够让他安静下来。 “你昨晚不在这里，所以没有人会认为你跟她睡过觉。我也没有跟她睡觉，没有在你的套间里睡。”我最后补上一句，是为了言词准确无误，“所以说，这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他气急败坏，让我马上滚出房间，否则他要将我扔出去。 后来，我和罗里结了婚，保尔和她成为好朋友。 当天晚上，我和保尔在一个会议接待室里碰上了，他又变成了一个十分友好的人，而且是他那种特色的友好，根本就不提那天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无论私下里多么可恶，公开场合他总是一位礼貌先生。 这是与保尔·米勒斗争当中令人痛苦的一部分。我跟任何人一样都想好好打一场硬仗，尤其是当赌注是我老板作为首席执行官的那个职位。但是，我的竞争对象又是一位师长，虽然刚愎自用，但却很有风度。 甚至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内心里还是在感到遗憾，不该让事情变得那么难受的。但是，要让一个到了时间却不肯让位的老板离开他的座位，并没有让人人都开心的好办法。当老板迷恋权力，大部分事情悬置不决的时候，对于公司的损害是很大的。 65岁生日宴会事件使我相信，再也不可能哄着米勒改变他的角色或者我的角色了。我推测，下次再不能手下留情了，必须带上大锤子。这样，我就开始找锤子了。 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加内特的董事会一共有12名董事。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特点： ◇ 全都是男性白人。 ◇ 所有董事都是米勒提拔到董事会的。 即使如此，大部分人还是慢慢地对我产生了尊敬。在他们看来十分清楚的是，实际上是我在掌握着公司的运转。 有一些──而非全部──董事感觉到，加内特公司不成文的规定是，65岁就退休，这样的规定应该适用于所有人，包括首席执行官在内。 最强有力的董事是詹姆斯·韦勃，就是约翰·F·肯尼迪总统提拔去当美国航空航天局局长，完成首次登月飞行任务的那一位。韦勃还在杜鲁门政府当过副国务卿和预算主管人。 保尔问题：好友兼保护者 最软弱的一位董事是威廉·罗杰斯。他一直担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司法部长，后来又在尼克松总统手下当国务卿，直到亨利·基辛格接管他的权力。罗杰斯长期以来一直都是米勒的高尔夫球友。 韦勃是董事会管理交接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的其他董事为罗切斯特市的银行家威尔莫·克莱格和前任商务部长亚历山大·特罗布里奇。 65岁生日宴会事件之后，我和韦勃经常在非正式的场合谈起我们所谓的保尔问题。韦勃告诉我说，根据他的试探，差不多所有董事都赞成我当首席执行官，惟一的不合作者就是罗杰斯。他认为应该只有保尔本人才能决定什么时候或者是否下台。 “如果你愿意让保尔继续当主席而由你出任首席执行官和总裁，我觉得我可以安排此事。”韦勃主动提议。 我告诉他，这个想法正中下怀：“我可不想一脚踹走雇用我的人。我只是觉得已经到了宣布我是老板的时候了，因为只有我，才能够让加内特公司重新挂上档位。” 韦勃不断遇到来自罗杰斯的抵抗，这是保尔问题中的另一个部分，就是保尔的保护者。韦勃是一位管理人，也是一位妥协者，他喜欢在任何事情上都达成一致意见，因此，他就想不断地推迟不可避免的难题。 我自己的探查说明，如果靠投票表决，我可以得到10票赞成2票反对的结果。米勒得到的票只能是他自己的一票加上他的保护者罗杰斯的一票。 进入1973年以后，我就着手行动了。 “吉姆啊，今年非开始不可了。”我告诉韦勃说，“保尔今年就67岁了，我也到了49岁。如果我今年当不成首席执行官，对我和加内特公司来说就是到了尽头。” 这不是威胁，而是一种许诺。韦勃知道我是来真的了。 1973年4月，他安排保尔和我私下里见面，见面地点就在他家，是华盛顿的马萨诸塞大道。那是外交官们住的地方，但是，韦勃对待米勒的方法一点也显不出外交官的风范。 ＇返回目录＇
击败老板（5）
韦勃的妻子帕特茜给我们所有人倒上茶。之后，韦勃直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