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简洁明了的话语和绷紧的面孔向我表明了他已经信心全无。他的求生意志已经崩溃了，现在几乎是等死了。
很清楚，在我面前的只是他的身体，只是在家人的强迫之下他才会勉强来到这里，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救了。行尸走肉，我心里勾画出这样一幅图像。
在体检报告上，拉斯的心脏症状并不容乐观。他仅有46岁，但已经患上严重的冠心病，而且，心脏移植已经宣告失败了。虽然他一年前做过一次心脏搭桥手术，但那次手术并不成功。他体内的甘油三酸酯指标和胆固醇指标都非常高，所以，他一直患有高血压所带来的狭心症。
但是，体检报告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死。我们也不能简单地通过心电图、胆固醇值等检测手段对心脏进行完整深入的洞悉。也许，拉斯的病情资料和体检报告会成叠地高高摞在我的办公桌上，但是，正如我多年行医所见所闻的一样，病情的真相也许铭刻于他们的心脏深处，正等着向别人倾诉。
随着我的病情询问，我发现拉斯好像正在作茧自缚。每次我让他多谈谈自己的病情时，他都会把那张僵硬的脸扭到一边，让他的妻子来说话。
他的妻子是个个子矮小、满面愁容的女人，她很愿意复述有关丈夫病情的一切。“自从他接受了搭桥手术以后，我们的家庭就快垮了，”她手里绞着一条舒洁纸巾，告诉我说，“他无法再工作，我们的收入也减少了，拉斯甚至不让我们再装空调了。”
我注意到拉斯的拳头正握紧放在膝盖上，他的妻子抱怨不休的时候，拳头握得更紧了。他的心肠坚硬如铁。
我知道要改变和感化拉斯，是一项挑战。但是，我还是用惯常的手法进行下去：我一五一十地把我成功医治的那些与他类似的病例告诉他；我问他更多更深入的问题；我还提及了他的家庭。但是，当我们继续谈下去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事情是我无法控制的，我得到了比摆放在我面前的病情报告更多更全面的个人讯息：他曾经是一名装得起热水器和空调的雇员，他在空手道比赛中获得过黑腰带；可如今，心脏病使他丧失了劳动能力，养家糊口成了严重的问题。
他曾经身强力壮、灵活矫健。得了狭心症以后，他无法工作、行走或进行体育锻炼。狭心症使得心肌发生短暂性缺氧，让身体肌肉无法得到充足的血液供应。
我一直在告诉我的病人，如果得了狭心症，这就意味着心脏在发出警讯：“小心！”
每个人在不同阶段都可能得上狭心症。如果在爬山时，你也许会感觉到胸部发闷；在铺床时，后背也常常会发生疼痛；或者在慢跑时颚部发生的疼痛，这些都与狭心症有关系。
拉斯的狭心症其实已经是一种警告了。但是，要把心脏的所有密语讯号一一解读出来，其困难程度不啻于学会一门外语。拉斯的心脏正以一种尖锐的特别方式呼号着，但它到底在说什么呢？
作为一名心脏病专家，我发现最棘手的任务并不是割掉一个血管瘤，或者把一根支架放到堵塞了的动脉中去。事实上，这些过程易如反掌。但是，把生存的希望注入到垂死病人的心中，却难于上青天。
我仔细地端详着拉斯的表情，想找到一个切入点。我的问题其实用一句话就能概括出来。他在回避着我的视线。对这样的病人，我应该怎么办呢？
在阅读了他的病情报告之后，我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他，我决定再进行一次支架手术，让他的动脉畅通，使得血液能顺畅地流到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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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愤怒的回声（3）
“我有很多像你一样得了狭心症的患者，他们在接受了支架手术以后，病情得到了缓解。”我拿出一张心电图表向拉斯展示，支架如何疏通了堵塞的动脉。“然后，我们可以看看你应该怎么改变生活方式，来真正扭转病情。”
拉斯谨慎地听着我的话，最后，他同意了接受支架手术。但我怀疑他接受的原因还是出于他的妻子和儿子，他们恳求他再做一次手术，这比我的说服力要强得多。从他的表情我能看出，他对我的治疗计划半信半疑。
他对医生毫无信心，可是，谁能责怪他呢？他遇到的大夫把他的求生意志都给扼杀了，没有一丝希望。
在拉斯做手术的那天早上，我留意到他的妻子和儿子一起在等候室里等着，一杯杯地喝着咖啡。等候室是医院里最令人震慑的地点：焦心如焚的家人聚在一起，踱着步，无聊地翻阅着过期杂志，等候着在手术室里生死未卜的亲人。
我做过许多年的支架手术，已经驾轻就熟，所以，这也算是我的拿手好戏了。我的手术成功率是99％，因此，我对拉斯的手术结果充满信心。
“手术做完了，你感觉就会好多了。”当拉斯躺在手术车上时，我安慰他说。但是，他惟一的反应只是半信半疑地点了点头。
手术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一桩极其罕见的意外发生了。令我难以置信的是，拉斯的一条血管破裂了，大股血流正涌向他的胸腔。这真是最糟糕的突发事件了，其发生率低于1％。
“哦，不！”我喃喃地说，手术室护士也焦急地看着我。
“我想莫根医生正在当班，马上传唤他过来。”几分钟后我命令护士说。
我发疯似的试着一切我能想到的办法来止血。这时，莫根医生也进入手术室，看着拉斯。
“情况很不妙，米米，”他低声嘀咕着，“你应该知道他不适合做搭桥手术的。为什么你还让他做手术呢？”
“我希望你能往好处多想想，别太悲观了。”
“对不起。”他说了一句，然后回到他的位置去了。拉斯的血管太细了，所以，他接受搭桥手术并生还的几率几乎为零。我们必须找出立竿见影的办法。我的手不断地操作着，脑子里飞快回忆着过去我在医学专著上看过的所有处理办法和听过的急救药。但是，这一刻都无济于事。
等我抬起头来的时候，两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我还找不到北。我到底在忙些什么？我自己也不清楚。我满心里只挂虑着拉斯，无暇理会自己的疲劳。这一紧急情况使我的头脑处于高度亢奋的状态，心脏激烈地砰砰跳着。我发现拉斯正在挪动着大腿，在手术过程中，这种动作太危险了。“我头晕得很，大夫，”他咕哝着说，“我胸口非常痛。”
几分钟之后，他的血压急剧下降；我似乎就要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我不能让他倒在手术台上，我必须做最后一线努力，把他的血止住。最后，我把麻醉师也叫过来了，加大了麻醉的剂量，使拉斯安静下来。
“只要你坚持一会儿，一切都会好起来了。我们会竭尽所能来挽救你。”我对拉斯喃喃地说。他打了麻药以后，又陷于昏睡中，我意识到刚才我对他说的话，其实是说给我自己听的。
我想象着如果把我们回天乏力的坏消息告诉拉斯的妻儿时，将会看到怎么悲惨的情景。但是，我很快把这幅画面驱散了。毫无疑问，我必须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否则，拉斯就会没命了。
我用尽了一切办法，但我根本没法把拉斯破裂的血管封闭起来。快过去五个小时了，我头昏眼花，力不从心，就在这时，我突然想到一种我以前根本没用过的药品：明胶海绵。这是一种凝血剂，通常用于凝结住血流不止的动脉。
当我把明胶海绵注射进拉斯的血管时，我万分欣慰地发现血终于止住了。
我用力眨着双眼，以确信自己不是在做梦。
“你看到了吗？血止住了！”
护士和我一样欣喜若狂。拉斯的血压又恢复了正常，我们终于成功地完成了手术。
不久之后，当我走近监护室里拉斯的床位时，我停下来观察他，他紧闭着双眼躺在那儿。
麻醉药已经失效了，他的面部表情也放松下来，在这终于波平浪静的一刻，我得以一瞥他的另一面——这是一个更为年轻而脆弱的拉斯。
我站在那儿，突然想到自己十多岁第一次住院的情形。那时，我多么害怕打麻药，恐惧被一个人留在医院里，母亲的早逝给我带来的创伤仍未平复，医院里的一切都让我畏惧万分。有个好心的护士照料我，她和蔼善良得像天使一样，帮我盖上暖和的毛毯。其实，她并没有给我什么特别的照顾，但是，她的一举一动却透露着善意与关心，让我放松宽慰。
当拉斯清醒过来，睁开眼睛看着我时，我希望也能把同样的讯息传达给他。
在那几个血淋淋的小时里，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感情。在病历单上，我根本无法给予这种感情准确的衡量与解释。拉斯能活下来，这本身就是一项奇迹。
再过一个星期，我们再去巡房时，拉斯已经大为好转了。他能够站直身来了，他的眼睛明亮起来，他恢复了生气。
我像平常一样问了他一些问题。
第四章 愤怒的回声（4）
“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完全不同了。”
“好些了？”
他有点腼腆地承认了这一事实。
“嗯。”
他脱去衬衫，我听了听他的心跳。虽然那条我们试图搭架的小血管被我封上了，他的狭心症已经控制住了，但他明显还很虚弱。
当我转过身填写他的病情报告时，他低声对我说：
“我是印第安人黑脚部落Blankfott tribe，美国西部大平原印第安部落的一个支系。的后裔，”他说，“我的祖先是最早移居西部的一个部落。我们组成大约只有20个人的小部落进行迁徙，但我们会再汇集起来进行祭祀和贸易。我们还会捕猎野牛。”
我停下来不再写了。过去拉斯和我说话，总是万分紧张，我没有听过他这么洪亮而圆润的嗓音。事实上，我们见面以后，他根本没说过几句话。我放下笔来，转向他，很害怕打断他的话。
“我们一年中的头等大事便是太阳舞蹈Sundance，美洲印第安人的一种宗教仪式，因在跳舞时有注视太阳的习惯而得名。，我们聚在一起，向上天祈求丰收和安定吉祥。”
“直到19世纪末，我们还能击退白人的入侵。但野牛几近灭绝，我们也跟着败落了下去。我们部落里的人不得不求助于政府的印第安人管理机构，才能生存下去……”
为什么他要告诉我这些呢？我只是个医生而已，我非常疑惑地想着。这些事情与他的心脏有关系吗？我的眼睛又瞄了瞄钟；我在他身上已经耗费了不少时间了，但我忍住不去打断他的话。
当拉斯继续述说着他的故事时，我的护士从门外探进头了，给了我一个疑问的眼色。我得抓紧时间。可是，我还是向她点头示意，告诉她我还要多留在这里一会儿。然后，我做了我在医学院里从未做过的事。我摆脱了我作为科学从业者的特点——那种冲动、怀疑、力求一针见血地追求事物真相的思维方式。
我把我的仪器和病历本都放下来，让我的病人滔滔不绝地说下去。
我们的文化有着讲述故事的传统。我们特别渴望能向别人倾诉自己的生活，然后，反过来也喜欢聆听别人的故事。研究表明，随时随地都发生着的双向聆听与倾诉，是一种有效的治疗心理创伤的方式。
在医学上，这种交流也是很有效的。因为长久以来，这就是病人与医生交流的方式。病人描述自己的病情，医生加以判断，然后得出诊断结果。在血管造影术和心电图发明之前，大多数的医生便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行医的。
在很多年前，我还待在布鲁克林区祖母的身边时，我就一直扮演着聆听者的角色。我们有个小小的仪式，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行——公寓里头只有我和她两个人，她正忙着算账，我坐在厨房的饭桌上做着家庭作业。
我是一名勤奋好学的好学生，我有奋发向上的机会，不像祖母那样，由于从事繁重的家务劳动而无法继续求学。对于我祖母来说，我成了寄托她的理想的角色，她对我诉说着她曾经的梦想，以及她后来被现实磨灭掉的远大抱负。
我知道讲这些故事，对我们俩都有好处。她把嘉妮丽家族的优良传统传授给我，而且，在讲述过程中，她也得以发泄在心中郁积已久的愤怒与不满。她让我明白了，我的身上寄托了她未能实现的梦想。
我对她的在意与关心，对她也是一种很好的安抚。这是我们的约定：她是倾诉者，我是聆听者。我曾经想学英语专业，那就是因为我知道一个吸引人的故事应该是怎么样：情节、高潮应该怎么安排，我很清楚我祖母的故事结局，这样的结局，也许会应验到我自己头上。
在医学教学和训练中，这种聆听的角色并不受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