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参与者而非领导者的身份坐在这个研究小组里，倾听着心脏疾病给病人带来的困扰与折磨，听着医生一贯以来对病人采取了多么威慑与自负的态度。我一直吃着意大利辣香肠比萨，可现在我变成了素食主义者。我开始练习瑜伽，试图让自己心境清明，什么都不想，但偶尔那些外念还是会不时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杰克逊先生的电解试验我应该怎么处理呢？明天我还得做多少个支架手术呢？我付清住房按揭了吗？”
我跟着我身边的病人比划着瑜伽动作，她曾经两次遭受心脏病的袭击，在进行冥想时她念着“噢……”的瑜伽语音，面容平静祥和。我从医生那个高高在上的位置彻底走下来了，每个病人都成了我的老师。
当我看到病人是如何调节他们的压力时，我也开始在自己身上效仿了。我告诉我的秘书：“从现在起我要立一个规定：别给我预约太多门诊。从这周起，我吃完午饭后要休息一会儿，我午休的时候，希望没有人打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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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重重压力的迷雾（7）
我的秘书看着我，好像我神志不清。即使我工作过度，精神崩溃或者干脆得了心脏病，也没有我暂停工作给她的震惊更大。
我开始抽出时间，从那个全封闭式的心脏实验室里走出来透气。我像一只土拨鼠一样，呼吸户外那带着盐味和海水泡沫的空气。我运用上瑜伽课时教的呼吸训练，深深地把这些清新的空气吸到腹部，这样的深呼吸就像一只狗在劳累过度时的喘息一样。
这些改变是一种释放。我感觉到了身体核心的存在，好像一块重重的石头从我的肩上卸了下来。我的工作压力仍然很大，但我已经能避免铃声一响我就飞奔过去的情形。没有人再能这样要求我。我得自己把握自己。
而且，我慢慢地而且坚定地与我的病人一道，看到了实际效果。我发现自己更加强壮有力，睡得更香了。最后，我的胆固醇水平未经药物治疗也降低了，从320降至了99。
罗妮和我都为病人和我们自己的提升与改变感到振奋。我们开始考虑应该把两种疗法更好地融合起来——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取其所长，补其所短。这最后促成了斯克里普斯中心的综合性治疗手段的应用，这将结合了最先进的医学科技手段、营养学以及一些基于可检验结果的选择性辅助治疗手法，比如针灸、冥想和瑜伽。
把这些简单明晰的道理说清楚并非易事。当我坐在保罗面前，解释说如果他想延长生命的话就必须对生活方式进行大幅度调整时，我感觉到我之所以这样说的原因在于我仍然存活着，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幸运的是，对于保罗提出的许多特殊问题，我都有直截了当的回答。为了改变他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他雇用了一名私人训练师。为了减轻体重，他对自己的饮食习惯作了彻底的改变。
但我没有办法开出一个他最终必须事事遵守的复杂处方，我告诉他：“没有人时时盯着你，你得自己改变自己。”这才是问题的关键部分——他真的能摆脱以往压力巨大的生活方式吗？保罗痛下决心，退出公司的一线事务，开始以咨询顾问的形式参与公司事务，让他的助手来处理那些无关紧要的日常琐事。他自己从那个红得发烫的位置退下来了，他原先担负的责任真的也就消失无形了。他把缰绳松开了，然后，回来了。
对于像保罗这样热衷于权力支配的人来讲，这真是里程碑式的转变。
最后，他和他的家庭搬离了加州，搬到了东部的一家农场，开始过田园生活。在那里，他培养了一种具有古老情调的爱好——拉大提琴，而且，他把大量的时间放在了家庭上，在那以前，他曾因为工作完全忽略掉了家人。疾病的随时发作使得以往的生活和价值观变得毫无意义了。
像保罗这样由于疾病发作才不得不改变生活方式的病人，心脏病仍然是一个随时可能再发作的警讯。
当他躺在推往急救室的手术车上时，保罗模模糊糊地看到了那些惊恐万状的脸正在盯着他，这时他发现他不再顾虑利润率和股票价格，反倒回忆起30多年前看过的一场话剧《我们的小镇》里面的某些场景。
在话剧里，一位死于难产的妇女爱米丽，决定重返她的前世。当她在12岁生日的那天早晨醒来时，她惊讶于父母的年轻与美丽。她惊异地发现原先以为是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欢乐也好，悲伤也好，都有着无限的意味。
最后，她痛苦地感受到浮生若梦，人生苦短，于是，她要求再度回到墓地里。
“他们无法理解我。”她对墓地里密如星斗的灵魂说。
保罗现在宣称他罹患心脏病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几个月过去后，他发现和爱米丽以及其他刻板的统计病例不一样，他自己从这种转变中获益良多，那真有如天赐的礼物——他可以从纷繁杂乱的生活节奏中摆脱出来，把电话拔掉，把电脑关掉，听听音乐，张开双臂去拥抱他平凡而宝贵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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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愤怒的回声（1）
为什么A型血的人容易罹患心脏病？为什么有50％的冠心病不是由肥胖、高胆固醇、高血压、吸烟、糖尿病等所致，而是由敌意的情绪引起？心脏疾病是愤怒、孤独等不良情绪的回声。因此，心肠好的人心脏才会好，而整日暴躁易怒的人容易患心脏病。
心脏不仅是位于身体中的一个器官，它还与文化背景、地点与时间相关联。我们都发现了许多诱发冠心病的与身体相关的传统病因，比如肥胖、高胆固醇、高血压、吸烟、糖尿病以及静止不动的生活方式等，但是，仍然有50％的冠心病患者无法用这些病因来解释。我们现在已经清楚，其他一些非常微妙的心理因素，例如孤僻离群、抑郁症和敌意等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经历的这些情绪，同样可能导致心脏疾病。
最近有研究表明，敌意情绪比诸如吸烟及高胆固醇等传统因素更容易诱发冠心病。研究者们发现，相对于具有传统的致病因素的人，那些在心理性格测试中表现出易怒与敌意的人，往往更容易患上心脏病、狭心症或其他冠心病症状。
1959年，梅耶·弗里德曼博士和雷·罗斯曼博士发布了一个著名的报告，指出那些具有A型血性格的人——我也是同样的性情冲动、好胜——往往是罹患心脏的高危人群。近年来的科学研究更显示出，并不是单纯的个性类型，而是一些诸如玩世不恭和恶意等性格因素与心血管疾病的猝发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我们都清楚恶意与愤怒的危险程度。当一个怒不可遏的司机出现在我们的车窗外时，我们宁可让他超车，躲开他的怒火，越远越安全。
为什么敌意情绪对心脏有这么大的损害呢？
这是因为，健康人如果产生敌意情绪，往往伴之而来轻度的抑郁，会使体内的IL—6蛋白质值升高，这种蛋白质使得人的情绪激奋，最终会导致动脉血管壁增厚，成为心血管疾病的诱因。
容易产生敌意情绪的人群，一旦处在被激怒和挑衅的环境中，经常成为心脏病和高血压的高发群体。他们还会养成许多非常危险的习惯，比如吸烟，暴饮暴食，放弃锻炼，等等。
在人们感到生气愤怒和生活无望时，体内会分泌出诸如体内皮质醇和肾上腺素等大量的压力荷尔蒙，从而诱发高胆固醇值和高血糖。
而且，许多证据也表明那些性情暴躁易怒的人很容易患上心房颤动，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心律失常。
从人体的角度来看，敌意与愤怒的意念就像正在响动的警铃，警告身体预备好打一场硬仗。为了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心跳会加速；肌肉紧绷；压力荷尔蒙会释放出来；视力与听觉都会变得敏锐集中；整个身体都处于紧绷状态。只有当这些威胁消除以后，人体的这些反应才会逐渐消散。但是一个易怒的人常常终日都带有这些应激反应，那些怒火就像随时爆发的大锅炉一样。
而有时候我们很难意识到的抑郁情感，则像慢慢烤着的小火一样伤害着我们的身体，它们最终也会反应在身体的表征上。如果你把那层盖住了怒火与敌意的面纱掀起来了，你就会发现这些痛苦感情的真相。
与心脏一样，病人与医生的关系也处于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之上。在我们当下的文化中，存在着技术至上、时间匮乏的观念。病人与医生之间那种情感互动的家庭式治疗模式已经被那种粗略的不带个人色彩的关系所取代，医生对待病人就像技术工人对付机器一样。我的一名病人去过别的大夫那里，检查与诊断都非常匆忙粗疏，他只得转到我这里来看病。另一名病人告诉我，一名大夫通知他父亲得了前列腺癌，没说两句他就扭过身去急着填写医疗保险单了。
“在您告诉他得了前列腺癌时，您能不能抽点时间，好好照顾我父亲的情绪呢？”她对那名大夫说。
尽管早就有调查指出医生同意病人陈述病情有助于更准确地诊断治疗，但病人们还是不停地抱怨着：“我的医生根本不理会我说了什么！”一份被经常引用的数据显示出，病人在陈述病情时，平均18秒就会被医生打断一次。
医生本身承受着病人数量不断增加的巨大压力，医患关系已经转为纯技术层面的关系了，医生只看重病人的病状，病人不再有机会把他们病情的来龙去脉细细地向医生说明，而这种陈述往往带着非常重要和复杂的情感内容。
如果一名医生从病人开始就诊就按下秒表计时，在每位病人身上分配179分钟的话（这是一次常规就诊的平均时间），在这么有限的时间里，她就根本无法详细地询问病人到底有什么不适，也无法更深入地发掘病人来就诊的真正原因——这原来是病人一进门就必须搞清楚的问题。这种机制让医生在倾听的过程中，脑海里马上浮现出许多医学诊断常识：“动脉硬化！主动脉瘤！”于是，在这样主观草率的判断之下，她自动自发地让病人接受各种体检。
不仅仅是病人才感到这种治疗机制的缺陷。我的一名同行朋友在替病人做年度体检时花费的时间过短，遭到病人的投诉，她非常委屈地对我说：“如果我动作不够迅速，我早就被解雇了。”
其实，医患之间的有效沟通会使医生获益良多。马克·利普金是美国医患关系学会的执行主席，他指出，随着医生在健康规划中的角色转变，“这种情形已经屡见不鲜”。医疗满意度最重要的取决因素之一在于病史的记录。那些医术高明的医生，如果也能同样记录好病人的病史的话，他往往会得到病人的认可，而且也不容易发生医疗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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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愤怒的回声（2）
医生既没有能力也不愿意与病人进行沟通，这就会带来更多隐患——比如无法取得病人更详尽的资料，安排没有必要的身体检查项目，甚至会耽误病人的有效治疗。
我很清楚那些精确无误的调查数据——病人平均18秒就会被医生打断一次的频率，常规就诊平均每次为179分钟，因此，每天我都会尽力使自己在工作中不要重蹈覆辙。
我的病人拉斯遇了同样的遭遇。他46岁了，有着严重的冠心病。在一个夏季的上午，他来我这里求诊。
拉斯是一名英俊的男子，有着杏色的皮肤，他步履蹒跚地走进斯克里普斯中心我的办公室里，垂头丧气，身边跟着他的妻子和十来岁的儿子，儿子异常淘气，像卫星一样活蹦乱跳地围着他跑。
他有一头斑白的头发，神色严肃，看起来像穿着丧服的伤心欲绝的王子。他的脸孔非常引人注目，表情庄严高贵而又无比绝望。从他的高颧骨中，我能看出他有着美国原住民的血统，但他在病历本上没有写明他的籍贯。
这一家子使办公室的氛围变得压抑阴沉起来。这种情况不足为奇。我经常是病人走投无路之后的最后一站。病人没有一丝生机或者他们原来就诊的大夫束手无策时，他们往往会投靠到我这里。
我从不相信许多医生给病人下的死亡判决书。我见过许多病人在大夫宣告无可挽救之后仍然存活着，但也有许多病人由于莫名其妙的病因突然死去。
他们一家坐下来以后，拉斯说：“我得告诉你，其实我自己不想来，是我太太逼我来的。”
“好吧。”我满腹疑惑地回答说。这个开场白可真不妙！
但他第二句话比开场白还糟：“我快要死了，我的大夫叫我去预备后事了。”
拉斯简洁明了的话语和绷紧的面孔向我表明了他已经信心全无。他的求生意志已经崩溃了，现在几乎是等死了。
很清楚，在我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