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慢了就落后，落后就被动。快了会出问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需要速度。正如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不能因为会出现事故就低速行驶，这就失去了高速公路的意义。关键是什么时候该加速？什么时候该减速？高速时该注意些什么？
——规模的困惑。中国国有企业热衷于搞大，但光搞大显然是不行的，无论是理论还是事实，都足以证明企业单追求规模大、资产多，迟早会垮台。
具有规模经济效益的生产规模我们称之为‘规模经济’。1959年，英国的两位教授马克西和希尔伯斯顿，凭着对50年代初英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分析，首次提出轿车制造成本和生产规模关系的‘经济规模’理论。该理论认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汽车的生产成本急剧下降，这就是规模的经济效益。在中国，许多实践使人们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并不是企业的规模越大经济效益就越好，也并不是按照规模去建设就有好的效益。问题的核心主要是：以什么方式来达到‘规模经济’的规模，这主要看适合规模经济的环境条件。在‘短缺经济’的条件下，国家投资，企业按照一定规模来建设，取得好的效益。企业小而全、大而全不是计划经济的错，根因是管理经济的理念。在‘借贷经济’的情况下，企业按照规模去建设，一方面要承担巨额的产品开发和市场开拓费用；另一方面还要承担巨额的建设利息，这些利息率可能不会亚于许多行业的利润率。
对企业的规模问题一定注意不要采用拉郎配、人为的联合舰队等，那些浮躁、急于求成，用‘连环计’绑起来的舰队终久无法经得起‘赤壁之战’的火攻。中国需要世界500强，但不是凑数、硬挤进去，而是要昂首阔步走进去。我们认为中国需要的是众多的、生机勃勃的中小企业。
美国股神巴菲特有一句名言：只有退潮时，你才知道谁在光着身子游泳。中国企业的现状似乎正是这样，经济的狂潮已经消退，喧闹的沙滩上留下的便是企业家、投资者的惶恐、尴尬的身影。而这些无力遮羞的身影正是浮躁所带来的。对此我们需要研究：小企业怎样才能创造成功？大企业怎样才能避免小河沟里翻船？怎样才能构建中国的‘航空母舰’？
当今中国，心态比资金更重要，人文环境比物质资源更重要，理性、客观、辨证比商机重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大众，都不要着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巨富商贾和巨型战舰会在中国这块沃土上产生出来！
…—多元化的困惑。目前中国经济还没有走完不发达阶段，经济体制正处在转型时期，经济结构正处于调整和升级的关键时刻，又面临应对经济全球化和由科技革命引发的新经济的局面，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在面临多元化经营战略时，不得不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近年来国际国内许多知名企业因多元化经营与横向规模扩张上的失误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使我们不得不再一次思考：一个企业要不要多元化？大企业要实现可持续成长就必然走向多元化经营，这一观点在欧美日等国有企业业已经得到基本证明。国际上有关这一课题领域的研究，已经超越了要不要多元化的层次，而是到了如何多元化，怎样的多元化才最有效的阶段。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多元化经营不仅是企业共同的成长战略，而且，多元化经营的方向、途径以及多元化战略与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也呈现相同的特征。因此，多元化问题的核心在于：企业何时、通过何种途径进入多元化？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目标行业？如何进入目标行业以及如何进行富有成效的多元化经营？
——政府关系的困惑。企业家不绑着政府就干不成事、就发展不了，但一绑上政府，企业家又变成现在时髦的词：砣，沦为政府的工具，企业照样没办法发展。
时至今日，你若留心，便会发现许多错位的现象，各级政府领导都在为经济的发展忙忙碌碌，跑项目、跑资金，甚至开定货会、洽谈会、论坛会，所谓‘政府搭台、经贸唱戏’。而企业的老板们却无心思去做该做的事，天天去跑政府、跑经贸委、跑证监会…，各级党政领导都很关心百姓的日常生活，而老百姓们却对‘国家大事’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
不要怪罪政府，也不要去怪罪企业，在转型时期，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处于特殊的胶合状态，若即若离又难舍难分。过渡时期的政府运作，需要的是政府的合理的退出，即有选择的从一些领域退出来，这种退出本身是一种利益结构的大调整，是一个矛盾积聚而又急需解决矛盾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退出并不是简单的让位于市场机制，而是在退出过程中通过各种科学手段构建完备的市场运作体系。而企业要在这个过程中尽快培养自身的适应力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资本市场的困惑。企业要发展，一定要获得资金，但在资本市场中，获得资金的同时，意味着失去企业的控制权，而企业的控制权对每一个企业家都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国有企业和市场经济中的其它主体最需要的和最难得到的是资金，但不是没有钱，而是资金配置的结构性短缺，真正实现资金的合理配置时，也就是中国重大经济问题得到解决之时。当前中国企业正在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国需要资本市场这是毋容置疑的。
资本市场的建设提出了资本经营的概念，激起了资本经营的意识，资本经营推动了企业产权的市场化倾向。面对资本经营和资本市场的浪潮，中国企业开创了一片动人的‘田园’。
资本市场的建设，表面上是一种制度和市场体系的建设，实质上是社会利益结构尤其是当代中国中高层的利益关系的重组，其阻力和建设中的不确定因素和陷阱实在太多。当前资本市场建设中存在诸多误区。对此我们将有专门章节来谈。这里我们只能说一句：中国的资本市场建设者们，小心脚下，一路走好！
——游戏规则的困惑。当今社会，企业家按规则办事行不通，但不按规则办事，又会带来更大风险。
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必须要讲究良心、商业道德，否则也办不了企业。但是，作为企业家的个人良心和作为企业商业行为的良心是两码事。在商业行为里，不是说你讲了良心就是英雄，中国很多企业还没到能够讲良心的时候，但是中国社会要求所有的企业家要讲良心。这实质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现在讲“以德治国”，说明这个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中国要建设市场经济，社会的道德体系、信用体系，由于具有商业功能，很大程度上应由企业家来建立，因而在企业中讲道德、讲良心、讲财富良心是非常重要的。
——创新的困惑。每一个成功都是创新的结果，但是创新不一定都能成功。企业需要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国家需要产业创新、产业升级。也许前日方式上的陈旧，将是今日或明天形式上的求新。春夏秋冬，年年岁岁，年复一年，岁岁更新。
WTO的困惑。提起‘复关’，中国人就兴奋，可这个‘关’对中国人就那么难？关内关外，让人望眼欲穿。虽然一再受挫，但我们一直致力于‘复关’谈判，这个关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复关就一定有好处？许多人认为中国一但加入WTO，就好象去到了天上人间，可中国已经加入WTO，欢喜之后一切依然，这是为什么？利弊由什么决定？问题不在于何时复关，而在于复关时承诺了什么？这才是利弊转换的中轴。
‘复关’加入WTO，也意味着‘出关’，走出了国家这层保护圈，走进了世界市场。这将为中国的企业家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但是也给企业家带来了更为严峻的竞争环境。中国的民族工业应该精心去面对、去适应、去竞争。
最便宜的企业家和最贵的企业制度
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年，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一点世人有目共睹。但是从另一方面，人们不难发现：举国上下用了巨大的代价取得了最基本的收获；用了巨大的能量推动了最基本的发展；用最有力的改革解决了最表层的问题。难怪人们总是深深感叹：改革成果来之不易！
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可以说各项上层建筑的改革都是为了这个核心
，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走过了艰难曲折的路程。改革的进程已经把国有企业推到了制度变迁和结构调整的舞台上。历史是一面镜子，‘正本必先析源’，推进改革我们不能不回头审视和分析：走过的路多么崎岖和漫长！
1。最贵的企业制度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认为，国有企业的主要问题是缺乏自主权和缺乏好的政策，沿着这条思路，企业改革沿着扩大自主权和增加企业可支配收入，期间有不少新的方案和试点，以至于后来‘包’字进城。从扩大自主权到利改税，从‘包’字进城到两权分离，从把企业推向市场到制度创新，都有效果，但均不能令人满意，国有企业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好解决。国有企业面临的问题仍然是‘债务负担’、‘冗员负担’、‘社会负担’，缺乏活力。
动力和活力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与‘成功’的农村改革相比，国有企业改革至今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放权让利下的‘放乱致死’困境，承包制中的短期行为和国有资产‘流失’，股份制试点的变味，不能不让人再一次思考国有企业改革缺乏活力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许多人曾认为，国有企业由于负担太重，只要减轻国有企业的负担，企业就能走出困境。国家下决心实行‘债转股’，也有人把‘债转股’称之为是‘杀手锏’。‘债转股’已经实施，不说跑债转股的艰辛，到现在为止，恐怕就连当初竭力推进债转股的人也对其‘效力’产生怀疑，以至于要停止这种做法，难道我们又错了吗？！
产权改革的目标是解决权责利的统一。但明晰了产权并不能真正达到权责利的统一，因为权责利的统一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产权的有效运作和管理，即产权的真正‘人格化’。国有企业的产权不可谓不明，但依然亏损严重，原因就在于产权的管理和运作，比较当前世界的企业制度，反思国有企业的改革，我们就会明白，产权改革是必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全部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产权管理和运作的科学化，即资产治理结构的科学化。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的贡献主要在于：解决就业、体制改革的冲锋队和试验田、思想解放的鼓号手、政府改革的内驱力、中国经济困境的缓冲带、企业家阶层的良园。民营经济的发展动力是内在的和利益驱动性，一旦遇到适宜的环境和市场，就会膨胀和增强。国有与民营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互动关系。从初始的限制、打击到今天的扶植和发展。无不显示着一种趋势和道理：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私有经济。但私有经济的壮大，必须要依托国有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私有化不是中国经济的最终出路，更不是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本办法。
2。最便宜的企业家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是国家税收的来源，国家要稳定要发展，就必须发展企业，要发展企业就必须重视企业家队伍的建设。在中国我们习惯称企业经营者，也曾经区分企业家和经理，我们认为，有没有企业家只是一个假设问题。因而，我们认为，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企业家，这个社会就没有创新精神、敬业精神和合作精神，也意味着这个社会无法存在。世界上从来不存在一个没有企业家的社会，只不过是拙略劣和优秀而已。要拥有一流的企业，必须要有一流的企业家。要有一流的企业家，必须要有一流的政治运作机制。
可以说，从老祖宗胡雪岩开始，中国的企业家便缺乏在商言商的传统，总喜欢在政治圈子里转悠。政经合一，渗透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腐蚀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机体。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无论你是否承认中国有无企业家，中国确实存在一批优秀的企业经营者，他们根植于国有或民营企业中，尽管不少只是昙花一现。总而言之，政府、社会对于企业家、企业经营者的要求非常高，标准几乎是完美无缺的人、是伟人。他们付出了很多很多，而社会给予他们的却很少。他们无所计较，就象田野里辛勤耕作的老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任劳忍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