眯б婷飨院米＝刂�2000年底，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300亿元。中央提出的用三年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的目标基本实现。据2002年2月25日《经济日报》的报道，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三年目标如期实现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国有工业企业效益仍然保持较高水平，全年实现利润总额2330亿元。煤炭行业扭转了多年整体亏损的局面，冶金、汽车等行业实现利润快速增长。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九五”期间，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一是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1994年开始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2473家国有企业，迄今为止，90％多已按《公司法》改为公司制。中央管理的100多家国有企业已进行改制的超过半数。在520家国家重点企业中，近300家已经上市或部分上市。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内部改革普遍加快了步伐，内部的管理水平普遍得到了提高。二是政企分开获得进展。主要表现是，军队武警政法机关不再经商办企业；中央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所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积极探索了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的有效形式，对一批国有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进行了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加强了对国有企业的监督，实现了对国有重点企业派出稽查特派员到派出监事会的过渡。
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初见成效。按照抓大放小的战略，国家组建了一批重点大型企业集团。按照搞好总量控制，把过剩的产量压下来的要求，坚决淘汰了一批小企业。同时，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等各种形式放开放活，使一大批国有小企业寻找到了适合自身发展的具体形式。
总之，国有企业改革继续深化，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加快，股份制企业的规范工作取得新的进展，着重培养了一批市场竞争力较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一定国际竞争优势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小型企业改制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一批资源枯竭的矿山和严重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企业，通过关闭破产退出市场。
2。从何种层面理解国有企业‘三年脱困’？
对国有企业的三年改革脱困并非没有人持怀疑、观望态度。根据政府机构提供的详细统计分析，预期设定的6599个目标企业三年内实现改革脱困已基本实现，这一点人们并不怀疑。然而现实是脱困的基础并不牢固，国有企业盈利的能力总体上还比较弱。由于地区间、行业间发展不平衡，仍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十分困难，一些已经脱困的企业基础仍较脆弱；近1500户企业仍处于亏损中，还有300户企业停产，而且在原有6599户之外又新增了2100多户国有亏损企业。虽然“国有企业改革攻坚有成”，国有企业“多年积累的深层矛盾还远没有解决”。人们在为之鼓舞的同时，应对此有深刻的认识。
与此同时，其他一些重要问题亦不容忽视。国有经济分布过宽、整体素质不高、资源配置不尽合理的状况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有经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还未得到解决，相当一批应当退出的劣势企业尚未退出。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仍很突出，部分行业供大于求的矛盾未得根本解决，大量落后的生产能力仍然存在。特别是随着经济形势好转和价格回升，一些地方已经关停的企业又死灰复燃，重复建设又有所抬头。与国际大型跨国公司相比，中国国有企业在销售收入、市场占有率、研究开发投入和能力、管理及销售水平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明显差距。
外部大环境的不利因素也不容忽视。宏观经济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有所增多，美、日经济增长放缓，对中国的出口产生较大影响。显然，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未来之路并不轻松。
许多例证表明多年积累的深层次矛盾还远没有解决。以国有企业的债务和坏账问题为例，由于企业自身的市场消化能力微弱，为了尽快减债减负，现在的办法是政府把最吃重的部分背起来了。先是中央政府拿出近2000亿元冲销企业呆坏账，接着又是几千亿规模的债转股，最后则是由政府举办的金融债务公司来承接和转移国有商业银行的大量不良资产。这些举措对缓解企业的债务重负意义重大，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是把最棘手的中国经济难题向后推移了。
金融债务公司有可能是解决国有企业债务和坏账积累的最后一道防线，人们自然寄厚望于它的管理和市场运营能有超水平的发挥。然而，这里一个悖论性的问题是在国有经济的整体机制还远未理顺的情况下，不可能指望某一类国有企业能够创造出特别卓越的市场奇迹来。如果不在发生企业坏账源头的一系列制度缺陷问题上深化改革，谁也无法担保新的坏账不再继续大量生成。又如，为了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政府采取了相当严格的财务监控措施，改进了企业会计管理方法，又在企业班子建设方面加强了力度，包括重提依靠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性监督。这些都是很有效的。但是，企业的资产安全并不等于企业的活力。
企业的根本活力在于企业家的创新组织，而且是积极持续的创新组织。这就需要有一套能够激励企业家持续创新的机制和制度，这些东西我们有吗？
企业家是一种稀缺的人力资本，这种人力资本的选择、任用、配置，需要有一套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规范、制度，而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还基本上依赖一套行政化的人事管理方式，尽管已经进行了明显的改进，但终究不能算做市场化管理的范畴。要改这个东西，又会涉及到现有行政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许多深层次问题。
国有企业的改革脱困，可以说是一项全面筹划的政府系统工程。这项工程的产出成绩十分显著，但同时，投入成本也相当可观。市场经济是需要算账的。在这里，无论是政府的资源性投入，还是各种改革与发展政策的软投入（例如企业股票上市的优先准入），都使国有企业实际上享受了比较优裕的国民待遇。在国有企业转制的特定时期，提供这样的政策、发展条件是必要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政府有关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主要政策已经全部出台，非常规性的政策环境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政府的政策支持曲线已达到增长的最高区域，市场竞争的冷酷规则终将全面引入，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市场竞争格局将会更加复杂、激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国有企业仍然能够继续生存并获得持续发展，我们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国有企业改革脱困的政府工程是经受住了考验的。
3。国有企业深层次矛盾远未解决！
国家统计局企业调查总队、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提供的2000年国有企业景气状况报告显示，国有企业生产经营逐步走出困境是在政策支持、外部因素影响之下，而企业自身经营机制还没有真正转换，自我发展能力还比较弱，经济效益增长的内在活力仍然不足，企业面临的问题和历史困难依然存在。
——管理体制落后、市场法规不健全。随着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努力转换经营机制、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成为企业家们的共识。调查资料表明：62。4％的国有企业的企业家把该项工作作为企业内部生产经营的重点，64。1％的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希望政府部门完善有关市场法规，规范市场行为，为国有企业营造一个良好、宽松的环境，促进市场有序竞争。
——冗员多、社会负担沉重。近年来，国家加大了企业富余职工下岗分流工作的力度，推进了以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企业的富余人员包袱有一定程度的减轻，但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国有企业劳动力景气指数依然在不景气区间低位运行。
——资金筹措困难已成为半数以上的国有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主要问题。国有企业流动资金景气指数在不景气区间回升乏力。
——受原材料购进价格等因素的影响，企业生产成本上升，致使企业生产成本景气指数下降。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企业面临着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因此，政府在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的前提下，应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加强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和战略性改组，增强企业竞争力，拓宽企业发展空间，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和长期发展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国有企业为何‘亏’而不破？
1。银行的资金那里去了？（亏而不破的外在原因）
中国的金融运作是明显的‘双低一高’，即高储蓄和低消费率和低投资率并存。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银行在中央政府宽松的宏观条件下，发行了一定的货币，从这一点上可以说银行的资金是雄厚的。但当前中国的情况是，除了中国居民的消费预期不足，银行的大量呆、坏、假账导致银行在国家宏观政策放松的条件下依然‘惜贷’，银行的资金都那里去了？
该如何解释？
要搞清楚这一点，不仅要从中国的改革进程分析，而且要从中国的特殊的经济运做体制即财政、政府、银行和企业的四位一体的分析入手。
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实际上是以分权让利为原则的政府主导型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上讲，随着改革的推进，政府实际支配资源的份额会逐渐减少，市场自由配置资源的份额会逐步增加。这在实践上应使政府与市场的功能性分工逐步规范化并健康运行。但‘分权让利’的现实起点，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却在企业经营控制权由国家计划部门向企业转移的过程中，导致国有经济的投资规模的超常膨胀，使国家计划控制无措。伴随着分权让利，非国有经济迅速崛起。同国有企业的关系由补充和协调逐步发展为竞争关系，在内生制度和外在环境的变迁下，国有企业作为整体出现亏损，曾几年逞逐年扩大趋势。在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中，市场机制的作用十分有限。企业的运做尚不能完全遵循市场规则，尤其是国有企业，其与政府、财政和国有银行构成‘四位一体’的内在运行机制，使其作为整体更类似于国民经济的一个公共部门。而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的区别在于：当公共部门资产价值由于亏损不能抵债时，除非政府被推翻（或者政府主动），否则他不会破产。因此，改革进程中，国有企业资不抵债，有其内在逻辑。而弥补亏损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财政头上。但分权让利式的改革，已使传统国民收入流程由‘集财于国’转为‘分财于民’，中央财政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年减少，但财政支出并未按相同比例缩减，导致财政收支严重失衡，政府无力承担国有企业的巨额亏损的补贴，于是，这一负担便自然地转嫁到受国家严格管制的国有银行部门。这样，‘四位一体’机制存活的制度基础未被打破，由国有企业亏损导致的财政赤字便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中隐性化了。
2。亏损是如何弥补的只要是赤字，无论其是显性亦或是隐性的，都要设法进行弥补，否则改革难以为继。20年改革进程，无论是改革的必要成本还是“四位一体”机制造成的赤字都是巨大的，在这种情况下，之所以没有发生改革中断，恰在于其内在的维持机制。
社会转型期改革成本的补偿，一般都采用增发货币，但这往往以高通胀为代价使经济波动很大。按照麦金农的市场化次序理论，经济市场化的次序，金融增长必须建立在平衡的中央财政基础之上，否则将会被随之而来的通胀所遏制。但中国改革进程中在财政下降的同时仍保持高金融增长与低通胀格局，因此被他称为“中国之谜”，这一点与前苏联、东欧等国家形成较鲜明的对比，之所以会如此，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两者改革初始的货币化程度差异巨大。世界银行统计表明，俄罗斯在1990年的M2/GDP达100％，而中国1978年则为25％。较低的货币化程度原本是经济发展不成熟的反映，但正是这种不成熟，为中国在最初的一段时期内较为成功地推进改革提供了一个重要条件。改革初期经济的低货币化状态使制度变迁进程得以与经济货币化过程同步推进，低货币化经济具有巨大的吸释货币供给的功能，不仅避免了“通货膨胀陷井”的困扰，而且导致巨大的货币化收益。一种估算认为，1978年—1986年，这笔收益平均占GNP的3％左右；另一估算表明：1986年—1993年，它平均占GNP的5。4％，此间实际货币发行收益累计达8447。2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