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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从微观的角度看，对于一个企业来说，高负债同企业的经营困境密切相关，若将高负债本身看成是企业经营困难和亏损的根本原因不确切，从企业融资的角度来看，负债率的变化只会使企业的财务风险结构发生变化，而不是企业赢亏与否的决定性因素，负债率的高低会使企业在一个较短时间跨度内的支出和风险发生变动，但从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来看，在资本总额既定的情况下，提高负债率并不会降低税前资本收益率。相反，由于利息的支出是在税前执行的，高负债率还有可能增加税后的利润分配，这就是负债所谓的“税盾〃作用。高负债率并不是企业长期经营困难或亏损的真正原因，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中国企业的问题是发生在最基本的层面：企业的收入不足，没有足够的现金流量来维持资金的正常周转。当分析一个企业时，不管这个企业有多少自有资本和多少借入资本，这个企业能维持生存的基本条件是：借入资本和自有资本所形成的总资产所带来的营业收入应该足以维持资金周转的流畅。我们可以比较不同类型企业的单位资产所能带来的销售收入，即销售收入同总资产之比，如果比值过低，就意味着营业收入没有达到总资产应有的业绩水平，企业就会出现支付困难。单位资产销售收入低说明这样一个问题：企业困难的根本原因不是高负债本身而是存在非运营资产。这些非运营资产，可能是重复建设造成的过剩生产能力，也可能是工艺技术落后、产品结构不合理造成的闲置设备，或者其他原因造成的沉淀资产和过多的非生产性资产等等。如果不能剔除或改良非运营性资产，则不能从根本上使企业摆脱困境的。同样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如果众多的企业效率低下，或者说有大量的非效率资产，这将使政府债务问题更进一步恶化。
长期而言，中国的财政状况受到下列四项因素的很大威胁：银行体系的潜在债务（不良贷款及资本结构重组）、国有企业改革的负担、中央与地方政府不均衡的财政关系、以及庞大的债务负担。此刻，中央政府明显地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来支付必须的经济改革、社会改革与环境保护。如果无法有效解决，这将导致经济成长停滞、高通货膨胀与社会不稳定的恶性循环，进而影响中共的政治合法性。因此，如果无法有效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中国随时有可能爆发严重的经济、社会、环境与政治上的危机。
3。警惕财政危机传染效应4。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的所有政府债务积累已经达到GDP的100％。尽管债务的偿付不会同时发生，尽管债务的偿付还有其他形式。但是，由于各类隐性债务的规模及期限看不清楚，如果各类债务交织在一起，同时对国家财政产生支付压力，则可能会在短期内迅速提高实际债务负担率，引发财政危机。而财政危机的爆发，则可能迅速传染到经济体系的其他领域。
（1）财政危机对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传染。金融学家麦金农指出，没有一个高效率的、有力的财政，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市场化就不可能持续顺利地推进。这一论断触及了财政危机对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传染效应。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货币化进程所产生的铸币收益等还能够支持相对虚弱的财政下的金融市场化的话，那么在中国的货币化进程基本完成之时，虚弱的财政对于金融市场改革的推进的制约就更为显著了。这一点在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
（2）财政危机向养老保险制度的传染。基于中国特定的就业结构和国有企业的主导性地位，国有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事实上成为财政的隐性负债。但是虚弱的财政不能给予养老保险以有力的支持，即使我们不考虑由此可能导致的社会的不稳定而仅仅从养老保险制度的持续稳健运行来看，虚弱的财政也已经成为养老保险制度健康维持下去的硬性制约。
合理的推论是，在缺乏财政有力支持的情况下，中国当前的养老保险制度若照此状况发展下去，将面临严重的财务危机。要解决这一严重的问题，一定要从财税等方面入手，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开辟新税收来源等措施，逐步消化数额庞大的隐性债务。根据国务院体改办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和美国安泰保险公司，对国内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进行的精算结果显示，若按目前企业和个人的缴费率、退休年龄、投资回报率计算，在未来30年，中国将负担近7。6万亿元人民币的隐性债务。
为了维持当前的养老保险制度的持续运转，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办法，如：采用多种途径筹资，弥补隐性债务。在采用其他方式都没有见到明显效果的时候，国有股的减持成为补充养老和社会保障基金的一个重要政策动机，财政危机向社会保障和养老保险体系传染的同时，没有恰当的把握国有股减持计划，而且又将这一危机转移到本来已经十分脆弱的中国股市。
（3）“乱收费”是财政风险的重要病灶。因为许多领域的财政开支，正常的财政支出不能满足，于是各种形式的预算外收费纷纷出笼，进而导致财政分配秩序的不协调及预算外、制度外财力的急剧膨胀。预算外和制度外财力的存在，尽管可以发挥某些特定的作用，可以弥补预算内财力的某些不足，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挖”预算内为代价的。它们所形成的“乱收费”现象，不仅严重破坏正常的财政分配秩序，而且极大地危害了经济发展和败坏了社会风气，因而是中国财政内部的“心腹之患”，是中国财政风险的一个重要病灶。
当然，财政危机的传染渠道远远不仅仅在于以上几个有限的领域，我们的分析主要还是局限在金融和财政的体系之内。至于财政危机对社会稳定、教育发展等的负面冲击，其影响无疑是相当严重的。
在西方，企业危机是企业危机，金融危机是金融危机，财政危机是财政危机；但在中国，企业财务危机，财政危机以及银行的金融危机具有很强的相互传染效应，是一种政府、银行和企业预算约束极端软化的危机，任何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很快传染到其他环节，引发整个体系的崩溃。
‘过多的忧虑’与‘杞人忧天’
中国是一个具有深厚东方文化底蕴的国家，即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也表现的非常复杂，往往与政治、民族、不平衡等问题交织在一起，特别是在‘初级阶段’、‘转型时期’尤其如此。
人类社会中反映出来的各种矛盾，从根本上讲是各种利益的冲突。矛盾无论是量的积累还是质的积累，到一定程度首先引发利益冲突，进而转化为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的最大危害不是直接造成了多大的经济损失，而是反过来又激化各方面的矛盾，从而引起全面的社会危机。矛盾要在发展过程中，也只能在发展中得以解决。
回顾近些年来中国走过的路程，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积累了许多
矛盾，而解决这些矛盾，国家采用了发展经济的办法。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又产生了许多新问题，积累了很多矛盾。要解决日益增长的财政支付问题，必须要对国企进行改革，提高企业的活力；而国企转型中要替政府的改革承担巨大代价，企业运转中的大量亏损，也要寻求出路，否则改革难以为继。弥补亏损，一是靠增发货币收益，二是用银行的贷款隐性化；大量的银行不良贷款显化，使得银行进一步‘惜贷’。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境是：国企的状况没有显著好转，财政大幅增长压力较大；经济形势严峻，居民收入增长缓慢，通货紧缩十分明显；拉动内需，社会投资缺乏动力；过多的发行债券，担心财政承受不了；大量发行货币，又怕引起新的通货膨胀；采取有政治的策略缓解危机不能太多太久也无更多的余地。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惨重的代价，国企的坍塌；巨大的财政赤字；金融体系的半瘫痪；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社会腐败；自然环境的急剧恶化，等等。中国经济的奇迹实际是靠持续的高增长支撑，而这种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高增长，因此所创造的繁荣掩盖了许多深层问题，增长一旦回落，一切问题就会‘水落石出’，各种矛盾就会激化，直接威胁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政治问题用发展经济来化解，工业问题用解决农业问题来化解，宗教问题用政治来解决，国内问题借助全球化的力量来解决。国际的资本，国外的先进技术，国外的管理经验一旦强力融入中国，必然会有效的化解诸多矛盾和危机。借助全球化的力量，顺应了社会进步的必然规律，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加入WTO的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但是这里要避免一种误区，那就是：一旦中国加入了WTO，市场经济就会变的公平，权力对市场的横加干涉就会逐渐消失，一切就会好起来。对此，我们既不要太天真，也不能太顽固。
当前，扩张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已经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的势头，但经济增长对它的依赖性并未减弱，经济自身的增长机制依然乏力，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出现了长期化的危险倾向。国内外的历史教训表明，一旦把扩张性政策长期化，后患无穷。防患于未然，一要防止和化解财政和金融危机，二要预防陷入“滞胀”泥潭的可能。
中国国内积累了许多问题，2002年秋，中共十六大召开，高层面临人事的更替，中国需要稳定，稳定又需要付出成本。无论从哪方面说，国家在改革深化中都已到了数量调整的极限，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的结构性重组已是必然的选择。而进行这一创新和重组的成本，无论是国有经济还是非国有经济，均无力予以支持，必须寻求其他支持，否则，改革成果将会毁于一旦。国内的问题一方面要在国内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另一方面需要借助全球化的力量来解决。
投资拉动还是需求拉动
‘九五’时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长8。3％，在整个发展中国家中是比较高的增长，物价年均上涨1。8％，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这是一个奇迹，也是一个‘谜’。揭开这个谜，对于当前中国经济走出困境以及未来中国经济发展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1。官方意义的解析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和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变革的阶段。既要调整结构、又要保持发展；既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又要保持社会稳定。与发达国家相比，要协调好经济现实增长与潜在增长之间的关系，难度之大，难在处于特定阶段。尽管面临的难度很大，中国在“九五”时期却依然成功地把现实增长率调控在潜在增长率的区间之内，中国现阶段潜在的增长率是8％到9％之间，而‘九五’时期经济年均增长8。3％，与此同时，市场物价涨幅只有1。8％，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
这确实是个谜，其中奥妙何在？有关人士分析其原因认为：一是科学的宏观调控。“九五”时期，政府宏观调控的及时性、科学性、有效性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突出。调控的艺术性和科学性明显提高。1996年底经济实现软着陆后，面对1997年下半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大洪水，没等问题发展到不可收拾，中国政府即及时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和力度。从“九五”初期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及时转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再辅以灵活的经济杠杆调节，核心是扩大内需、促进增长。
这可以从两个指标看：在“八五”时期，M0、M1、M2三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幅度分别是24。4％、28。1％、31。8％，个别月份甚至达到了60％到70％，货币失控的状况是比较明显的，而“九五”时期这三个指标下降为13。2％、17。2％、17。2％，使整个货币的增长和经济的增长相适应，从源头上管住了引发通货膨胀的可能。
从1998年开始增发3600亿元的特别国债，集中用于基础设施、农业和科学教育的建设、企业技术改造等。比较好地解决了财政资金的投向，既能增加短期需求、又不会构成通胀、还能为今后经济增长奠定物质基础的问题，投资的有效性明显提高。
“九五”时期，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经济既具备高增长的潜力，又存在着需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