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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的“三元悖论”
中国存在四重二元结构，即以劳动力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结构、以所有制或产权结构为核心的公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二元结构、以资金配置机制差别为核心的国有金融与民营金融的二元结构和以行政区划与产业结构差别为核心的区域二元结构。这四重二元结构交织在一起，代表了中国经济的现状，并影响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问题是这种复杂的、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二元结构系统是如何影响到经济运行并把中国经济导入困境的呢？我们应该从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予以解析。
经济要解决什么问题？按照经济学原理，经济无非要解决三大问题：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为了最优地解决三大问题，必须在社会资源稀缺约束下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正因为对解决这三个问题提出的配置社会资源的方式不同，才有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分。
微观经济侧重于依靠市场自身来解决问题，让市场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也就是说，微观经济更为强调经济运行的自然逻辑，强调按照经济自身的逻辑力量来配置社会资源；而宏观经济侧重于让政府来协调解决这三个问题，让政府根据社会现实来决定生产什么及多少、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生产和生产后如何分配，与市场逻辑力量相比，政府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更强调人在把握经济规律的情况下对经济的主动调节，强调在约束条件下人的最优配置资源的意愿。这实际上就是政府干预与市场自由关系的深层逻辑差异，也是自由学派与干预学派争论的核心根源。
19世纪之前，在亚当·斯密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理论的影响下，经济基本按照“看不见的手”原理来运作，即靠市场来解决三大经济问题，当时政府并没有消失，而是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到了19世纪以后，尤其是20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对“看不见的手”规律的无情反驳，政府在解决三个经济问题中的地位急剧上升，而以专门研究政府如何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宏观经济学也应运而生。从此，市场自由力运作与政府干预两种方式也就成为现代经济的一对矛盾统一体，成为随当代经济发展实践不断演化的核心问题。
当代经济发展的实践，并没有证明哪一种方式是最优的，也没有把两种方式截然分开。正如经济学大师萨缪尔逊所指出的：“当代社会中没有一个社会完全属于上述两种极端（单纯依靠市场或政府）中的一个。相反，所有的社会都是既带有市场成分也带有指令成分的混合经济（mixed
economy）。”如何协调政府干预与市场运作的关系，以实现经济三大问题的最优解决，不仅成为现代经济理论各流派争论和发展的动力之源，也是现代各国经济所以表现形态各异的根本所在，其实质也就是如何使微观经济健康高效运行，从而达到宏观经济整体最优。因此，从这种意义上看，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是一体的。因此，宏观经济调控的失灵一般是微观经济运作出了差错的反映。微观经济运行与宏观经济态势是基础与上层结构、深层与表层的关系，因为宏观经济的态势是由整个微观经济主体相互协调、实现资源的配置状况决定的。从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失灵的现状来看，微观经济层面肯定出现了问题。但这种问题与四重二元结构有什么关系呢？
二元结构如何影响经济运行？
我们知道，现实的现代微观经济也就是以市场方式为主配置社会资源解决三大经济问题的，因此，根据配置的资源的不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市场。一般来说，微观经济由劳动力市场、资金市场和商品市场构成，这三个市场构成完整的微观市场体系，正是通过这三个市场的高效运作，达到对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达到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我们看一下四重二元市场与这三种市场是如何相互影响进而形成中国经济困境的。
（1）先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在国家“低工资、广就业”的政策精神指导下，通过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体系共同作用而形成的。为什么城乡二元结构的核心制度是户籍制度？根本原因是新中国诞生初期国家城市规模控制和巨大的人口就业压力问题。这种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导致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劳动力市场出现分割。
按照经济学的供求原理，劳动力的价格由劳动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也就是说，作为工资的劳动力价格能够通过自身的变化来影响劳动力在市场上的供给与需求，从而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最优配置。但由于中国的户籍制度，使劳动力市场形成人为的分割局面，形成了双重市场，因而形成双重的劳动力价格。作为理性经济主体的劳动力，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是内在的要求，因此，向高价格市场流动也就成为乡村劳动力的理性选择要求。但政府通过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制度体系，把巨大的劳动力限制在乡村劳动力市场上，让其按照政府意图从事生产，并通过产品的“剪刀差”再一次加剧两个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差。这样的运作机制，也就成为中国城市劳动力高价格的支撑，这种高价格通过福利制度和工资表现出来，最终拉大城乡差距，形成二元结构。
这种二元结构危害是巨大的，其一，它使劳动力存在歧视价格，导致社会生产效率的损失，因为它影响到劳动力资源效能的有效发挥；其二，这种结构状态实际上使整个经济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大量隐性失业的劳动力在政府控制之下没有表现出来，一旦政府无法有效控制，这种状态会迅速显性化；其三，这种结构使处于垄断供给状态下的城市劳动力逐步形成一种“利益结构的贵族化”，这种贵族化结构导致城市劳动力供给需求的结构性不对称，从而导致失业与劳动力短缺并存状态；其四，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这种二元结构导致中国劳动力市场整体供求的不对称，具体表现为，大量高素质劳动力短缺，而低素质劳动力过剩，形成劳动力市场“供给过剩”与“供给短缺”并存的反市场状态，这种结构性短缺与过剩并存的状态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制约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二元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在推进市场化建设的进程中，随着政府管制职能与控制力的弱化，劳动力从低价格市场向高价格市场流动、隐性失业显性化就成为必然的趋势。民工潮、高失业在国家经济改革进程中出现，就成为一种符合市场规律的经济状态。加上企业经营、市场竞争、产品结构等问题的出现，进一步‘“火上浇油”，加剧了失业绝对量扩大和劳动力结构性过剩与短缺并存的态势，形成中国经济的就业困境。
（2）再看资金市场。中国金融制度是以国有银行为核心的制度体系构建，主要是为了发挥“强迫储蓄”职能，保持较高的储蓄率以支持“政府点菜、银行掏钱”的国有经济融资发展模式。因此，在改革前，民营金融作为分散国有银行吸收储蓄的竞争对手基本是不存在的，改革后也是十分谨慎发展的。但发展到今天，已经基本形成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国有金融与民营金融共同运作的二元结构体系，这样就人为地划分为国有金融资金供求市场与民营金融资金供求市场。
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的使用价格（成本）由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作为民营金融，其控制的整个社会资金不足10％，而国有金融控制的社会资金则达到90％以上。国有金融虽然在逐步推进商业化改革，但政府控制模式并没有实质性改变，政府的资金仍然主要用于支持国有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资金使用因所有制歧视和其它因素限制而绝大部分被排除在外。国有金融资金使用的计划性还很强，因此资金使用成本被人为的压低，加之占有全社会资金90％以上，所以，资金的使用成本就比较低。而民营金融则是自负盈亏，其运作是按照市场规则出于盈利目的使用资金，同时，以全社会10％的资金拥有量，远远不够改革后逐步兴起、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做出70％贡献的民营经济的资金需要，所以，资金使用成本较高。这样，国家以产权制度为核心形成的金融二元结构导致了资金市场上的二元，不同的市场之间存在巨大的资金价格差异，对银行来讲，即存在着巨大的利差。
银行是“依靠借别人的钱赚别人的钱的特殊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资金使用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利润。因此，在两个市场存在巨大利差的情况下，资金使用者把资金由低利润市场转移到高利润市场就成为一种理性经济行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不存在由民营金融和民营经济供求形成的资金市场，所以，国有金融资金使用市场在统一价格下运作，不存在资金使用转移的可选择途径。而在逐步迈向市场经济的进程中，随着民营经济、民营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政府对国有金融控制力度的弱化，国有金融不仅客观上使用资金具有了可选择的方式和途径，而且主观上具有了这种能力，尤其是在1998年1月1日中央银行取消“信贷配额”限制后，国有金融使用资金的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因此，资金作为社会资源的一部分，市场作为其配置方式逐步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与此同时，由于民营经济自身发展的原因，严重妨碍了有效的资金需求，因此，民营经济发展作为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逐步弱化，引起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走低。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以扩张性货币政策为核心实施全面的宏观调控，以期启动经济的发展就无法达到“资金预期流向”目标，反而导致资金在金融市场与银行之间的“体内循环”。
所谓体内循环，就是在实施扩张性政策时，由于资金使用成本降低和资金量的扩大，能够使投资变得更加有利可图和信贷可获得性提高，因此，必然提高银行的贷放积极性和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但由于企业的普遍资质较差，加之企业缺乏有效的投资热点和改革导致的企业风险意识提高，形成在扩张性宏观政策下“银行惜贷”与企业“慎贷”并存的反市场现象。因为银行的资金使用是有成本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把资金违规投向资本市场或进入同业拆借市场牟取利差，从而形成资金在金融体系转动，与实际经济脱钩的现象，这就是“体内循环”。“体内循环”直接导致扩张性政策失效或低效。从而形成中国经济的资金困境—扩张性政策对实际经济没有影响，相反却导致一方面因资金使用不规范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另一方面在逐步积累通货膨胀压力。
（3）再看商品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