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楼付之一炬？
“不”，西里瓦特解释说，“我们不希望重新回到丛林中去，都盼望有个高水平的生活，所以必须继续生存，我们没有选择余地，只得自我调整，跟随世界潮流……只有竞争才能生存，这就完全有必要成立一个全民族政府，因为政府的负担太大了。”
数月后，我在华盛顿听了阿纳托利·丘拜斯的一次演讲，丘拜斯是俄罗斯失败了的经济改革和私有化的设计师，他的华盛顿之行是为了乞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俄罗斯提供更多的援助，但在当时，作为俄罗斯的杜马即议会拒绝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列出的条件。杜马还坚决指责丘拜斯是叛徒，为国外机构服务，屈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俄国的经济改革沿着真正的自由市场路线进行的压力。我问丘拜斯对这些指责如何回答，他告诉我：“‘行’，我回答他们，‘丘拜斯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务。然而你们的代理人是什么？你们有什么（真正可供选择）行得通的主意吗？’”丘拜斯说，他从未得到任何直接回答。
又过数月，我到巴西采访圣保罗前环境部长法维奥·费尔德曼，他是巴西议会代表，并正在圣保罗努力争取重新竞选此职。他狭小的办公室挤满了竞选人员，屋子里堆满了招贴画和其他竞选宣传机器。费尔德曼是个自由主义者。我问他关于党内政治大辩论的实质，他说：“在巴西（意识形态）左派已失去他们的旗帜，自由政府所面临的挑战是创造就业职位。你必须让人增加收入，重新调整分配。左派的旗帜是什么呢？他们对增加收入没有提出任何建议，只是提如何再分配。”这些改革向我们说明了什么呢？一旦三个民主化在80年代后期一起来到并摧毁所有的围墙，人们也摈弃了所有意识形态，一起选择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人民能够讨论对自由市场的抉择和全球一体化，他们要求自己进行抉择，坚持走“第三条道路”，只是现在还不太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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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金色紧身衣”（2）
这与第一次全球化截然不同。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当工业革命和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席卷欧洲和美洲时，许多人被达尔文理论的残忍和“黑色撒旦工厂”所震惊。他们摧毁了旧的秩序和等级制度，产生出巨大的贫富差距，将所有人处于压力之下。当然，也大幅度提高了那些开始放手干的人的生活水平。当人们企图寻找方法将工人们从当时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最残忍方面解救出来，这段经历引发出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辩论，产生了许多革命理论，正如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所描绘的那样：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的不停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
“金色紧身衣”：全球化时代最流行的经济外套
当你的国家认识到这一事实，承认在当今全球经济中，自由市场的规则并决定遵守这个规则时，也就穿上了我所称之的“金箍衣”即“金色紧身衣”。“金色紧身衣”是如今全球化时期最流行的政治经济外套。冷战时期有尼赫鲁夹克、俄罗斯皮衣。如今全球化时期只有金色的紧身衣。如果你的国家还未找到一件合身的“金色紧身衣”，那就快点行动。
“金色紧身衣”是玛格丽特·撒彻尔1979年初首次缝制并成功地在英格兰推广。80年代很快得到美国的罗纳德·里根的声援，并就“金色紧身衣”的规则提出某些重要的建议。冷战结束时随着三个民主化将所有可供选择的服式摈弃掉，将所有保护他们的墙拆除后，“金色紧身衣”就成了一种全球流行服装。撒彻尔—里根的经济革命之所以出现，因为在西方两个主要经济大国的大多数人得出结论，陈旧的由政府指导的简单的经济模式不可能提供有效的增长水平。撤彻尔和里根联手从国家、大社会团体的维护者及传统的凯恩斯经济学家手中，将经济发展决定权剥夺下来，交给了自由市场。
一个国家穿上“金色紧身衣”后感到合身的话，就必须采纳或者在前进过程中遵守以下金色规则：将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部门私有化，保持低通货膨胀率和物价稳定，削减国家官僚机构，尽可能保持国家预算平衡，如果预算没有盈余，逐步取消或降低进口关税，取消对外资投资的限制，取消对进口的限额及国内垄断，增加进口，将国有企业及公共事业私有化，解除资本市场上的各种带限制性的规章制度，自由兑换货币，将国家的工业、股票、证券市场直接向国外企业家和投资者开放，取消限制经济发展的规定，尽可能促进民主竞争，消除政府腐败，尽可能多地取消政府补贴和各种酬金，将银行和电信系统向私人企业家和竞争者开放，允许公民从许多有竞争能力的养老金、外国人经营的保险金或互助基金中自由选择保险。当你的国家都按这些条件办了，你也就穿上“金色紧身衣”了。
“金色紧身衣”是非常漂亮的，不幸的是“所有人都必须穿同一型号”，于是，某些集团觉得绷得太紧而苦不堪言，某些人勉强能够穿上。为了不断精简经济机构以提高效率，要上一个台阶就要保持一种社会压力。如果你脱掉这个“金色紧身衣”，就很快被时代抛在后边。如果作出努力让它穿着合身，就能帮助你很快跟上世界发展步伐。它并非时时漂亮帅气舒服，但在这儿，在这一特定历史时刻，它是唯一但有痛苦的模式。
如果你的国家穿上“金色紧身衣”，势必出现两件事：经济上升和政治降温。在经济方面，“金色紧身衣”通常促进更多的增长，出现更高的平均收入——主要是通过更多的对外贸易、外国投资、私有化和在全球竞争的压力下更有效地使用资源；而在政治方面，“金色紧身衣”在相对高的产数上缩小当权派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抉择。那就是为何在穿上“金色紧身衣”的国家里，在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要找出他们真正的不同越来越困难。一旦你的国家套上了“金色紧身衣”，政治上的选择就所剩无几，犹如你想喝饮料时，只能在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之间作出选择一样——品尝起来只有一点细微差别。政治上选择的差别就是强调地方传统，说某些地方多了点，某些地方少了点，但绝对不会背离金色规则的核心。政府——不管是民主党、保守党或是工党，戴高乐分子还是社会党、基督教民主党——一旦离开核心规则太远，在他们国家的投资者就惊慌而逃，利率上升股市下挫。穿上“金色紧身衣”后，唯一可以调整的余地就是保持经济的增长；而保持增长的唯一途径就是将衣服穿紧一点。当你将“金色紧身衣”扎紧一点，就能产出更多的黄金，你社会中的矛盾 就会更缓和，这才是唯一的治世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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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金色紧身衣”（3）
难怪今天在发达国家，许多政治家之间的辩论变成如何对“金色紧身衣”进行修修补补， 而非对其进行激烈变更。在199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比尔·克林顿争辩说：“的确，人们是穿了‘金色紧身衣’，但我的看法是能够让它们在胳膊肘这儿更紧一点，而中间变得更宽畅点。”而和克林顿一起竞选总统的共和党候选人鲍勃·多尔马上说：“不，不，你可不能把中间放松，让其继续紧一点 ，我们还要在胳膊肘那儿绷得更紧点。”而在1997年英国大选中，托尼·布莱尔发誓说，如果他上台“我们将把它绷得像玩具一样紧，而且我们在肩部和胸部还要绷得紧点。 ”而他的对手，保守党的约翰·梅杰反唇相讥：“量你没有胆量去修改那件夹克，那可是玛格丽特 ·撒彻尔设计出来的，上帝将它穿在英国身上，紧贴合身，应该继续让其保持原状。”无怪乎英国自由党领袖帕迪·阿什当看了托尼·布莱尔和约翰·梅杰在1997 年竞争中的表现后，声称他们之间没有丝毫区别。阿什当将布莱尔和梅杰之争称之为“同步泳赛”。
冷战墙的倒塌和“金色紧身衣”的出现时，我正在世界各地旅行并看到许多类似的游泳比赛。1998年德国选举前夕——正是这次大选中，社会民主党的施罗德击败了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赫尔穆特·科尔，美联社就引用德国负责社会外交事务的卡尔－约瑟夫·迈耶斯的话说，对德国的两位竞选者：“你不应该说记着有什么左派右派的标志，他们都坐在同一条船上。”韩国的李会昌在90年代出任韩国总理时对“金色紧身衣”积累了不少第一手材料：“在过去的时代，我们经常说，历史支配着这，支配着那。”一天，李会昌对我陈述说，“现在我们说，市场力量支配着一切，而你必须生活在这些力量之中。我们要费点精力才能了解所发生的事。我们并没认识到，冷战的胜利实际上是市场力量超越政治的胜利。今天，一个大的抉择就是你有没有民主，有没有一个开放的经济，这才是最大的抉择。而一旦你作出大的抉择，政治就仅仅是实现这些决定的引擎，在这个体制中可活动的余地不大。”李是通过在韩国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大国家党发迹的，但是韩国经济在1997…1998年崩溃后，人们发现，如果国家希望继续繁荣并吸引外国投资，它必须把“金色紧身衣”穿得更紧一点，韩国公众一脚踢开了经验丰富、过时的政治家，从国民议会的反对派、新政治国民议会选举鼓吹自由人权的金大中为总统，但金却随随便便地将李打发到华盛顿去当大使。正如李告诉我的那样：“要是在过去，像我这样一个人，曾是我们党的总统候选人、前总理、党的主席，现在作为另一国的大使来华盛顿，这简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对金总统的所作所为也感到匪夷所思。但现在，为了韩国摆脱经济危机，我与金先生之间的政见不同是没有什么意义，我们面临的选择不多。”在韩国，你如何解释“同一条船上”或“同步泳赛”呢？
当印度1991年决定放弃执行了数10年的中央集权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而穿上“金色紧身衣”时，曼莫汉·辛格是印度的财长。1998年夏季，在印度议会大厦他的办公室里，他告诉我说放松了管制，他再次感到印度开始走上了这条道路：“我们知道接近国际资本市场会有一定的风险，（但）政府有能力处理和控制因对世界开放所引起的诸多震动。如果你按全球化经济规则操作，就有许多参与者的观感——他们是对还是错。然后，你在作决定时必须把观感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与我们命运攸关的，但（印度特别）关心和渴望实现的事，世界并没有给予必要的关注，它必然产生更多的忧虑。你执行货币自由兑换政策或其他货币政策，你就非调整到与艾伦·格林斯潘的政策一样，这就减少了你的自由度。即使是在财经政策上也如此。在资本是国际性流动的世界里，你不能采用调整税率方法来解决此办法，其他国家或许是有用的；当劳动力自由流动时，你也不能用调整其他人的工资来解决问题一样，这使策略上调整的机会不多……我有位邻国的朋友，他也是财长，上任的那天，我向他表示祝贺。他说：‘别祝贺我，我仅是半个财长，另半个在华盛顿。’”
第六章 “金色紧身衣”（4）
并非每个国家穿上“金色紧身衣”就兴高采烈——某些国家只穿上了一半或穿上又脱下了（印度、埃及），有的时穿时脱（马来西亚、俄罗斯），某些国家强调为适应本国特殊文化而企图让裁缝修改，或穿上后改加几个松动的纽扣（德国、日本、法国），某些认为他们能抵抗穿上后的阵痛，因为他们有石油这样的自然资源（伊朗、沙特阿拉伯），某些国家是如此贫穷和孤独，政府又强迫人民接受贫穷这一现实，他们将人民要穿的“金色紧身衣”的想法抛到九霄云外，迫使他们穿上痛苦过时的紧身衣（朝鲜、苏丹、阿富汗）。
随着时间的推移，哪个国家想回避“金色紧身衣”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不论何时，我提到这一点，特别是对那些非美洲国家，我都听到以下一些反应：“别教训我们如何穿上那件夹克，如何与国际市场接轨的问题，我们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价值观，我们将用自己的步伐走自己的路。你的理论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