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经济学- 第23部分

　　关于不均等的衡量
　　描述不均等并非易事，以下是对经济学家们所采用各种方法的简要介绍。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所采用的变量。收入不均测量的是不同个体或家庭一年内现金流收入的差距。个人收入分布远比家庭收入分布不均得多。有些低收入的个人足够幸运属于高收入家庭中的成员，因此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光靠自己的收入要来得高些。
　　收入可以在税前比较也可以在税后比较。可以包括政府的转移支付（比如失业救济或公共年金），也可以只包括“市场”所得（比如工资、薪金、投资收益、小企业收入）。包含了转移支付的税后收入比不包括转移支付的税前收入要均等得多。这是因为在很多国家高收入个体要支付更多所得税而低收入个体则相应得到更多转移支付。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14章分享蛋糕（2）
财富不均同样也可衡量。它比较不同家庭的累积财富——包括自有房屋，直接的商业财富，以及金融资产（比如股票、债券及储蓄等）。财富分布远比收入要不均得多，金融财富尤甚（因为对大部分工薪族来说最重要的财富形式就是家里持有的股权）。
　　正如我们第7章所讨论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和商业财富被极少数财富精英掌握着，不到10％的人口拥有着社会绝大部分财富。
　　一旦选定变量，接下来就是选择一个简捷的途径来衡量。一种方法是比较社会最上层5％人群与最底层5％人群的财富收入；另一种方法是计算基尼系数。它在0（完全平均的情况，每个人都拥有绝对相等的份额）至1（绝对不平等，即一个富人拥有所有财富）之间变化。基尼系数上升说明不平等加剧，不用说，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下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基尼系数都在稳步上升。
　　当然，投资收益主要集中在富裕家庭，他们拥有大部分金融财富。而工薪家庭的收入主要来自工作（还有来自政府的不同程度的补助）。
　　由此可以看出，按要素分配收入和家庭分配收入考察出的结果有很明显的重叠，原因很简单，不同类别的家庭都拥有各自特有的收入要素。总而言之，资本主义是典型的阶级社会，因为不同组别的人群在经济中扮演着非常不同的角色。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下的总资本收益增长的同时，社会最富裕阶层的个人收入份额也在增长（他们拥有着大部分资本）。
　　事实上，研究新自由主义的原因及成功与分析社会最富裕的1％人群收入份额的增长是一样的。这个份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黄金时期”持续下降，而在1980年后发生戏剧性回升。这个反弹在美国尤为成功，在美国社会最富裕的1％人群拥有几乎和20世纪20年代一样多的收入份额。
　　富有更好
　　“我曾富有也曾贫穷。相信我，亲爱的，还是有钱更好。”
　　——索菲·塔克（1884~1996），美国杂技歌手（20世纪30年代）
　　143不均等与劳动力市场分割
　　即使在工人阶层内部，也存在着很大的收入差距。总工资在GDP中所占比例取决于工人阶级整体的经济政治力量。而某一具体行业内的工资还取决于不同职位工人的谈判地位。具体职位的工资水平取决于以下因素：
　　☆各行业的生产率（它影响雇主在不降低利润率的情况下支付高工资的能力）。
　　☆各行业的赢利能力（例如，很难指望高竞争、低利润行业的雇主支付高工资还不破产）。
　　☆工会及其他特定行业机构的行为。
　　☆特种工人的专有技能。有特殊或者难以替代技能的工人和雇主谈判时会享有很强的议价地位，因为他们很难取代。（这与新古典经济学阐述的技能与工资关系非常不同，新古典经济学错误地假设每个工人得到的工资取决于他们的生产力进而取决于技能。）
　　由于在各具体职位上所拥有的谈判力量的不同，即使同质的工人也会获得非常不同的工资。这使不同组别的工人间存在明显分别，或者说分割的经济基础（第8章已讨论过）。有些工人有机会获得相对稳定的高薪职位，有些却往往被分配到工资低、收益少、职业前景不稳定的行业。
　　考虑到劳动力市场一贯的不平等所带来的后果，我们就一点也不奇怪社会有多种方式来“组织”这些不平等了。好工作坏工作的分配不是随机的，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使得某些群组的人系统性地拥有更好的机会来获得更好的机会。可以理解，已经有了好工作的人会非常想把同样的比较优势传递给他们的后代、亲戚、朋友或者邻居等。因此随着时间推移，很显著的分割情况就出现了。特别是性别、种族往往与劳动力市场分割相联系。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者对“适用性”，即不同种类的人适合不同种类的工作这个观点的态度加强了工作和收入分配的不均等，并使其看起来“合理化”。

第14章分享蛋糕（3）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雇主们应该感谢劳动力市场中出现的这些系统性分裂。从经济层面讲，处境更困苦因此也更“灵活”的劳动力大军的存在使得雇主可以在需要时招聘到工人——不需要时则很容易“处理”他们（使其重回失业大军）。有色人种的工人总是在经济复苏时最后一个被雇用，在衰退时第一个被解雇。从政治层面讲，劳工之间存在的严重分裂使得雇主可以利用其中一方制约另一方，这损害了工人的稳定性（这对争取更好的工资和条件很重要），也妨碍了工人们更加团结的整体意识。通过这些途径，资本主义强化了对不同种族和性别工人的差别待遇，同时也反过来强化了资本主义机制。
　　对那些从更好的工作和收入中得益的工人们来说，保持和巩固现有的特权地位似乎符合逻辑。专业人士和工薪职工可能也会认为他们“值得”更好的收入和工作环境，因而会试图阻止来自那些更困苦的工人群体的竞争。例如，专业协会往往只存在于社会上最成功的工会中，并通过制定严格的准入条件将其他非内部工人限制在高薪职位之外。类似的，核心行业（重工业和建筑业）中主要的白人男性高薪阶层更倾向于将边缘化工人群体看成威胁而不是潜在同盟。
　　值得
　　“最不幸的人是那些每分钟都要不停重复做相同事情的人。他们值得享有最短的工作时间和最高的工资。”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美籍加拿大经济学家（1964）
　　然而，有见地的工会成员都会承认：系统性产物即更困苦和受剥削的劳动力大军的存在，同样也会有损于相对优越的工人阶层的利益。所有的工人都会由于分裂而遭受议价能力的损失。这就是努力减少工人内部的不平等，增强不同种族性别的工人间的团结（通过倡议，如反种族主义、反骚扰*，支持雇佣行为）对工会来说很重要的原因——就如作为劳动力整体在劳动与资本的争夺间争取有利地位一样重要。
　　144贫困
　　资本主义最显著的失败之一就是在社会中广泛存在着贫困——且经常是极度贫困。即使在发达的经济体中，仍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忍受着可怕的经济困难和社会剥削，尽管他们周围有着许多不可思议的惊人财富。
　　更严重的是，更加广泛的压迫和赤贫正在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以及部分苏联解体后的东欧国家不断蔓延。事实上，最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存在于贫国和富国之间。我们将在第22章中进一步讨论在国际层面上的贫穷和收入不均。
　　贫困程度在发达国家中的差别也非常大，具体见表141。那些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尤其是美国）正全面经历着最严重的贫困，它们只有最弱的工会和劳工市场保护，因此产生了更多低工资的的工作。这些国家也必然拥有最差的社会保障体系（来补充工资收入，为那些没有收入的人提供生活保障）。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时期，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贫穷显著增长。
　　表141发达国家中的贫穷率
　　国家贫穷*率
　　2005年（％）
　　美国170
　　爱尔兰162
　　意大利127
　　英国125
　　澳大利亚122
　　日本118
　　加拿大114
　　德国84
　　法国73
　　荷兰73
　　瑞典65
　　丹麦56
　　芬兰54
　　*贫困界定为个人收入少于中等收入的50％（相对尺度）。

第14章分享蛋糕（4）
资料来源：联合国发展计划。
　　贫困的衡量
　　怎样用最好的办法来衡量贫困是统计学家们争论了很久的一个问题。他们争论的焦点是：使用绝对指标还是相对指标。
　　绝对贫困的衡量标准是一个人的实际物质生活水平是否低于某一给定的标准。那个标准是指在某一给定的时期，以能够满足当时人的基本“必需”的生活消费（基本住房、食物、衣服和其他必需品）的收入水平为基础而制定的。购买这一系列必需品的花费一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取决于通货膨胀的影响），划分贫困的标准线也随之而变动。
　　然而这种方法存在一定问题，它忽视了社会最低生活水平标准的变化。在一百多年以前，拥有一个室内的抽水马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而今天这件事被认为是保持礼仪和良好卫生习惯的必需品。一个世纪以前设立的贫困线想当然的会假设人们会一直依靠室外设施生活。以此类推，电视机、接受教育、医疗保健、交通和其他设施等一度被认为是“奢侈品”，而在当今社会这些东西很明显都是现代人生活中的必需品。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大部分贫困专家倾向于使用相对贫困标准。根据这个标准，一个人是否贫困，取决于这个社会上其他人的收入水平。如果一个人或者家庭的收入低于整个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那么他们会被认为是贫困，即使他们的收入可以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要求。这反映了一个人是否“感觉”到贫穷（这深深地影响了他们整体在社会中的地位）主要依赖于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而不是他们的绝对生活标准。因此相对贫困而不是单纯的绝对贫困被认为是对不平等程度的衡量。
　　不同的贫困衡量方*产生非常不同的评估结果。美国政府使用了一个自1964年以来一直未更新过的绝对贫困标准。若使用这套标准，美国的贫困人口在过去的25年中略有下降。但是若使用一个相对贫困指标（收入少于平均收入的50％的人口比例），美国的贫困人口在稳步增长。2004年，使用相对贫困标准得出的贫困率（185％）是美国政府使用绝对贫困标准得出的贫困率（125％）*的15倍。
　　贫困的衡量方法还需要根据其他因素来调整，包括一个家庭里的人数、这个家庭是生活在农村地区还是（更昂贵的）城市地区。
　　*Lawrence　Mishel，　Jared　Bernstein，　和Sylvia　Allegretto所写的“美国政府报告”（华盛顿：经济政策委员会，2006），图6—G。
　　与此相反，北欧和一些欧洲大陆的经济体却拥有非常低的贫困率。这说明虽然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下贫困广泛的存在，但并非不可以避免。那些投资于社会项目、给予劳动市场支持和采取其他积极措施的国家会产生高工资的工作，并能达到非常低的贫困率。
　　许多经济学家将贫困归因于穷人自身的弱点而不是劳动力市场运作的缺陷。穷人们常被催促尽快升级自己的技能，或者加强职业道德，或者完善他们找工作的策略——总之经常是一些陈腐的建议（比如准备一份更有吸引力的简历）。很显然，学习新技能或者改进一个人找工作的方法能增加任何一个人找到工作的机会——即使是处于劳动力市场弱势群体的工人。但是这些永远不会消除那些只有薄弱的社会项目和劳工市场支持的经济体中的贫困，因为大量的低工资工作（以及做这些工作的低工资工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不断地创造出来。
　　假设美国（或者其他任何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经济体）的每一个低工资工人都从大学里毕业并且都准备了一份复杂完美的、现代的简历，一些人会找到更好的工作，但是在美国的经济系统中仍然需要大量贫穷绝望的工人来做那些最脏、待遇最差的工作：在餐厅洗盘子、晚上在办公大楼里打扫卫生、在沃尔玛采购廉价商品，等等。不仅如此，雇主整体上的低工资决策依赖于（很容易看出）贫困的存在。贫困不断地提醒那些从事低工资工作的人们为什么要遵循规则并且努力工作，尽管他们做的是糟糕的工作。因此，其他的工人群体会被逐渐地推向劳动市场的边缘，贫困和不平等由此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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