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udes Survey）发现，全世界范围内对美国的不信任在增加。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3个国家中，有26个国家的人认为美国的全球形象与2002年相比“满意度下降”，主要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源自它那种采取强制性、进攻性行动和单打独斗的意愿，以及人们对这个国家混乱的对外政策不断增加的担忧。另一项由哈里斯研究中心（Harris Research）为《金融时报》所做的调查（由丹尼尔·董贝和斯丹利·皮格纳尔报道），显示了欧洲认为美国是“对世界稳定的最大的威胁”。
约瑟夫·耐尔在瑞士达沃斯出席2008年世界经济论坛的时候，他的态度更是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在为《哈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所写的一份简短评论中，他提到了德国的第一任女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她的讲话中重点谈到了软实力的重要性。但是当天我最大的收获，”耐尔写道，“是有一位资深的亚洲外交人士告诉我说，在他所有的经历中，他还从来没有看到过美国的软实力处于如此低潮之中。用他的话说，只有以色列、印度和越南对美国有正面的评价。”
随着对这个已经矗立了很久的超级大国的尊敬的丧失，竞争对手的反美言论也变得越来越口无遮拦——而且他们听众中的知音越来越多。例如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2006年在联合国的演讲中（《华尔街日报》的小尼尔·金（Neil King Jr。）在《反美主义在联合国获得巨大成功》一文中报道），当他把乔治·W·布什总统称为“魔鬼”，把美国比作是一把“高悬在我们头上的利剑”的时候，“赢得了在场的世界各国领导人的笑声和欢呼声”。
类似的一幕出现在2007年2月第43届慕尼黑泛大西洋安全政策大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讲话中说：“一个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在所有的方向上都超越了它的国家边界。”《地球的血液：争夺世界上正在消失的石油资源》（Blood of the Earth： The Battle for the World’s Vanishing Oil Resources）一书的作者迪利普·西洛（Dilip Hiro）在的一篇专栏文章中这样写道：“在谴责‘单极世界’的理念时，普京补充道，‘不管你怎样美化这个说法，到了最后时刻，它所描绘的就是这么一种境况，在这种境况下，只有一个权力中心、一个军事中心、一个决策中心……就是一个只有一个老板、一个君主的世界。这是非常有害的。’”按照西洛的说法，普京的“观点得到了大多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政要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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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侵蚀的货币
但是，正在遭受破坏的不仅仅是美国的影响力和全球地位。美国的核心能力——那些被地缘政治分析师描绘为“硬实力”的东西——也正在遭受攻击。硬实力主要是指美国的军事实力，尽管也包括美国可以处置的其他关键资源，比如我们印制的截至目前还一直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纸币，它具有一种广为认同的财富储值以及交换媒介的功能。历史已经证明金融手段和权力格局是紧密相关的。例如，如果没有获得低成本融资的途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确保长期维持一个全球帝国的开销而又可以不掏空大众的钱袋子。
出于同样的理由，像尼尔·弗格森这样的历史学家已经在研究中脱颖而出，他们证实了健康的财政体制在维持超级军事地位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然而，有证据表明，这样的教训在20世纪这个超级大国的领导层中已经逐渐被淡忘了。在20年的历程中，永无止境的预算增长以及贸易失衡已经将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最大的债务国，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种形势急转直下的情况对它那些走上了类似的挥霍无度道路的前辈具有巨大的杀伤力。准确地说，美国现在主要依靠的是那些政治、军事和社会的观点不一定与我们一致的国家，特别是中国。这种情况很自然地限制了政策制定时的选择范围，而且让美国暴露在可能性极大的经济危机的危险之中。
但是，这种依赖性还不是使我们易受攻击的唯一原因。一直到最近，我们很多大规模的融资需求一直都是通过外国中央银行购买美国政府和美国政府资助的机构所发行的债券的方式来满足的，而发行债券的条件是它过去的含金量，而不是其未来可能的价值——在过去不到10年的时间里，这种货币的价值已经蒸发了1/3。事实上，美元弱势已经迫使我们最大的债权人蒙受了巨大损失。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开始反思以美元为主的外币储备结构。传统上，这些储备一直用来支付进口的账单和当市场出现混乱时进行对冲。在这些国家中，中国由于其积极的出口导向型政策而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
2006年10月的《市场观察》报道说，俄罗斯中央银行继几个月之前对由国家控制的石油稳定基金（Oil Stabilization Fund）进行了相当大程度的改造后，准备在其外汇组合中通过把日元的份额从零提高至几个百分点来拓宽其储备货币的种类（俄罗斯外汇储备的多样化也可以说是打击了美元，提振了日元）。2006年的早些时候，中国暗示计划“让其快速增长的外汇储备跳出单一美元和政府债券，进行多元化安排”，这个说法来自由乔夫·戴尔和安德鲁·波尔斯撰写的发表在《金融时报》上的一篇题为“中国发出将美元从其储备中移走的信号”的文章中。
竞争对手推动了美元在跨境贸易以及作为主要全球性商品作价基准使用中被边缘化的命运。在2007年11月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峰会上，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再次重复了其早前提出的非美元定价的OPEC石油交易以及建立OPEC银行的呼吁。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以及厄瓜多尔总统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对将石油价格与货币篮子挂钩的提议表达了声援和支持。另外，那些传统上将货币与美元挂钩作为达到经济稳定手段的国家，已经开始考虑替代方案。这是因为美元持续走弱已经开始导致人们不愿意看到的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且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性。
2007年12月由阿姆布洛斯·伊万斯·普瑞查德在伦敦《每日电讯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26名主要的沙特*神职人员呼吁沙特*这个是美国几十年盟友国家的领导人放弃其“紧盯单一美元”的货币政策，这被报纸描绘成了对抗美元的“法特瓦”（Fatwa）——一道宗教敕令。在一个月之后，《金融时报》的西梅翁·科尔报道说，为美国军方在中东地区提供最大军事基地的卡塔尔，也在考虑切断与美元的联系。从官方渠道得到的数据表明，这种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说法，全球储备货币中美元所占的份额从1999年第一季度的下降到了2007年第三季度的。
其他因素也让大家对美元的未来所存的疑虑进一步深化。几年前，愿意拥有美元并且在美国投资的人不在少数，他们一直对这个国家的结构性支持体系（包括它的金融体系）充满信任。然而，这个信念遭受了那些具有象征意义的机构中出现的毁灭性信贷危机和严重的金融灾难的严峻考验，这些机构的财富曾经被看成是美国全球霸权影响力的反映。为数众多的美国大银行在2007年年底对亚洲投资人毕恭毕敬的景象并没有传达出一种令人放心的稳定和强大实力的信号。2008年秋季美国对最大的抵押贷款放款企业房利美和房地美，以及过去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公司的美国国际集团所采取的救市行动，只是让事情变得更糟。事实上，按照2008年10月路透社一篇由罗伯·泰勒所写的题为“加拿大被评为世界上最可靠银行体系：调查报告”报道的说法，在世界经济论坛对银行系统的评估中，美国名列第40位。
评论员们断言，这种情况的影响超出了经济层面的考虑，因为身陷困境的美元成为“破坏华盛顿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帮凶。这种说法来自2007年12月《金融时报》上一篇由丹尼尔·董贝所写的题为“美元贬值使美国面临外交惩罚”的报道。“‘这是美元衰落过程中被人遗忘的维度，’乔治·W·布什总统的前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官员弗林特·勒夫雷特（Flynt Leverett）说，‘过去关于美元衰落的说法几乎都是用经济的观点来表述，但是货币政策确实非常重要，而且是能够让美国长期保持霸权的部分原因，这种情况与之前的英国如出一辙。’”事实上，奢望一种不稳定的货币不会在很多领域引发别人对美国领导人某些方面的质疑，根本就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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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的末日
当然，那些不同意美国这个明星的光芒正在褪去这一说法的人会很快将讨论引到这个国家的军事能力上来，这个做法一点都不会令人奇怪。事实上，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地方，很少会有人否认这个星球上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的超级大国拥有着世界上最致命的技术和最先进的军事武器。但是，美国真的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天下无敌吗？首先来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旷日持久的军事行动已经暴露出了这个国家军事实力方面的深深的裂痕。说得具体些就是，美国应对恐怖行动显然无法通过打击某些国家来达到目的。
曾经出任美国两任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对此有过很多表述。“问题的部分原因是权力的性质已经改变。我曾经常说，我们的国防和情报机构在应对20世纪的军事威胁方面仍然游刃有余。”他在2007年7月为《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所写的评论中写道：“但是，正如我们在伊拉克所发现的，我们被一个甚至算不上有组织的政府反对派拖入了肉搏之中。这种时候，我们的航母战斗群、我们的重型坦克师、我们的卫星成像系统——所有这些兵力以及打击传统的超级大国对手挑战的能力支柱——派不上太大的用场。”事实上，这一说法在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2008年9月在国防大学举行的军官晋升仪式上发表的讲话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这是来自法新社在“盖茨警告要关注对美国军事实力的限制”的报道中的说法。
除了美国军事实力是否能够适应新的地缘政治现实的问题，人们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兵力储备去满足所有的愿望——或者说需求。例如，2007年6月《经济学人》上一篇题为“步履蹒跚的霸权”的报道中声称，尽管美国在全球拥有150万男女武装士兵，军队的数量还是不足以满足履行义务的要求，也不可能“使军队随时准备应对各地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这本杂志补充道，很显然，“美国需要一支规模更大的军队”。
已无须再多说，与不断攀升的赤字、创纪录的借债、脆弱的货币以及日益深化的经济灾难的成本如影随形的金融压力，只会使问题雪上加霜。2008年初，按照《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发表的由戈登·拉波尔德（Gordon Lubold）写的一篇题为“美国国防支出创纪录，但是未来预算可能下降”的报道的说法，已经有报告指出各种财政挑战将可能导致 “把国防的优先放到一边”，“有太多的对资源的竞争需求，而增加税收总额人们又不是很情愿”（美国企业研究所驻所学者文森特·勒因纳特说）。另外，这份报纸补充道，“2009年财政年度国防预算本身似乎已经‘暗示了军费支出可能见顶’，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高级预算分析师史蒂文·科赛这样认为……‘在军费开支计划下，2010年到2013财政年度内，国防部的基础预算将会被削减。’他说，‘因此，管理层认为，这个开始于2001年9月恐怖袭击的预算增长趋势应该在2010财年结束。’”
因此，在身陷众多漩涡的美国军队不得不疲于应付的同时，其他国家也在提升它们的作战能力，急增的贸易盈余和2000年后能源及其他商品价格的不断上涨也刺激了这一过程。例如，斯德哥尔摩国家和平研究所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正式公布的军事支出在2006年增长迅速，首次超过了日本，从而使中国成为“亚洲最大而在世界排第四位的军费支出大国”。按照作家兼外交政策分析师马克·赫尔普林（Mark Helprin）的说法，“中国的军事力量正在向全能型的、能够应对大规模战斗和向偏远地区投放兵力的军队转型”。 毋庸置疑，在一些国家，很多与国防相关的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