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enlarge）生活水平的市场效率”——道出了美国的核心比较利益所在。通过提供高端金融服务，替全世界理财，美国人的消费水平得以放大到空前水平，而一小部分美国人的财富也得以迅猛积聚。靠虚幻的财富效应放大的消费在中国人看来不可思议，但在美国却已成了常态和趋势。其结果是，美国居民的储蓄水平，直接的间接的加在一起，从1986年的10％下降到2006年的负值；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的储蓄率曾高达25％，同中国人目前的水平相近。
从利益博弈的角度，格林斯潘以世界金融沙皇的地位替美国谋求利益，的确是成就斐然。在理想的全球化格局中，华尔街是金融中枢，分配着全球的金融资源，中国等“边陲地区”的资金，不管怎样得来，都将由华尔街来估值、定价、组合、配售。这令人想起约瑟夫·斯大林的一句“名言”，在讥讽*选举体制时他说，“谁来投票并不重要，关键是谁来计票”。套用斯大林的逻辑，这个世界上谁来生产物品，价值怎样生成并不重要，关键是由谁来管钱，谁来定价和分配收益！结果是，中国面临的状况是相当困窘，过去三十年来的出口积蓄多半以美元储放在美国，所值几何？还得由美国说了算。
谁葬送了华尔街（3）
为了在形式上做到合理合法，美国的金融业推出了许多新做法，包括风险测评的新模型，搞得非常复杂，即使专家都会坠入五里雾中。在没有监管的约束下，由美国发起的金融资产的放大效应有多大？据统计，金融产品交易的合约总额有530万亿美元之多（其中CDS超过60万亿），它们所赖以发起的担保品——物理的金融资产的实际价值恐怕不过万亿。其间的关系就像一组“俄罗斯套娃”，实际的核心是个小娃娃，却吹出层层的泡沫，每一层都被数了一遍钱，刮掉一层利润，再让下一层投资者接手，直到最外的大套娃，竟然吹胖了200倍！
最可悲的是，从2008年年底以来，华尔街一边吃救济，一边大发奖金。华尔街人共发了184亿美元的年终奖，虽较2007年的329亿美元下降了44％，但仍然相当于2004年的水平，由于大量裁员，人均得到的奖金并未减少多少。华尔街发奖金让奥巴马很难堪。奥巴马在其就职演说中大谈责任，说是“每个美国人都应该认识到，对自己有责任，对国家有责任，对世界也有责任”。奥巴马还表扬了那些主动少拿钱的人，“那些无私的工人们宁愿自己的工时少些，也不愿意朋友们失去工作”。说的多好啊！很有伟大领袖谆谆教导的意思。可这边奥巴马话音未落，那边就大发奖金。华尔街不理睬奥巴马，其中美林的气焰最为嚣张——奥巴马白宫装修的经费不过15万美元，美林前老总赛恩装修办公室便用去120万美元。
奥巴马本来是在帮助华尔街和稀泥。在就职演说中，奥巴马对金融危机根源的解释是：“我们的经济被严重削弱，其原因是某些人的贪婪和不负责任，但也是我们的集体之过，我们没有做出艰难的选择，没有为迎接新时代的到来而为国家作好准备。”对于华尔街的罪恶，奥巴马可以说是轻描淡写，还谈什么“集体之过”。实事求是地说，在资本市场这个地方，平民百姓是没有多少选择余地的，奥巴马大谈集体责任，就是在帮助华尔街转移人们的视线，还在忙前忙后，让国会多为华尔街拨些救援款。奥巴马如此呕心沥血，金融老大们至少应该配合一下才是。
他们不配合，给自己大发奖金，打了奥巴马一记响亮的耳光，如果他再保持沉默，那就是自己打自己耳光了。奥巴马终于发怒了，指责华尔街发钱是“可耻的，很不负责任的”。国会的*党议员中也有人表态，要求华尔街将拿回家的奖金再吐出来。不过，同样的话，要是由奥巴马来说就更好了。华尔街一边吃救济，拿着纳税人的血汗钱，一边给自己大发奖金，奥巴马应该明确要求华尔街将奖金吐出来才对。2009年2月1日，《纽约时报》登载了一篇专栏文章，题目是《肥猫，吐出你的不义之财》。这是美国主流媒体向华尔街打响的第一炮。作者就指出，仅仅批评是不够的，“需要一到三个特别检察官”来追查年终奖一事。 （）②
与此同时，也有人向已破产的雷曼兄弟公司总裁讨说法，发表文章的标题是“你的公司破产了，你却有亿美元。这公平吗？”国会也要求雷曼兄弟公司的总裁理查德·富尔德就上述情况作出解释。在一片质疑声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和政府改革委员会韦克斯曼拿出了一份报表，上面显示了富尔德8年来的个人薪酬共达亿美元，其中包括2001年的9100万美元和2005年的8900万美元分红。沉默良久，富尔德说这个数字被夸大了：“先生，我的大部分报酬都是股票形式的。在公司提出（破产）申请时，我仍然拥有我得到的大部分股票。”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谁葬送了华尔街（4）
韦克斯曼打断他的话说，就算薪酬比这稍微低一点，对大多数人来说也是“无法想象的”。“一个破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挣这么多钱，这公平吗？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根本是无法想象的”。
富尔德说：“我要说的是，5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准确。在你说的那些年里，我的现金工资只有近6000万美元——尽管这个数目仍然很大，这点你也提到了，我还有近亿美元（的持股）。”富尔德称，他的薪酬是由独立的定薪委员会确定的，他们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确保管理人员的权益与股东的利益一致。富尔德说：“公司效益好时，我们收入高。公司业绩不好时，我们也不好过。”富尔德1966年作为实习生进入雷曼公司后一直工作至今，该公司万名员工中的很多人都把公司破产归咎于他。雷曼兄弟公司于2008年9月15日申请破产保护，其资产为6390亿美元，而债券高达6130亿美元。雷曼兄弟公司是1850年由犹太人雷曼兄弟申请成立的，它的破产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引发了巨大的冲击波。
更可悲的是，在美国政府史无前例地出资850亿美元援救美国国际集团（AIG）的数天后，这家保险业巨头的高管人员却跑到加利福利亚一处全美最豪华的度假胜地消遣。发票显示，AIG向这个度假胜地支付的总费用是44万美元——其中包括20万美元的住宿费、15万美元的餐费，以及万美元的SPA费用等，还有高尔夫球场的场地费7000美元和酒吧消费1万美元。一位*党的议员说：“他们修手指甲、做美容、修脚趾甲、享受按摩，付账的却是美国人民。”
这次金融危机暴露出华尔街的一些制度设计问题，投资银行高管们的风险和收益不对称，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每年可以拿几千万美元的奖金，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照样活得很自在。于是大家都去冒险，冒险成功，收益会有很大一份，如果失败了，惩罚也落不到他身上。把公司搞破产了，他在雇用合同中还有一个黄金降落伞。为什么在这次危机中，高盛相对其他公司损失最小？有人认为和它以前的合伙人制有关。对于上市公司，高管玩的是股民的钱。在合伙人制度下，高管也是公司的所有者，在拿自己的钱赌博，风险意识和风险控制肯定会比上市公司强。什么形态的金融机构更好一些，这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
伟大的哲学家圣·奥古斯丁在他的名著《上帝之城》一书中指出：世界上存在着两重同构的秩序：“上帝之城”的秩序和“尘世之城”的秩序。尘世之城的秩序是充满邪恶和非道德的，其拯救之途就在于“上帝之城”的秩序。究竟是谁葬送了华尔街？是华尔街的贪婪之徒、欲望膨胀的投资者和购房者，丧失职业道德的监管者和一切被魔鬼引诱的人们共同堕落的结果，包括自由资本主义的弊端也暴露无遗。
美国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1）
在这次史无前例的美国金融危机中，有两个犹太人被称为“罪魁祸首”——一位是纳斯达克前主席伯纳德·麦道夫，被称为“麦道夫的骗局”；另一位是美联储的前主席格林斯潘，被称为“泡沫国王”或“格林斯潘的泡沫”。
麦道夫出生于纽约一个犹太人家庭，他与露丝·麦道夫结婚并有两个儿子，他的主要居住地是曼哈顿上东城，是价值7000万美元的豪华别墅。麦道夫是美国某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创始人，该公司成立于1960年，是著名商人和慈善家，直到2008年12月11日他被捕。此外，麦道夫还领导着一项投资顾问业务，专为富人、对冲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理财。麦道夫投资证券公司名下的账户，20年来每个月都像时钟一样准时生产将近1％的收益，从未发生过亏损。直到2008年12月，麦道夫的两个儿子向联邦调查局坦白：这长达20年的骄人业绩，其实根本是一个弥天大谎。12月11日，联邦调查局根据两个儿子提供的线索逮捕了麦道夫，并指控他犯有证券欺诈行为，涉嫌欺诈高达500亿美元的现金和证券。这个欺诈过程长达数十年，是迄今为止归咎于个体的最大的投资欺诈事件。许多外国银行宣布，他们因麦道夫丑闻损失可达数十亿美元。
麦道夫的“大生意”其实是这样的：其投资顾问公司以运营一个证券业务为手段欺骗其投资者，在交易中赔了投资者的钱后，却从其他投资者支付的投资本金中拿钱出来当做投资回报。这个巨大的虚幻的血球，就这么滚了20年。如果不是金融危机的持续恶化，麦道夫也许可以将这个雪球滚一辈子。但自2008年开始，他的投资者陆续要求赎回资金，共计70亿美元。麦道夫的壶盖不够盖住每个漏洞，指控显示，麦道夫告诉他的儿子公司里只剩下2～3亿美元的资金，他已无力支付投资者的赎回要求。调查发现，麦道夫有好几套账本和伪造文书，并且还向投资者和监管机构提供有关其咨询活动的虚假信息。2009年3月12日，麦道夫出庭接受监方指控的11项罪名，并为新犯罪行“深感抱歉和羞愧”。最后落实的诈骗金额高达648亿美元，麦道夫最高将获刑150年。但也有人提出质疑，诈骗这么多钱，麦道夫为什么没有同案犯？
随着调查的深入，这场庞大骗局的受害者名单不断扩大，许多美国犹太名人成为麦道夫的客户——美国房地产大亨祖克曼，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塞尔的犹太学校和基金会，大导演斯皮尔伯格的慈善机构2006年大约有70％的利息和股息收入来自于麦道夫的神秘生意。麦道夫以拆东墙补西墙方式运作的吸金骗局持续多年，直到他不能吸收更多的投资者来维系资金链，这一丑闻才得以败露。可悲的是，在美国金融界，麦道夫的骗局绝非个案。
每当有资产泡沫时，骗局就会产生。资产泡沫扩张引起的贪婪，是不良行为滋生的土壤。麦道夫的失足，也许是华尔街的一个缩影，也许是美国政府为了掩盖自己的监管失误而寻找的一名替罪羊。唯一可以欣慰的是，这次和反犹主义却没有多大关系。而真正为美国政府背黑锅的，却是另一个犹太人——格林斯潘。
在格林斯潘执掌美联储的19年间，格林斯潘领导美联储成功应付了纽约股市大崩盘、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网络经济泡沫、“”恐怖袭击等一系列危机，使美国进入长达10年的高增长低通胀的“新经济”时代。曾被华尔街奉为神明，誉为“最聪明的犹太人”。20世纪90年代美国大选的时候，美国流传着一个说法：管他谁当选呢，只要格林斯潘还是美联储主席就够了。很多严肃的经济学家称赞格林斯潘是美联储成立以来最有建树的主席。然而一夜之间，格林斯潘却被称为“泡沫先生”，被指责为制造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
美国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2）
有人认为，美联储在过去19年里最关键的时候犯下了一系列错误，从而导致1987年股市崩溃、20世纪80年代的储蓄与贷款协会危机、1998年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倒闭危机、2000年科技股泡沫、对千年虫的盲目恐惧、2007年以来的次贷和信贷危机等。令人吃惊的是，格林斯潘在每一次危机中所犯的错误都是一样的，他在不停地重复过去的错误。而且，他善于改写自己过去的记录，以便为自己的错误寻找开脱。
格林斯潘所犯的过错是降息的幅度过大，而且维持过低利率的时间太长。利率太低，使得金融市场上的流动性过剩。格林斯潘成功地使得美国婴儿潮一代疯狂地将自己的储蓄取出来，投向股票市场，以弥补因降息而缩水的收益。他还不断地为“新经济”摇旗呐喊，他认为通货膨胀率被高估，而生产率被低估了，因此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