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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落地生根的温州人
我的朋友洪波先生原先是上海《萌芽》杂志的编辑部主任，后来单程赴香港定居的。他是我下海之后第一家公司的董事长。他常跟我说：“真搞不懂你们温州人，文化不好，语言也不懂，到了国外个个都当老板。我们上海人出国的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外语水平也不错，做了几年还是个打工的，最好的也就在洋人的大公司做个高级职员。”
他不懂因为他是上海人，作为土生土长的温州人，我很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除了温州人胆子大、敢闯之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一个“朋”字，即朋友的朋。别看这个重复又简单的汉字，却成就了不少温州人的老板梦呢！
温州人到了国外，哪怕他口袋里只有几万人民币，只要有了落脚点，就会去寻找目标，有欲盘出去（出让）的小餐馆、小工场或者小店铺，只要适合自己的都可以，看中了就找在国外的亲戚朋友商量，让他们出钱“朋一朋”，于是这些亲戚朋友都会按照自己的能力慷慨解囊，你出五万，我出十万，很快地便能凑个百十万的。盘下那个餐馆或店铺之后艰苦努力，赚了钱先还债，三五年之后还清了债，再去找更大的铺面或工场。这种凑份子的办法温州话就叫“朋”，只要大家“朋一朋”，你就圆了老板梦。当然也有单枪匹马从打工开始的，但这打工的温州人目标也很明确，将来是要做老板的。他先从努力并节俭开始，积了钱以后再去盘人家的店铺或工场，以后再慢慢做大。早年出国的老华侨很多是以这种方式起家的，后来出国的年轻人便是用“朋”的办法居多了。你想想，他的文化不高，外语不通，最多只能做苦力，不去做苦力只能当老板啦！你有文化、懂外语，你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就不用去冒风险，你就不能当老板。这也是一种悖论。
六十万人散居在世界各地，应当说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温州人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所能赋予的概念。前面提到过，在法国巴黎的第三区有条“温州街”，巴黎的第十六区也是温州人比较集中的地方，你在巴黎旅游，经常可以听到奇怪又独特的温州话；在意大利的罗马，市中心火车站旁边的一条大街也能称温州街，不长的一条街温州人开的公司有二百家左右。我在那条街上的“温州酒家”吃饭，从三个人的小桌吃成十一个人的大桌子；在奥地利的维也纳，我去我的学生在当管理人员的卡西诺（赌场），喝咖啡也喝成一张大台子；在美国纽约，第二十五大道原先是所谓的红灯区，由于艾滋病的出现，美国人对性的态度也趋于严肃，第二十五大道便有些冷落，温州人乘虚而入，逐步吞食那里的商铺，也该称之为“温州街”了。 我的一位同学就在那里开餐馆，那年我随建设部和科技部联合组织的房地产考察团去美、加两国考察，同学请我们全团吃饭。同学的儿女在美国长大，不大会讲普通话（温州话还是会讲的），请大家吃菜时将公鸡母鸡讲成是“男的鸡”、“女的鸡”，引起大家哄堂大笑；在巴西的圣保罗，中国商城是温州人开的，那是个大市场；在西班牙马德里，在中东的迪拜，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等等地方都有温州人开的商城……
2000年9月份，我也是随房地产考察团去欧洲转悠，一下子跑了十五个国家。全团十几人，除我之外几乎个个都是财大气粗的大老板。住的全部是“五星”，接待的规格也很高，巴黎市长夫妇在金碧辉煌的市政大厅举行冷餐会欢迎。这些老板花钱如流水，在巴黎买香烟，在瑞士买劳力士，在意大利买皮鞋，在嘎纳玩电影宫，在蒙地卡罗进卡西诺。但我也没有自惭形秽；我最自豪的几乎是每个国家都有人接待，都有人请吃饭，都有人开车接我去兜风。做温州人真是风光极了。那天在安道尔玩，这是一个夹在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小国家，仅有三万人，全国不过是一个狭长的山谷，一条长长的商业街，几千家店铺而已。团友们跟我开玩笑：你今天没辙了，乖乖地跟我们逛街吧。确实，那里没有我的熟人，我只能跟他们一起慢慢逛。到了一家买旅游工艺品的店铺里，我很喜欢橱窗里陈列的小缝纫机，做得精致极了，而且穿上线还真可以缝纫。我一下子买了两架，营业员是洋妞，但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有点像中国做的高档工艺品，风格似乎有点像我们温州苍南礼品城里的东西，现时在外国，买到MADE IN CHINA 的东西不足为怪。就普通话夹着一二个英语单词外加手势与洋妞“哑巴划拳”，洋妞笑嘻嘻地进内拉着华人女老板出来，我们一见都愣住了；我的第一印像是好面熟，她却能喊出来：“这位不是吴先生吗？”“你是……？”“我就住在仓桥的呀！”我想起来了，她就住在我曾经住过的那条街，但那时她还很年轻，嘻嘻哈哈的女孩子，怕有十几年未见了；我知道她后来去了西班牙。她解释，这边生意比马德里好做，不像马德里温州人多；竞争厉害。她并且告诉我，安道尔只有三家温州人，彼此都很熟，晚上约起来大家见一见。与我一起逛街的几个团友不禁拍拍我的肩膀，真有你的，温州人！
我们的回程又是从巴黎坐飞机，好让大家带些洋货回去，重点是“老佛爷”、“春天”百货公司，那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豪华高档的百货公司，团友们的主要目标是服装。因为时间长了，有点累，我不再约温州老乡。中午在“春天”旁边的一个餐厅吃中饭，一进那餐馆门，我直觉那风格准又是温州人开的。就跟团友说，团友们不相信：中餐馆都差不多，别这么神了，哪会是温州人！我找个位置坐下来，帮他们看着采购来的大包小包，让他们去打听。老板是中年女士，反问我的团友：“敢在巴黎‘春天’和‘老佛爷’旁边开餐馆的还能有什么地方人？”弄得团友们鼓起掌来。那女老板的老家在温州市纱帽河，离温州百货公司很近。
这些年我去国外机会多，碰此类戏剧性的事还有。如去年我夫妇去加拿大，就遇见过好几位熟人，特别是在多伦多，如果我们答应住下来，每个熟人家里住一夜，得住上很长的时间，这里不再描述了。
上海与温州
当初这本书吸引我的是它的两个书名：《中国双城记》和《北京人和上海人趣谈》。按通常的习惯，一篇文章有两个题目，总有一个是正标题，一个是副标题。这本书的两个书名不知孰正孰副，前者是印成黑色的字，似乎重要些，可后者的字体却又比前者大得多。我随手买下了，想不到却成了我写这一章的触发点。
北京与上海确实有的一比，一个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一个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两者都是国际性的大都市，可谓势均力敌，不分伯仲。温州与上海无法相比，温州太小了，充其量只是一个中等城市。但温州与上海的关系却比较特殊，温州人一直离不开上海，但上海人的心目中也总有温州人的影子，两者的关系甚至可以用“焦不离孟，孟不离焦”来形容，两市密切的程度要超过上海与周边的杭州、宁波、苏州、无锡等城市。
杭州是浙江省会，是温州的顶头上司，但温州人不以杭州为然。你们杭州眼里只有宁波，连眼角也瞟不到温州。温州人已经将杭州等同于省政府了。
宁波与温州是兄弟城市，本来应该是既友好又有竞争的关系。但对宁波的投资那么多，又成了计划单列城市，距离人为地拉大了很多。温州人又不靠宁波吃饭，关系便也疏远了。
但温州人无论如何离不开上海，过去在生产、生活方面都仰仗上海，现在却是因为上海蕴藏巨大的商机。
以前，温州人第一要靠上海的是交通。那时温州没有铁路、机场，只有一条通杭州和福州的沙石公路，还有就是开上海的大轮船。温州到杭州是四百多公里，到上海是六百公里，虽说远了二百公里，但坐轮船远比汽车舒服，可以躺着睡觉的。而那时的汽车运行时速才三四十公里，沙石路又布满灰尘，与其坐十几个钟头汽车，一路颠簸，灰头土脸地赶到杭州，不如睡一夜到上海。何况上海是铁路交通大枢纽，你到上海就可以中转到全国各地，温州人是要外出跑供销做生意的。还有坐轮船可以带很多东西，运费也便宜。
第二要靠上海的物资。上海是中国最大的轻工业城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上海的轻工产品无论在质量上和美观上都代表了我国的最高水平。还有上海的纺织品和成衣是全国最时尚的，领导着时装的新潮流。
温州人很穷但眼界又很高，因为温州有不少人在外国，华侨和港澳同胞会带来许多时尚信息，可除少数侨眷、侨属之外你无法得到泊来品，你只能就近去上海采购。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温州年轻人结婚前非要到上海不可，不是去旅行结婚，是去采购必备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及诸如脸盆、痰盂、热水瓶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就连结婚要分的喜糖也要从上海捎带，大白兔奶糖是最有名的，还有使新房热闹的红灯牌收音机。后来温州人办起了家庭工厂，许多生产原料要到上海采购，机器设备和配件要到上海选买。
第三要靠上海的技术。上海既然代表了中国轻工产品的最高水平，上海工人的技术水平也就是最高的。温州要办家庭工厂必须学习上海的技术，一是走出去，二是请进来。七十年代我在纺织厂搞技术时就曾带工人到上海学习过，这是走出去，还有就是请上海退休的老师傅到温州作技术指导，我们厂就有两位上海退休师傅。我们的工资每月四十元，上海退休师傅的工资每月一百二十元，那可是个天文数字，而且还允许他们带家属来工作。我们请的一个做纺织技术配件的七级（最高是八级）木工师傅，他把自己弱智的儿子也带来了，那是学不会技术的人，只浪费材料，工资却与我这个技术科负责人一个等级。
迭格温州赤佬
温州人到上海采购，其他地方的人也到上海采购，上海人那时神气得很，特别是营业员，仿佛个个是上海市长似的，看见外地人爱理不理的。要回答问话也只用上海话，“啥？”“没！”两个字是对外地顾客使用频率最高的。上海为了限制物资的外流，除了与其他省市一样的布票、粮票、油票等等之外，还搞了个上海专有的“上海专用券”，购买诸如棉布之外的化纤布，部分化纤成衣以及紧俏的日用品都要凭这专用券，外地人常常只能对柜台内的紧俏货干瞪眼。
有个笑话说外地人到上海南京路的第一百货公司（上海人称中百一店）购物，看到一种花色化纤布，非常喜欢，就向营业员提出要购买。营业员爱理不理地用上海话说了三个字：“专用券”，外地人不懂上海话，听成了谐音的“转一圈”，心里直嘀咕：买布料干吗要转一圈？但外地人到上海本身就觉得矮一截，望着那营业员冷若冰霜的脸色又不敢问，后来想通了，大约她要看看我的身材高矮胖瘦决定买多少给我，便在原地转了360度。营业员摇摇头，往门口一指。营业员以为他在找规定的告示牌，往门口一指意识是那里有通告，我们按规定办事。外地人以为要到门口转一圈，便绕着偌大的第一百货公司跑了一圈，气喘吁吁地回到花纤布柜台，又指着那块花色化纤布。营业员发脾气了，大声说：“上海专用券！”外地人只好苦笑，百货公司转一圈都累成这个样子，还得上海转一圈，上海有多大！
讲的是笑话，但对温州人来说都是真话，当营业员说，“转一圈”（专用券）时温州人会真地到门口转一转，温州人是去寻找在外边倒买专用券的人，买了“上海专用券”再去购化纤布。上海的规定难不倒买温州人，在上海倒卖粮票、布票和专用券的大都是温州人。
所谓的“计划经济”实际上堪称“官僚经济”，当官的想怎么计划就怎么计划。温州到上海的轮船天天排长队，春运高峰时经常要排一整夜队。但搞计划的人就是不会想到增加航班，旅客排队不排队与他无关。码头的管理人员也不会积极地向做计划的人反映情况，你排队更好，我的权力更大，你们想不排队就得求我。于是就有人送礼开后门，就有人开始倒票，就产生了我上面提到在上海买卖票证，倒卖生产资料，倒卖机器设备和零配件。当然更多的人是在上海做木工，弹棉花，补皮鞋，做衣服等等。
上海人过去看不起苏北人，称他们是“下只角”的。因为苏北人在上海一般是干苦力的。如人力车夫、澡堂子里擦背、修脚的、扫地倒马桶的大都是苏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