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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合伙人叫马绍华。马先生的原职是温州军分区后勤部副部长，上面部长空缺，这说明他一人顶两职没问题。大约因年纪关系，这部长已经升不上了，遂萌发了退意。他学的是工程，哈尔滨建筑工程大学毕业的。温州机场建设阶段，他就被市政府借过来搞机场筹建工作，分区的营房工作又离不开他，只能借一半，即一半时间在部队，一半时间在机场管工程，如果他转到城建的哪个局，都会受欢迎，何况他夫人现在还在市政府副秘书长任上。但他自己喜欢搞工程，不愿意再扯到官场人事的复杂关系上去。他们夫妇与我都很熟悉，我就请他来担任房产公司总经理，他从分区提前退了休，自己又拿出积蓄并向亲友借钱投入项目，同时成为公司的股东，他把部队的作风带到公司来，管理得非常严格。我们一个六万平方米的小区工程，从开工到竣工一共只用了一百八十天，在当地创造了一个记录。他干得很开心，但也有我初“下海”时窝心的感觉，想得太天真了。搞房地产面对那么多的主管，要盖那么多的橡皮图章，弄得人头晕脑胀不说，有时候会被卡得莫名其妙的。举个小例子，我们的工程在外省的某个城市中心，不免要占道施工，便向交警队交了费，领取了占道施工许可证。但每当石泥沙运进工地时，又常常被交警连车带物扣住了。他发火了，拿出部队首长的架势，就跑到交警队去与他们吵。吵过了放行，第二天第三天又扣。他不懂“卡拉OK”，人家卡你，你要拉他，然后大家OK，他不去拉，次次去吵。后来才知道，人家卡的目的是想将石泥砂的生意拉给自己的亲友做。马部长的倔脾气上来了，我反正是守法经营，卡一次吵一次，对方终于被镇住。生意没拉成，车也不敢再扣。但马部长在当地的关系便有点僵。他无可奈何地摇头：“这个社会风气！”
我开酒店的合伙人叫陈建国，原先是公安局的刑警大队副大队长，为人精明强干，很有经营头脑。他和马部长一样，都是文武全才。他的下海与马绍华又不同，可谓“蓄谋已久”，在工作之余就动脑子搞第二职业。在温州，光凭警察那点工资会过得很窘迫，但他于穿着上及居住条件上很讲究，有自己的品位，你想过好日子，又不愿意受贿什么的，你就动脑子自己干。办酒店也是他先想到的，来找我商量。我于酒店有兴趣，但嫌酒店管理繁琐，他答应由他全权管理，于是一拍即合，合作投资。酒店的规模比较大，三十一层高，七百多位员工，搞业余就不可能了。他毅然脱了警服穿西装，从装修到开业以后的管理全自己来组织，并且搞得井井有条。开业之后一年时间就评上四星级，温州至今没有五星级酒店，四星算是几个最高级别的酒店之一，可见他的管理与经营才能。而我这个董事长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用操心，忙时连酒店都不走，闲了到酒店吃餐饭、睡一宵，是个不管部部长，又像无所任大使，显得挺潇洒的。但我在酒店经营中所学到的社会知识，却是做其他行业都无法得到的。我们酒店分客房、餐饮与娱乐三大块。客房中又分行政楼层、普通楼层和女子楼层、餐饮中分中餐厅、西餐厅和桑拿，同时还有健身房、台球室、投影厅等等。光用餐可以同时容纳一千多人。消费者打秋风的，“卡拉OK”的，每天发生的趣事、逸事、尴尬事和气事层出不穷。也可以写本《闲说大酒店》，不过这与本节无关，只是题外话。
我与温州的“下海”干部合作得都很成功，于是在外地也想照搬这经验。我与一位朋友在外省市有一家房地产公司，聘请了一位当地原任区委副书记的干部来任公司执行总经理。但他没有想作股东的意思，也不准备担风险，虽然是他受处分，最尴尬时来找我们收他的，但一年未到，另有更好的待遇，便“白白”走人了。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我们也理解，总觉得这种风格与“下海”温州干部不同，只有短期的目标和作为。
以上说的都是机关干部，还有一种是企业干部，企业干部下海一种是辞职，一种是公司的改制。辞职出来的企业干部往往做得比机关下海的干部更好，因为他们原先在管企业，有一定的经验，只是嫌官办企业限制太多，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同时也无法赚大钱，所以要下海。他们下海之后手笔更大，做得更好。如我的两位好友，策划了一个工业园区，很快便会上马。我曾在此章对他们做了一番描写，因为他们很有个性，描述起来容易出彩。可前些天见到他们，方知手续尚未办清，现在是利用业余时间策划，我只好将已写的删去。但他们下海是迟早的事，当个自由自在的个体老板，总比当那个左右掣肘的国营经理强。
陈定华原任国营的中亚集团副书记、副总经理，并兼下属的温州花园大酒店总经理。他便是辞职下海的，先以自己的房产抵押，承包了花园大酒店。承包前，花园大酒店每年交给中亚集团的利润不过百来万元，他的承包额度是每年300万，政府是赢了。但陈定华知道他同样能赢，在国营体制下，酒店冗员太多，有的出勤不出力，承包之后他大刀阔斧，裁员几近一半，加之其他严格管理，营业额与利润同步增长。他又以此为契机，再承包了规模更大的顺生大酒店，再接着向房地产业进军。经短短的几年功夫，他已经拥有上海、安徽、江苏和温州的好几家房地产公司，并于2003年以8500万元的拍卖价，成为顺生大酒店的老板。他是抓住了天时，利用了地利，并拥有良好的人和。我与他合作过项目，早几年前就曾经预言，他是属于能成大器的温州企业家之一，果不其然。
喜欢给自己打工的温州人
老板是温州成年人中的主要群体，温州的繁荣及其在国内外的影响力，是由这个群体造就的。这个群体人数众多，年龄跨度又大，是我闲说的重头。先来说一说温州老板的类型。
早些年在深圳有这样说法：树上掉下个椰子，砸到十个行人，有九个是总经理，还有一个是副总经理。深圳的行道树有好多是椰子树，这句话指的是深圳的经理人之多。还有一句话形容我们国人从商的热潮：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待开张。这两种讲法都很形像，当然也是夸大其词，但对温州人来说，“十个人中九个是老板，还有一个准备当老板，”这话并不怎么夸张，如果按人口比例来计，可以说温州的老板绝对是全国最多的。
老板按《辞海》的解释是：旧时称商店、工厂的所有者；又佃农称地主，雇工称雇主，亦叫老板。现在，这个老板的叫法似乎还在扩大，机关中许多人把自己部门的领导都叫做老板了。虽然媒体发表文章批评这个现象，但好像干部们并不以为然，仍然这么叫着。不过我这里要说的老板是指前者，你开有商店、工厂、公司，你就是老板。
照说股票的拥有者也是老板，你拥有这个公司的股票，你便成了这个公司的股东。可不知为什么，炒股票的人不认为自己是老板，旁人也不会认为炒股票的人是老板。我父亲炒过股，我妹妹也在炒股，两人经常在电话中讨论、交流炒股心得，却从来也没有让我们有老板的感觉。如果是股东，这个股东不好当，自己没有主动权，常常被套住。他们是小本经营，套住了便转不动，电话就少了。我们的股市似乎还不成熟，再说我也从未炒过股，根本不懂股票和股市，也不知从何说起。
老板有大有小，大的如“正泰”的南存辉、“德力西”的胡成中他们，年营业额在几十个亿，个人所得税也成百万在缴交。小的如开个理发店、杂货铺，夫妻俩自己进货，只雇一两个营业员，你就是小店的老板。而在温州人的概念里，无论大小，都希望自己做老板，做老板是他们的目标，因为做老板和当雇工的感觉不同，是两码事。
现在有些干部说自己在政府打工，这话虽然没错，但说的人未免稍稍带点自豪的成分，因为你只对你的顶头上司负责。你对许许多多来找你办事的人来说，你都是老板的感觉。你可以将他们吆喝来，吆喝去，你高兴的时候马上把人家的事办掉，你不高兴的时候可以拖着不办，特别是你在权力机关，你的感觉会更好，人家来办事的未开口先献笑脸，然后小心翼翼地跟你说话，生怕惹恼了你，事情就办不成了。你也许会说现在政务公开，有些事情规定多少个工作日办完，这话虽然没错，但不办完你有很多理由，而且全市惟一的办这件事就要到你这里，要卡也就会卡在你手里，谁敢得罪你。有时你还可以去下边的企业、个体户处打打秋风，你在中午十一点去人家那里检查，人家不得不请你吃饭，酒喝多了开个房间让你休息，或许让你去洗个澡，做个按摩什么的。走时带点什么土特产、工艺品也没事的。只要你不收钱，不过分，我们的老百姓都很好说话。你的感觉不是打工，还是老板。即便你对你的顶头上司，你的感觉与真正打工的还不一样，你只是在工作上听他安排，他可以批评你，但他没权利开除你，因为你捧的是铁饭碗，你还可以要求换个地方，或在干部考评时，面对组织部门，你告你的顶头上司一状，出口恶气。所以我在前面的文章中提到过，老百姓不能真把自己当主人，否则吃亏大了。
但是，如果你是真正意义上的打工者，你说话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你的生杀大权在老板手中，老板规定你几时来，做什么事，你就不能违背，否则就要准备走人。而温州的大部分人是很难找到工作的，我在前面说到过，因为政府不在这里办大企业，不搞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而当干部能有多少岗位？温州人只好自当老板，哪怕当个小小的老板也比打工自由。如我有间小铺面，租给一位文成县来的人开杂货铺，他们夫妻从早开到夜里，反正吃住都在这里，门开着就是，但有时也关上门，自己给自己放假一天，老婆回乡下娘家看生病的父母，老公就偷闲打个牌什么的，顺便进点稀缺的货色。当老板忙乎是心甘情愿，但也相对自由，温州人生性活泼，爱好自由，又有这种许多年形成的概念，所以大都愿意自己给自己作主，哪怕是当个小小的老板。
可惜我找不到温州人当老板和打工的具体数字和比例。但我们可以这样来分析一下：我在“中国的犹太人”一章中已说过，除少数外，温州的青壮年人中一半左右在外地或外国，这部分人打工的很少，有也是短期的，自己开店办工厂是他们的目标。留在温州的人怎么样呢？就连开出租车现在也大部分由外地人开了，如果温州人自己开的话，那人可能就是老板。因为那车是他自己的。一般他们自己开白天，让外地司机开夜班，下午六点交班，所以你在下午六点在温州就比较难叫出租车，因为他们的车要赶去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