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诺尔道到纳斯达克- 第2部分

　　　　两天之后，关于BMC并购B&BE公司的交易有了正式的公告，太好了，他们就要补偿我们了，真的就要补偿了，我这样安慰自己。不过规模如此大的收购，又有很多的细节需要落实，也会碰到很多不曾预料到的困难，因此花上好几个月是很正常的。现在对我而言，最好是等上几天再跟荷兰B&BE公司的汉·布鲁格林通电话。如果现在打电话过去，我一定会责怪他为啥对即将发生的并购只字不提。当然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是他，我也会不告诉对方的。不管怎样，我当时很生气，但我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向他表示了祝贺，希望他和BMC公司一切好运。在我向他们提出补偿要求前，他必须安排一次会议，以便我跟他们新的管理层见面会谈。

　　　　“BMC究竟了解不了解我们？”我随口问道。“他们知道新维软件的产品占B&BE公司销售额的35％，超过B&B公司自己产品在欧洲的销量吗？”汉回答说，随着并购的深入推进，他们很快就会知道这些的。从他谦恭的语气中，我还是听出了紧张。

　　　　“至于与他们的会面，”他继续说道，“这是个好主意，通常来说，面对面交流的效果最好。”

　　　　据汉的消息，BMC公司的二号人物、市场副总裁里克·加德纳将很快到德国组织合并工作，这将涉及B&B和BMC两家公司很多雇员的利益。汉建议我们去欧洲，在那里他将安排我们跟里克·加德纳会面。在会面之前，他希望我们暂时不要提关于补偿的任何事情，以免破坏会谈的气氛。

　　　　按照协议规定，受损失的一方有权在30天内提出索赔，因此我同意先暂时不提补偿的事情，并感谢他的邀请，实际上我非常生气，但表面上还是表现得很礼貌。谁也无法预料德国会面可能带来的结果，即使对方同意补偿，我们实际拿到这部分钱可能也会需要很长的时间。没有公司会慷慨付钱，即使是像BMC这样规模很大的知名公司。我召集公司董事会进行商议，大家一致同意，决定先发制人，在欧洲建立基地，开办独立的分支机构。这其实是我们既定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推迟了的计划。现在我们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因为收购B&B公司的消息已经公布了，欧洲的客户可能已经开始做其他安排了。那些过去跟我们一起打拼的B&BE公司销售及售后支持员工可能会解散，而这些人正是我们经认真考虑要成立的分公司所希望雇佣的人。

　　　　接下来我往返于伦敦、马德里等欧洲国家首都，与公司1994年那一轮招聘时已经接触过的一些关键人物会面，同时面试一些新人，向他们说明一家欧洲公司正物色一批管理或销售岗位方面的人才。简而言之，我们在为成立新维软件欧洲公司奠定基础。

　　　　当我返回以色列，我的妻子马蒂亚来机场接我，带来两条消息，一是我们的儿媳希瑞特怀孕了，这将是我们家第一个孙辈孩子；而另一条消息则令人担心，我们第三个儿子雷蒙意外地离开了部队。马蒂亚知道我正经历一个工作上的困难时期，因此当时她已经推迟告诉我这些了。

　　　　雷蒙的一侧脸由于患“贝尔氏麻痹症”已经瘫痪。像雷蒙这样20岁左右年龄的患者，麻痹症状通常会在短时间内消失，但还是很让人担心。当年我在上大学时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不过没有治疗就很快消失了。我期望雷蒙的情况跟我当年类似，症状同样轻微。“你带回他想要的东西了吗？自从回家他都没有再摸过钢琴。”马蒂亚问道。当然带了，不管平时的工作压力再大，我也不会对孩子们食言。

　　　　雷蒙从孩童时代就开始弹钢琴，后来他在爱国者导弹部队服役，这意味着他只能在休假的时候弹。在我去欧洲之前，他给了我一份散页乐谱清单，希望能在伦敦买到。实际上我在伦敦停留的时间很短，不得不从机场乘出租车专门去市里买，因此这个礼物的成本要高于在以色列本地买，但是显然没有什么能够比得上爸爸从国外带回来的礼物。

　　　　我们进了屋，当看到雷蒙脸上由于神经麻痹表现出的严肃表情，我感觉心头一痛。他看到我后尽力出现的笑脸也是不对称的，在给了我一个拥抱之后，他打开礼物开始弹琴，这给了我些许的安慰。马蒂亚也松了口气，我很快走进卧室去打电话，开始寻找神经学方面的专家。

　　　　虽然BMC在德国的会议日期日渐临近，但我的心里和脑海里全是雷蒙，于是就决定不去德国了。雷蒙麻痹的神经使眼皮不能闭合，也就不能湿润眼睛，因此必须时刻注意着，确保眼睛不完全干涸。他不得不频繁地去做检查，并需要交通工具。马蒂亚和我竭尽全力帮助他。我们下班后早早回到家中，接待那些部队来看他的朋友。以色列国防军给了他一个临时的假期，这样他把很多的时间都花在我带给他的乐谱上面。

　　　　慢慢地，治疗也有了些效果，当然时间也功不可没，雷蒙的睡眠神经开始苏醒，情况一天一天变好，这样我又可以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工作中了。事实证明，我甚至可以赶到德国参加会议了。加利亚是从美国飞到德国的，从特拉维夫去的除了作为新维软件公司董事局主席的我之外，还有公司首席执行官丹·巴尼亚。汉·布鲁日表现出非同平时的热情，他甚至还派司机开车到机场接我们。

　　　　如同我们对BMC一无所知一样，对他们而言，我们也是一个谜。尽管B&B公司不曾向BMC谎报我们的情况，但即使是这样，这样一个并购交易的实现也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通常对并购业务来讲，买方出价，双方商定同意，然后就进入尽职调查阶段。这时候对买方而言，就开始找一些隐蔽的小问题，而卖方则尽量确保这样的问题很少。不管怎样，这个过程都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我们参加汉安排的与里克·加德纳会面的时候，还不知道BMC是否已经意识到，离开了我们，B&BE公司基本就没了讨价还价的能力。或者如我猜测的那样，对于这个事情，他们还完全蒙在鼓里。我们来到德国就是为了在尽可能积极的氛围中为收到协议赔偿做好铺垫，傻瓜才会选择向像BMC这样的大公司挑衅。

　　　　由于我们不清楚对方谁会参会，也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我们决定采用开放思维，先听听他们怎么说，这时候做计划也没有意义。这是我们的初次“约会”，不知道接下来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是上演一场狂风暴雨般的“爱情故事”，还是一场一劳永逸结束“战争”的“战事”？

　　　　会议选在位于法兰克福附近一个村庄的一家简朴的德国宾馆召开，这让我想起母亲喜欢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色列的温泉宾馆。我们终于见到了里克·加德纳先生，他是位有教养的家伙，精通世故。很快，我们就意识到我的预感是正确的，当BMC公司在签订收购协议的时候，他们并不知晓我们公司对于B&B的重要性，也不知道在我们的分销协议中存在对等的补偿条款。实际上，直到这次会议前，他们都没意识到我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不过，随着双方的交流变得越发的积极，我对谈判对手真正本性的担心也消除了。我很坦率地解释了我们的处境，并毫不谦虚地告诉他新维软件是B&BE公司业务的核心。至于应当付给我们的补偿，我明确指出支付是不能延迟的，我们需要这笔钱去招募B&BE公司现有的员工，并尽快设立新维软件欧洲分公司。

　　　　“贵公司应该得到的补偿是多少？”里克·加德纳问道。

　　　　“一千万美元，”我礼貌地回答，“这笔钱对我们而言很紧急，贵公司已经宣布了并购声明，有些B&BE公司的员工会离开，有些员工不想在BMC公司工作。我们必须马上采取行动，不然这些人会寻找别的工作机会。”

　　　　听完我的话，加德纳摇了摇头，给身旁的加利亚倒了些红酒后就沉默不语了。显然我们都意识到了刚被提及的这个话题的分量，汉本想接过话头，但很快也放弃了。我们都在等里克·加德纳的反应。鉴于我刚才提及的补偿数目，我正做好准备应对对方不愉快的回应时，里克决定打破沉默，愉快地笑了笑，说道：“你为什么就只关心一千万呢？我们在这里可是在谈好几个亿的事情。我们必须尽快想办法留住这些人，尽快移除所有的障碍……”他这么说来，好像我没有在听他讲话，仅沉迷于我个人的思路似的。

　　　　“安纳夫先生，我认为你没有向积极的方向思考，一千万算什么？那只是个小钱，根本不是什么问题，我说的是好几亿的事情，所以不要着急。你认为这红酒怎么样？”里克继续说道。

　　　　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业务已遍布几十个国家，年销售收入已达到一千万美元，并在美国、澳大利亚、墨西哥建成了自己的分销体系，同样的体系也将在巴西建立。我们清楚在纳斯达克市场上，我们的股价飙升，这给了公司一个很好的估值。不过我们还不知道在BMC眼里，我们到底值多少钱，我们也不认为他们会对这个感兴趣。毕竟，他们正忙于收购B&B公司，而现在，在这个德国宾馆里，当里克·加德纳第二次提到好几亿的事情，我突然明白了他的所指，看来丹和加利亚也明白了事态的动向，汉·布鲁日抬头思索着。

　　　　加德纳先生提到的巨额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难道BMC有兴趣并购我们？从加利亚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她心中也闪现了这个疑问。丹·巴尼亚这时也坐直了身子。“那么在您看来，我们公司值多少钱？”我忍不住问道，“假设有人，比如说贵公司，准备明天一早就并购我们，您认为我们公司合理价值在多少？”里克·加德纳举着红酒杯对灯光看了看，显然他对红酒的清澈度很满意，回答道：“据我的估计，新维软件公司值六亿，也可能达到六亿两千万美元。”说完他笑了，把手里的红酒一饮而尽。
第2章　天才的戒备
　　　　在我18岁那年，我没有像我的同龄人那样加入以色列国防军，强制服兵役3年，而是参加了一个特殊的项目，这使得我能够在色列理工大学完成工业和管理工程学学士学位学习后再服兵役。从色列理工大学毕业后，我入伍加入了以色列国防军富有声望的武器开发部队。该部队由尤瓦勒·内埃曼教授（当时是陆军上校军衔）创建，其主要目的在于协调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武器研发。该部队奉行只招录最优秀人才的政策，这使得它拥有大量非常出色的储备人才，以弥补这个年轻的国家购买力方面的不足。尽管该部队在飞箭导弹系统的创新研究方面最负盛名，但它的作战导弹发射场数目很多，涉及多个层面。只要以色列还存在，该部队最成功的研究成果会一直处于保密状态。。tenluo

　　　　然而就在前往部队报道的前一天晚上，我却被一连串的疑问困扰着：我想知道我自身真正的价值在哪里？我具备这个非常特殊部队需要的素质和技能吗？我是否能够应对未来的竞争？该部队只会留下表现最佳的，我会是其中一员吗？我到底会成功还是失败呢？在以色列理工大学期间，我学到了很多业务技能，开阔了视野，交到了很多要好的朋友，总之在那里我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学术上的要求对我来说是不成问题。然而接下来要面对的考验却是毫无准备的现实世界。我辗转反侧，一夜无眠，期待着，也害怕着第二天的到来。

　　　　当时正值1966年的夏天，六日战争的阴云正在逼近，部队已经被调动起来，随时准备展示他们真正的价值，我的心情也是一样的，对自己的期望比天还高。在我报到时，本来没有什么能让我变得理智起来的，但对我的接待，或者可以精确地说，是没人接待我这一现实最让我变得理智起来了。

　　　　应征士兵在到达服役基地时，通常都是由大批的同龄群体、含泪的父母和朋友陪伴，还有鲜花夹道。但当一夜无眠的我独自到达以色列国防军总部的时候，却一点也没有欢迎仪式的迹象。没有人在等着我，也没有人过来迎接我。我在武器研发部队所在地——一座漂亮的石头建筑物入口大厅处徘徊了很久。应征入伍的士兵和军官们兴高采烈地交谈着，不断从我身边走过。我的肚子也开始咕咕地叫着，抗议我早上没吃母亲为我准备的早餐。女兵们无疑是被我肚子发出的咕咕声逗乐了，发出咯咯的笑声。在意识到我脚上特意为这个场合买的崭新的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后，我待在原地不再走动，一种被嘲讽和被抛弃的感觉不禁涌上心头。

　　　　这样的场景远远超出我对进入现实世界的想象。现在看来我为之煞费苦心准备的那些东西看上去都那么愚蠢之极。头天夜里我心里一遍一遍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