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形成挑战，好像要突破彼此的边界而针锋相对。
1961年，以色列国会也就是众议院举行选举。我对政治很感兴趣，但既然我已答应过父母，我只会在业余时间工作，因此我决定把工作和爱好结合起来，作为一名招聘专员为以色列工人党工作。有人递给我住在特拉维夫的佛罗伦萨地区的人员名单，一连好几天，只要一放学，我就对名单上的家庭进行逐一寻访，标记出每个家庭成员是“党员”、“支持者”还是“反对者”，这样工人党就可以知道它的选民在哪里。这份工作将在选举日那天结束，这个时间点与我青年运动的下一个宿营计划有点冲突，那个计划是在选举日三天前开始。我向宿营组长解释了这个情况，并请求允许我稍晚一些赶到内盖夫的营地。“不行，绝对不行！”他愤怒地回应道，“纪律就是纪律。按照约定你将会和其他所有人一起去……没有任何例外。”然后还继续挖苦道：“为什么你总是与众不同呢？”随后我离开了，没有设法去达成妥协。该小组按计划动身前往营地，我继续为工人党工作，就在这时我加入了工人党。
我记得，就是那一次，我被小组委员会拷问，这是一场由同志们组织的审讯。大约在我抵达营地的三天后，委员会召集了会议，叫我来澄清理由。听了我的解释，他们没有任何客气的言语，直截了当地把我从营地驱逐了出去。有多数票反对我，结果就是这样。
我之所以去营地，当然是确信事情会有转机。我带着满满一箱子好吃的东西，足以让我维持一个月的时间。我不可能在三天后就回家。我该怎么和我的父母解释呢？很快我就决定拖延时间，这对我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我拿着行李箱，去了比尔图维亚村我舅舅兹维的家，他是我母亲的哥哥。他看到我进门时大喊道：“太好了，你来这里！”而且，没有纠缠着问我为什么突然来访，他让我在鸡舍和附近的果园工作。他们让我住在外公和外婆曾经的卧室。我的外公阿鲁恩（我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在我出生的前两年就去世了。在进入他们的房间时，我敢肯定我外婆莎拉的气息就在四壁之内徘徊。我很高兴，住在新的临时住所也很习惯，我在比尔图维亚度过了美好的十四天。我帮助舅舅把果园“让沙漠变绿洲”，吃得也好，用完了我带来的食物，然后就回家了。幸运的是，我的父母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我提前回来了。
在家里，我心中盘算着是否应该返回青年运动。我想念我的朋友们，但我的名誉已经被玷污了，所以我决定不回去了。因此，当我十二年级的时候，我就不再是青年联合运动的成员了。我当初对自己的承诺——如果不被阿图岛奖学金计划录取，我将与青年运动的伙伴们一起加入到青年先锋战斗队——变成了一句空话。这仅仅是虚张声势罢了。
事实上，从那一刻起我已经把个人意愿置于团体之上了，阿图岛课程已经成为我唯一的选择。那时候，我已经认识到，魅力和自信仅仅是个体与群体角逐时一种叫嚣的资本。任何一个对安全可靠的胜利之路感兴趣的人，都会很好地投资与他人的关系，并确保权力的平衡有利于自己的目标实现。为了自身的利益认真考虑群体的意见——无论群体是谁，都是一种非常明智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