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94年，农历甲午年。
这一年的春夏之际，因为不堪忍受政府的残酷压榨，朝鲜半岛爆发了大规
模的东学农民起义，起义者将朝鲜近代以来痛苦命运的根源归结为吏制腐败和政治黑暗，以及西方列强尤其是邻国日本长久以来的欺凌，提出了发扬传统的儒家东学，驱逐抵制东西洋西学，“主击倭洋”的宗旨，将维护儒家经典和民族传统作为起义的理论基础。在“除暴救民”、“逐灭洋倭”等口号号召下，东学徒众席卷城市，一路打击贪官，开仓放粮，响应者甚众，半岛为之震动。
5月31日，起义军更是攻克了朝鲜南方重镇全州，兵指首都汉城，形势逼人。遭遇席卷而来的起义，朝鲜李氏王朝政府曾数次派兵镇压，甚至请求中国派出驻韩的北洋海军部分舰船帮助协同，出动了经中国武装和训练的西式新军——京军壮卫营前往戡乱，但都归于无效，一一铩羽而归。为尽快收拾近乎溃烂的局势，防止列强趁机插足干涉朝鲜内政，在中国驻朝总理交涉通商大臣袁世凯的居间建议下，朝鲜政府经过权衡，决定向中国照会乞援，请求宗主国直接出兵帮助戡定内乱、绥靖局势。
朝鲜半岛自古以来曾长期是向中国岁修职贡的属地，过问这个传统属邦的内政，在当时清政府看来无疑是天经地义的既有权力，但是紧邻着朝鲜半岛的东瀛岛国日本也对这块三韩之地窥伺已久了。自明治维新以来，国力日盛的日本随着自身实力的不断膨胀，受限于本国国土狭小资源匮乏，急欲挑战原有的东亚格局，扩大所谓“生存空间”，“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实现向大陆扩张领土的野心。为寻求进军大陆的跳板，朝鲜半岛上政治腐败国力积弱的小国朝鲜，自然而然成为其首先征服的目标。日本政府于1882年、1884年先后分别挑起壬午、甲申事变，企图利用朝鲜的亲日派，以及朝鲜大院君李昰应与国王李熙、王后闵氏之间的矛盾，促成朝鲜国内发动政变脱离中国，建立亲日政权，但是由于中国在两次事件中都采取了较为激烈的强硬措施，加上朝鲜政府内亲华派的极力抵制，使得日本始终未能得逞。
当时的中国政府上下尽管目睹了日本接连挑起衅端，开始认为日本“终为中国永久大患”，但出于珍惜中法战争结束后难得的和平局面，以及对于蕞尔小国日本自古以来的轻视，认为日本无论多么外露嚣张，终究不过是夜郎自大而已，在对日外交上采取了尽可能妥协的和平政策。面对早已磨刀霍霍的东邻，中国还是天真地抱着东亚兄弟同文同种，应当共同团结抵御西洋外侮的幻想。
1885年，为解决前一年甲申事变的遗留问题，中日双方在天津举行谈判，涉及朝鲜宗主权的很多关键事项，中国都逐一做了让步。事后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将来朝鲜有事，两国或一国派兵，应先行知照对方”，等于已经默认了日本势力在朝鲜的实际影响力。
早在朝鲜半岛爆发东学党起义时，清政府已经预感到朝鲜政府可能无法招架，会前来乞援。围绕这一问题，清政府内就是否可以出兵已经在先期讨论。普遍的意见是，如果中国军队直接进入了半岛，大有可能会刺激到对朝鲜觊觎已久的日本，难保不会引发出什么事端。但是，如果置属邦的乞求于不顾，似乎又不符合驾驭万邦的祖制，有伤体面，而且在国际上也会动摇朝鲜是中国属国这一既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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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学之变（摘自第一章 不平静的半岛）2
左右为难之际，第一线的朝鲜事务主管官员、少年气盛的驻朝总理交涉通商大臣袁世凯致电北洋大臣李鸿章，积极主张出兵入朝。袁世凯认为，《中日天津会议专条》中只规定了如果中国出兵，必须“知照”日本，但并没有赋予日本同等的出兵权，而且袁世凯声言，根据他自己与日本驻朝外交官员的接触情况来看，日本“重在商民，似无他意”，信誓旦旦地保证日本绝对不会横加干涉。受袁世凯错误判断的左右，当6月3日朝鲜政府的乞援照会正式递达到京后，清政府便做出决策，放心大胆地出兵朝鲜。主持北洋一带对外交涉以及海防、军事事务的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自然成为出兵计划的具体执行者。经奏请，朝鲜政府乞援的当天深夜，李鸿章即命令直隶提督叶志超等部的淮军精锐两千余人，以及北洋海军军舰准备赴朝，同时下令轮船招商局商船北上听用。♂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仅用两天时间，中国的先头部队就束装准备完毕。6月6日，从天津芦台等地调集的淮军以及天津武备学堂见习军官共计910人，由山西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领，乘坐火车到达大沽。下午6时，全军连同所带的九十余匹军马、4门金陵机器局造60毫米口径行营炮都登上招商局“图南”号商船，当日夜间7点在北洋海军“超勇”号巡洋舰护航下，作为先头部队在朝鲜牙山湾内的白石浦里登陆，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随即将出兵情况通报日本政府。两天后，直隶提督叶志超统率赴朝军主力淮军正定练军等部1555人在山海关一带集结完毕，携带4门87毫米口径火炮，分乘招商局“海晏”、“海定”两艘商船先后开赴朝鲜。与此同时，北洋海军的“济远”、“扬威”、“平远”、“操江”等军舰先后抵达朝鲜沿海，分驻牙山、仁川、大同江等各要害口岸，控制局势，保护侨民。一时间龙旗猎猎，水陆并进，这是中国自明末援朝战争以来，又一次大规模地用兵朝鲜半岛。
然而清政府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是，中国所采取的这一系列行动，其实堕入了日本政府预先布设下的圈套。对朝鲜半岛图谋已久的日本，从壬午、甲申两次事变被挫败后，就积极扩充军力，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机会再掀波澜，实现彻底控制朝鲜的企图。1891年发生的琵琶湖事件，又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对朝鲜和中国东北的贪欲。
仇日的东学起义发生后，日本政府判断这是挑起事端的难得良机。5月31日起义军夺取全州的当天，日本政府即以陆军大演习为名，开始紧急征集日本各港口的商船，预先做好运兵朝鲜的准备。次日，日本内阁正式通过出兵决定，国内开始进行总动员。6月5日更是设立了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战时大本营，东瀛三岛的战争机器已经完全开动起来。为将中国军队拖入朝鲜半岛，挑起战争借口，日本驻朝外交官员多次会见袁世凯，进行诱惑欺骗，积极怂恿中国出兵。
6月8日，就在中国总兵聂士成部陆军进驻牙山的当天，早有准备的日本随即派出先头部队登陆朝鲜，并不顾中朝两国的强烈抗议，长驱直入进抵朝鲜首都汉城四周，蛮横地宣称既然中国已经出兵，日本也有同等的出兵权力，并拒不承认朝鲜是中国的属国。此后，由日本陆军少将大岛义昌率领的兵力达七千余人的混成旅团也从本土出发，源源不断地登陆朝鲜半岛。至6月16日，日本混成旅团先头部队四千余人到达朝鲜，兵力上完全超过了驻朝的中国军队，而且控制了汉城、仁川等重要城市，势头咄咄逼人，朝鲜局势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剧变。
2、致远舰 邓世昌（摘自第二章 大海战）1
值得记忆和尊敬的是，在有些部位已经如同炼狱一般的“定远”舰上，为了制服炎魔而冒着生命危险在露天甲板上四处奔走抢救的人群中，除了大量的中国海军官兵外，还有一些外籍顾问的身影。这些洋员不同于传统中国近代史书籍中那些欺骗乃至欺负中国人的洋人，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的外籍雇员群体表现出了高度的敬业和勇敢精神。大火燃起后，双耳已经在先前的炮战中震聋的德籍炮术顾问阿璧成（Albrecht。J）立刻奔向最危险的首楼顶部甲板，冒着有毒的烟雾和纷飞的弹片，与中国官兵们一起架设消防水泵奋力救火。
原本在主炮台上作战的英籍顾问尼格路士（Nicholls）也很快赶到这里，奋不顾身加入救火的队伍。在日本炮弹集中攻击的首楼顶部甲板上，尼格路士不幸被弹片击中倒卧在地，这位英国人知道自己受伤过重，坚决不愿进入救伤所包扎，要求留在甲板上和他的战友们在一起。生命即将消逝的一刻，尼格路士想起了远在英伦故乡的爱女，然而家庭团聚的天伦之乐已然只能是一场梦了，默默向同乡戴乐尔口述完对女儿的殷殷期望后，这位忠于职守的外籍顾问瞑目而逝，成为海战中第一位将生命献给黄龙军旗的西方人。“语及其女，及对伊之愿望，乃卒。”▲米▲花▲书▲库▲ ；http：//__
正在司令塔内忙于指挥操舵，以使军舰尽量躲避日方攻击争取灭火自救机会的“定远”舰管带刘步蟾，猛然发现在他的左侧，广东人邓世昌指挥的“致远”舰靠拢了过来。排水量仅有2300吨，没有任何竖甲防护的穹甲巡洋舰“致远”驶到了“定远”之前。
“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字正卿，广东番禺人（今广州市海珠区），少年时因英语功底好，被选入了本不招收外省学生的福建船政学堂，为学堂第一期驾驶班学生。毕业后由于省籍原因，绝缘于海军留英计划，却因此在同学中最早担任军舰管带，具有了大量的实际业务知识。
被李鸿章选入北洋海防后，邓世昌任事勤勉，治军严格，而且不带家属不在岸上购建寓所，终日在舰上居住，与四处购房纳妾的“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等形成了鲜明对比。从军27年，邓世昌仅仅回过3次家，其中最长一次不过7天，甚至慈父去世时，也因为时值中法战争，考虑到海防大局紧张，而毅然背负“不孝”之名没有归乡，只是在住舱里一遍遍手书“不孝”二字。这些不随大流，显得特立独行的作风，越发使得邓世昌遭到闽党军官群体的排挤憎视，“不饮博，不观剧，非时未尝登岸。众以其立异，益嫉视之”。
此时见到旗舰身处险境，在千钧一发之时，这位长久以来孤独落寞的将领指挥着他的战舰毅然决然驶出，与如狼似虎的日本第一游击队展开炮战，“致远”舰在用自己并不厚实的身躯默默地为旗舰遮挡着炮弹！不知道在那一刻，公认为闽党领袖的刘步蟾是否会被这位一向被闽党军官集团排斥的外省籍将领所感动。紧接着在“定远”舰右侧，由林泰曾、杨用霖指挥的“镇远”舰也挺身而出，与“致远”舰并力抗击日舰，共同护卫旗舰。
借助“致远”、“镇远”不惜生命换来的这段宝贵时间，阿璧成等在“定远”舰上与火魔搏斗的官兵们获得了成功。身处弹片纷飞毒烟弥漫的首楼顶部甲板上，这些英勇的官兵毫无畏色，用水泵不断抽取舰底的海水，再通过梯道舱口注入下方的舱室。在几乎就要将军医院变成储水库的时候，大火终于被扑灭，“定远”舰万幸躲过了一场劫难。“阿璧成以其个人模范的行动站在枪林弹雨中，启用水泵进行灭火，一直到他几乎灌满了那个房间”，挽救了可能“完全被毁掉或者严重丧失战斗能力”的“定远”。
2、致远舰 邓世昌（摘自第二章 大海战）2
旗舰转危为安，“致远”舰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与同样挺身而出的铁甲舰“镇远”不同的是，“致远”舰并不具备那么强大的防护力。为了掩护旗舰，与第一游击队4艘战舰炮火抗对战的过程，对于“致远”舰而言无异于是生命慢慢消耗的过程。“致远”舰的舰体已经有多处被击穿，其中一些伤口出现在水线附近，海水大量涌入舰内，穹甲甲板的斜坡与船壳板相交构成的“V”字形的水槽里已经积满了海水，“致远”舰内的损管人员在利用一切工具努力排水，但舰体仍无可挽回地发生着倾斜，此时已经出现了将近30度的右倾，这对任何一艘舰船而言，都是足以致命的险情。
面临生死抉择的关键性时刻，邓世昌做出了一个令整个战场都为之惊叹的决断：“倭船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邓世昌决定驾舰冲向正在自己左舷外驶过的日本第一游击队。此后战场上出现的事迹几乎是现代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在黄海的波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