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950美元，前0。1％到0。01％的家庭平均收入锐减至2802020美元，前1％的家庭平均收入为1019089美元，前10％的家庭平均收入为246934美元，而剩下的90％的家庭平均收入为29840美元。
最富的那些人——每年《福布斯》富豪榜上的那些人——的收入即处于金字塔尖。一项关于《福布斯》富豪榜上400名最富有美国人的学术研究表明，从1983年到2000年，所有富人的财富都增长了，但是增长最多的还是那些最富有的人。其间，400人中收入分布位于前25％的人，其财富增长了4。3倍，而剩余75％的人，其财富“仅仅”增长了2。1倍。
2011年，国际投资银行瑞信集团在一份关于世界富豪的年度报告中指出，顶级富豪（瑞信集团给这些资产超过5000万美元的人起了一个文绉绉的名字——“超高净值人士”）的人数出现了暴增：“虽然过去的参照数据并不多，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超高净值人士的数量比10年前要多得多。伴随着其他货币相对美元的升值，资产值的普遍增长解释了一部分的人数增长。然而，尽管发生了信贷危机，过去10年对于大量财富的积累还是有利的。”
瑞信集团估计全世界有2960万名百万富豪（资产净值在100万美元以上），占全球总人口的0。5％。北美人不再是百万富豪最多的群体，他们占全球百万富豪人数的37％，稍低于欧洲的37。2％。亚太地区（中国和印度除外）有570万名百万富豪（占19。2％），而中国有100万名百万富豪（占3。4％）。剩下的937000名在印度、非洲和拉丁美洲。
2011年，全球共有84700名“超高净值人士”，其中29000名拥有的资产净值逾一亿美元，2700名的资产净值在5亿美元以上——几乎接近纳吉布萨维里斯能够接受的额外津贴水准了。本章开头提到，他觉得要享受到那些特别福利，起码得有10亿美元。北美共有37500名“超高净值人士”（占44％），欧洲有23700名（占28％），亚太地区（中国和印度除外）共有13000名（占15％）。
说起顶级富豪，美国当仁不让地雄居榜首。全球“超高净值人士”中42％在美国，有35400名。中国大陆位居第二，有5400名，占总数的6。4％。紧接着依次是德国（4135名）、瑞典（3820名）、日本（3400名），俄罗斯（1970名）、印度（1840名）、巴西（1520名）、中国台湾（1400名）、土耳其（1100名），中国香港（1030名）。
赛斯说，如果潜藏的经济力量在搅动全球，他没有理由认为这一趋势会偃旗息鼓。金融危机后富豪的快速出现似乎证实了这一观点：赛斯发现在2009~2010年的经济复苏期，美国前1％富豪群体获取了总收入的93％。顶级富豪比一般富裕人士表现得更好——前0。01％的顶级富豪获取了总收入的37％，他们总共接近15000人，平均年收入为2380万美元。再看另一个例子：2009年，美国最富有的25名对冲基金经理平均每人的年收入为10亿美元，超过他们在2007年（上一个有此项纪录的年份）的平均年收入。
“要是你穿越到19世纪末，你看到的情况会和现在十分相像。你会说，看，那些家伙也是白手起家的。”我拜访赛斯在伯克利的办公室时，他对我说，“我是这样看的，首先，一波创新浪潮让你拥有白手起家的财富，然后财富一直累积，那时你也有了财富继承人。所以，这个新时代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是：新富豪、白手起家的富豪是否打算将财富传承给他们的继承人？或是否打算捐献给慈善事业？捐献多少？这两个选择都有可能，但我认为未来将财富传承给继承人的选择应该很普遍，除非慈善捐赠的机制发生了彻底改变。”
2007年2月13日，距马丁舞会几乎整整110年后，美国新兴顶级富豪阶层的一名领军人物同样在纽约派克大道举办了一场划时代的盛会。这次是在“军械库”——从马丁一家和好友欢聚的大酒店向北直走不到一英里的文化中心。
这次盛会是史蒂夫施瓦茨曼60岁生日的盛大狂欢，出席的宾客没有装扮成别人，他们在晚上8点到达，而不是晚上10点半。庆典在其他许多方面都与19世纪纽约那场最负盛名的宴会不相上下。女士们珠光宝气，许多宾客来头不小，如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纽约证券交易所前首席执行官约翰塞恩和索尼首席执行官霍华德斯特林格。娱乐活动也极尽奢华，一大看点是摇滚歌手洛史都华的半小时现场演出，据报道称，他的酬劳是100万美元。
一个世纪前，马丁的支持者们以促进经济刺激为宴会辩护，施瓦茨曼的朋友们也发出了同样的声音。“这对整体经济是有益的，”参加施瓦茨曼晚宴的四季酒店（施瓦茨曼和皮特彼得森经常在那儿消费）共有者朱兰尼科利尼认为，“人们花钱买香槟、花钱买鲜花、花钱听音乐，这些都为我们所有人创造了工作机会。”
同1897年时一样，公众并不买账。有所不同的是，施瓦茨曼的晚宴举行时，经济普遍兴旺。但7个月后，全球信贷市场的寒流导致泡沫破裂。一年半内，美国遭受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施瓦茨曼没有永久地离开美国——虽然2011年，他搬到巴黎住了6个月，但他承认，要是能预见到挥霍300万美元办生日宴会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他可能会三思而后行。
第二章
顶级富豪文化
我们应该坐下来思考一下，公司的大人物们快形成一个不分国籍的超级阶层了，他们的生活中全是商业交易和高尔夫聚会，他们更关心你在哪儿获得了M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而不是你在哪儿长大。我们仿佛又回到了中世纪。独立的公爵领地和世袭土地上飞扬着主人们的旗帜，愿意接纳任何誓将生命交给自己的臣仆。每个人都因为共产主义陷入困境而忙于自我鼓励，而当可口可乐在联合国申请席位时，到底谁是赢家？我们完全茫然了。
——斯科特图罗，《有罪辩护》
你闻所未闻的美国经济学家
亨利乔治（1839~1897年）在世时是美国最受欢迎的经济学家，而你可能从未听说过他的大名。这位19世纪的人物仿佛是当代迈克尔刘易斯、霍华德迪恩和罗恩保罗的混合体。乔治最重要的一本书《进步和贫穷》（ProgressandPoverty）热卖了300万本，并被翻译成德语、法语、荷兰语、瑞典语、丹麦语、西班牙语、俄罗斯语、匈牙利语、希伯来文和中文。乔治在世时，也许算得上是第三著名的美国人——仅次于托马斯爱迪生和马克吐温。他也被当时的国外杰出人士所景仰，如列夫托尔斯泰、孙中山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曾写道，“很不幸，像亨利乔治这样的人太罕见了。他集敏锐才智、艺术形式和对公正的炽爱于一身，如此美妙的结合无人能出其右。”萧伯纳曾听过乔治的演讲，他将自己对政治经济学的思考看作是乔治思想的延续。
1886年，自由女神像在美国纽约落成，那一年，乔治在纽约市市长竞选中名列第二，根据官方统计，他拿到了68110张选票，击败了共和党候选人、桀骜不驯的年轻贵族西奥多罗斯福。乔治的支持者声称，要不是坦慕尼协会操纵选票——该协会的艾布拉姆休伊特赢得了竞选——乔治本会当选市长。即便乔治屈居第二，许多人仍认为他引领了美国政治的进步时代（1880~1920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将投票日称为“划时代的一天”，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的劳工领袖预测投票结果将成为“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所有被奴役苦工的战斗口号”。乔治出乎意料地成功创建了一个工人阶级选举联盟，这不仅激励了进步政治人士（包括当年28岁的罗斯福），而且有助于让商业精英相信向工人阶级妥协才是精明之举。竞选成功的坦慕尼协会成员休伊特是百万富豪彼得库珀的女婿，他自己承认“那68000多人郑重地表示他们有冤在身，一定要平反昭雪”。1897年，乔治再次参加纽约市市长竞选，可惜在竞选日四天前不幸逝世。葬礼达到了政治领袖的级别，他的灵柩静静地躺在纽约中央火车站供公众瞻仰，十万多人前来吊唁。这是纽约市自1865年亚伯拉罕林肯的葬礼以来，哀悼人数最多的一次。《纽约时报》引用了一名乔治支持者的话：“乔治和林肯一样死得光荣。”
乔治走上公众舞台的个人历程充分体现了19世纪美国人的艰辛、冒险的生活。1839年，乔治在费城出生，在家里的十个孩子中排行老二。14岁那年，他离开学校，在“印度号”船上当了一名水手，这艘全帆装船的注册吨数为586吨，船上有20名船员和累计50万英尺长的木材货物。这艘船驶往印度时，乔治不像许多同辈人那样着迷于当地的奇风异俗，贫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着，船驶往澳大利亚，乔治在那里发现了无记名投票制度，并最终将这一制度引进美国。乔治回国后，先在印刷厂当学徒，挣够钱后坐上“舒布里克号”，绕过合恩角驶向美国西海岸，前往淘金狂热之地旧金山。但乔治没有淘到金子，他开始自食其力，依靠排字、写社论以及检查煤气表（他做过的最轻松的活）维持生计，很快他就有了一个6口之家。这个家庭的收入往往是不稳定的。乔治的第二个儿子长大后成了纽约州国会议员，他这样描述二儿子出生当天的情景，“我在街上拦住一个陌生人——我告诉他，我需要5美元。他问我用来干什么。我告诉他，我的妻子生孩子了，我没有东西给她吃。他把钱给了我。要是他不给钱，我想我可能万念俱灰，甚至把这人给杀了。”
虽然乔治早年流落四方，靠打零工生存，最终他发挥了聪明才智，成为专注于一个问题的思想家，即成为以赛亚伯林所指的“刺猬”。对于乔治而言，这是“镀金时代”令人困惑的重要悖论——进步和贫穷共存的难解之谜，因此他将“进步和贫穷”作为畅销书的标题。
正如乔治在1886年市长竞选时说的那样，两大关键问题是“为什么这个城市里会有如此严重的贫困”，以及“我们打算怎么做”。
那时，工业革命正登峰造极，大批人移居驻扎美国大西部，像同时代的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乔治对不证自明的时代进步感到激动不已。“19世纪是财富的创造力发生惊人增长的一个世纪，”他在《进步和贫穷》的开头写道，“蒸汽和电的使用、工艺流程改进、节省劳动力的机器的引进、更细的分工、更大规模的生产、外币兑换带来的奇妙便利，这些都使劳动力的效率成倍增长。”乔治继续罗列那个时代的一些惊人变化：“蒸汽船取代了帆船，铁路取代了马车，收割器取代了镰刀，脱粒机取代了连枷现在在制鞋和制靴的大工坊里，给鞋子上底所花的劳动力比老式制鞋匠所花的更少；工厂里，在一名女工的监视下，棉花很快被织成了布料，比几百名壮实的织布工用手织机生产得更快。”
如今，这些发明所包含的“财富的创造力”不容置疑。即使在经济增长疲软时期，几十年间工资停滞不涨，美国中产阶层的生活水平仍然比乔治时代“强盗贵族”的要高得多——前者拥有电力、供水系统、热水、汽车、飞机旅行等，而且白人男性的预期寿命延长了近30年（黑人和妇女延长得更多）。但在1879年3月《进步与贫穷》发表时，美国和欧洲还饱受“长期萧条”之苦，这场持续了65个月的经济紧缩即将进入尾声。从这个角度看，许多令人困惑的现实是工业革命所没有传达出来的：“我们碰上了相互冲突的事实。文明世界的四面八方都传来种种抱怨：工业萧条、劳工非自愿失业、资本大量堆积和浪费、商人的资金压力，以及工人阶级的贫穷、痛苦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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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
关于工业革命的经济后果，乔治觉得最匪夷所思的是，对于工业革命是否实现了经济繁荣，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因为工业革命产生了一个赢家通吃的社会。“一些人过着穷奢极欲的舒适生活，”他写道，“而另一些人觉得生活太艰难了。乞丐伴随着机车一并出现，救济院和监狱同奢华的住宅、富足的仓库和宏伟的教堂一样，都是物质进步的确凿标志。煤气灯照亮的街道上，身着制服的警察来回巡逻，乞丐等待着过路人。在学校、图书馆和博物馆附近，麦考利曾预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