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同学叫什么？”任凭忍不住问。
“叫刘波。是我们班有名的坏学生，学习差得很，还老偷人家的东西，拿钱让好同学替他做作业，我也替他作过。”粟粟对这个同学很熟悉，说起来如数家珍。
任凭心头好像被什么东西重重地击打了一下。
他们边问边走，终于到了位于四楼的婚姻登记处的办公室。一位约五十岁的戴眼镜的老太太正坐在那里填一张表格。见任凭他们三口过来，透过眼镜的上框看着他们。
“请问办离婚手续是在这吗？”任凭问道。
“是。先坐吧。”老太太指着一排长条木椅说。
她将手头的东西整理了一下，放进桌子左边的文件夹内。
“都说好了吗？这可不是开玩笑，一定要慎重啊！”老太太提醒说。也许这是她的法定程序。
“都说好了，协议书还有别的资料都在这里。”任凭把装着所有资料的一只大档案袋递过去。
“先放到这吧，后天来这里三楼看录像。”老太太把档案袋里的东西掏出来大略看了看，然后又装进去放到她左边的一堆文件上，递给任凭两张电影票之类的东西。
这时粟粟突然叫道：“奶奶，别跟他办了，都怨他，是他找别的女人惹妈妈生气的！”她说着用手指着任凭。
几个人都楞住了，没想道一个孩子突然冒出了这句话！
任凭首先回过神来，一把拉过粟粟说：“你瞎说什么？”
“一点没瞎说，就是这样！”粟粟不服气地说。
“自己做都做了，还怕孩子说吗？”乔静双臂抱在胸前，冷冷地说。
“你们到底说好了没有？孩子归谁？”老太太纳闷地说。
“说好了，孩子和财产都归她妈妈，协议上写的有。”任凭抢着回答。
“不，我不愿意！我谁也不离开！”粟粟突然撅着小嘴说。
“看看，我说有问题吧，果然不错。什么都没说好，你们也太草率了！孩子的问题都没说好，来干什么？孩子是离婚中最大的问题，后天放的录像也是这方面的问题。走吧，走吧，回家好好考虑考虑，等考虑成熟了再来！”老太太说着就站起身来，作出一副撵人的架势。
粟粟一只手拉任凭，一只手拉乔静，把他们拉走了。任凭隐隐约约听到老太太在背后说：“多懂事的孩子啊，离什么婚啊。唉……”
婚没有离成，还受到了女儿的无情谴责，任凭心里仍然闷闷不乐。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和乔静仍然僵持着，没有任何和好的迹象。历史经验告诉他，每一次的战争都要经过几个拉锯战，最后大家的气慢慢地变成强弩之末，才出现和好的转机。而这个漫长的过程是最难熬的，特别是晚上，冷面相对，无话可说，只想马上逃离。这晚上的时光就像李清照的词写的那样“乍暖还寒时节，最难将息”。已经十一点了，任凭干脆起床，踱到客厅去看电视。找不到好看的节目，就一个劲地换台。这时电话响了。这么晚了，谁还打电话呢？真是不识趣！任凭不耐烦地拿起话筒，没好气地“喂”了一声。
电话里传来李南山焦躁的声音：“快给我准备五千块钱，送到你的楼下。”
“怎么回事？你慢点说！”任凭急急地问。
“见了面再说，你快照我说的办吧！”说完就挂了电话。任凭仍然拿着话筒，楞楞地站着，很长时间才反应过来。
李南山一定有急事，难道他被人家绑架了？任凭想报警，但是又觉得不妥，李南山并没有暗示自己报警，万一自己把事情弄糟了呢？还是照李南山说的去操作吧，五千块钱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如果没记错的话，自己的神通卡上应该有六万元现金。现在解决问题要紧，容不得多想了。
他麻利地穿上“梦特娇”T恤和裤子，摸摸自己上衣兜里的神通卡，硬硬的还在，提上小包穿上凉鞋就走。他到附近的交通银行自助服务大厅分三次取出了六千元，将一千元抽出装进上衣兜里作为零钱用，另外的五千元放进手提包内。大踏步地走到自家楼下的街道旁，等待着神秘的李南山的到来。
大概有吸一根烟的工夫，一辆白色桑塔纳轿车嘎然停在任凭的跟前，只见车子的后窗玻璃慢慢地摇下来，李南山从里面探出头来，示意任凭上车，任凭走上前去，开开车门坐了进去。车子随即又缓缓向前驶去。任凭观察了一下车上的形势，只见车上除李南山外还有三个人。挨着李南山坐的是一个胖胖的戴着墨镜的男子，驾车的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稍瘦。副驾驶位上也是一个男子，长得什么样任凭没有看清楚。李南山轻声说：“钱带来了吗？”
任凭说：“带来了。五千。”
李南山说：“给我吧。”
任凭从皮包里掏出刚才取的那五千元钱递给李南山说：“给，你查查。”
李南山随手递给那位戴墨镜的胖子说：“给，你查查。五千。”
胖子接过钱，粗略地查了一下说：“没错。你可以走了。”随后又向前面的司机说：“停车，让他们下去。”
桑塔纳轿车停下来，李南山和任凭都下了车，他们下车时那位胖子提醒说：“再见，哥们，以后做这事的时候悠着点！”
李南山也不答话，只顾拉着任凭走。那辆白色桑塔纳轿车“嗖”地一声加速，箭一般驶离了他们的视线。
“到底是怎么回事？”任凭迫不及待地问。
“走走。”李南山还是不说原因，拉着任凭只管向前走。
他们俩走到一个背影的地方，李南山才叹气说：“今天真倒霉！被他们敲诈了。”
任凭说：“你从头讲讲，来龙去脉是啥。”
李南山这才调整过来思维，讲了晚上发生的事。
原来他吃过饭后到一家美容美发店去理发，看那个发廊妹长得不错，加上那位发廊妹百般挑逗他，他就动了心思，俩人搞好了价钱到后边楼上的房间里行好事，刚刚脱完衣服，门“咚”地一声被踹开了，进来几个大汉，亮出证件说是派出所的。当时还有人照像。然后就把他带到一个地方，就要开罚单和拘留证，无奈李南山亮出自己的身份。当时两个家伙出门嘀咕了一会儿，回来说，执法犯法，罪加一等哩，但看在是同行的面子上，就拿几个钱算了，李南山说拿多少？他们说最少一万。最后讨价还价降到五千，五千还没有发票，要发票一万一分都不能少。李南山于是就给任凭打了电话。
任凭一听恨得只咬牙，说：“这帮土匪，记住他车号，到纪委举报他！”
李南山说：“算了吧，自认倒霉吧。你举报他，最后弄得满城风雨，两败俱伤，万一新闻单位再给捅出去，单位知道了不划算。现在这种事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也都在干，一旦谁被爆了光，那你就成了众矢之的，党纪政纪处分接着就来了，让你一辈子抬不起头。还是认破点财算了。”
任凭叹息了两声说：“是这么回事。他就是抓住你这个弱点，才这么大胆地敲诈的。你说算了就算了吧，破财消灾。走，喝酒去，给你压压惊！”
任凭拉着李南山来到一个小饭店，俩人坐了一个小小的包厢，要了凉菜和啤酒，对饮起来。
任凭端起酒杯说：“来，南山，别往心里去，喝了这杯酒，与尔同消万古愁！”
李南山端起杯子说：“唉，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啊。”
任凭说：“怎么，现在还对这件事耿耿于怀？不就是几千块钱嘛！”
“不是这事闹心。别的事。”李南山呷了一口酒说。
“别的什么事？”任凭问。
“我离婚了。”李南山黯然神伤地说。
“怎么回事？”任凭吃惊地问。
“你也知道我的情况，我们已经分居几个月了，离婚是早晚的事。上次我去她娘家找她，她给我提出来的。我当时就答应了。我们直接到民政局办的手续。”李南山慢慢喝着酒说着。
“那孩子呢？判给谁了？还有，房子呢？”任凭很关心这些。
“孩子给她了，是她要的，孩子也愿意。我一个月给她三百元的抚养费。房子是我分的，我还住，她住娘家，但家里的十几万元存款全都给她了，我除了房子外一无所有了。”李南山说着很伤感。
“咱们是同病相怜哪！”任凭不自觉地叹息了一声。
“怎么，你也……”李南山说。
“我也快成孤家寡人了。我们今天去民政局了，后天去看录像。”任凭悲哀地说。
“你们是咋回事？你们两个可是很好的一对啊！”李南山羡慕地说。
“你知道那个歌厅的小姐皎月吧？我和她好上了。有一天老婆和女儿去旅游了，正好在超市里碰到她，当天她在我家里没走，谁知我老婆她晚上又回来了，正好捉奸在床，百口难辩。就因为这……”任凭简单讲述着他的故事。
“哎呀，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怎么能干这样的傻事呢？她是鸡，鸡是不能往家里领的，这是起码的常识！很多人坏事都是坏到这上面。这是逢场作戏，怎么能当真呢？包括那个黄素丽也是，你千万别假戏真做了！”李南山责怪任凭道。
“但是，她和别的鸡不一样。我还真有点喜欢她。”任凭辩解说。
“有什么不一样？都是卖的！现在呢？”李南山又问。
“现在她走了，到广东去了，临走的时候还给我写了一封信。不过，我还是很怀念她，你知道，我和她不是金钱关系，我从来没有给她过钱，她也从来没有提过钱的事。”任凭意味深长地说。
“真有这样的事？这种好事我怎么没碰到过？肯定是想放长线钓大鱼的。”李南山判断说。
“不是。我和她联系，她不接电话，我们已经一刀两断了。”任凭说。
两个人漫漫地喝着酒，聊着天。忽然任凭问李南山：“我问你，你整天在烟花场所泡，觉得有意思没有？”
“刚开始很刺激，后来就麻木了。”李南山喝了一口啤酒，然后就去夹菜，“实际上我心里矛盾得很，婚姻不如意，长时间没有性生活，实在憋闷得很哪，你说让我买个自慰器吗？我才不用那玩意儿哪！有时候真想把这东西一刀剁了，落得个六根清净倒干净。”李南山指着自己的阴部说。
“它没有错，那是伊甸园里的那条蛇的错。”任凭开玩笑地说。
第十章 劳燕分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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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任凭又去学开车了，因为从全局的情况看，大家心思都不在工作上，大概是趁着新老局长交接的混乱之机潇洒几天。新局长叫秦勇，原来市政府分管环卫的副秘书长，五十多岁，估计也是最后一站了。他报到后匆匆和局里的领导班子和中层干部见了一面就消失了，也不知去忙点什么。而连局长的免职文件已经在会上宣布过，所以尽管他还在上班，已经没有几个人像以前那样毕恭毕敬地待他了，局里有几个受过他气的人还当着他的面说风凉话，说连局长啊，听说组织部要调你当副市长，你怎么不去上班呢？连局长气得没办法，只好苦笑一下拉倒。如今的人眼皮薄，台上台下就像夏天和冬天一样反差那么大。真是应了那句话，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你在台上的时候，人人都仰视你，所以你很高大，有一种威严，下面的人总是颤颤惊惊，如履薄冰；你下台了，大家能够平视你了，自然就能表达出一些真实的思想来。
机关里的人眼睛非常的亮，以至于什么时候卖力，什么时候偷懒都掌握得很好。现在新局长不在，正是溜号的大好时候，任凭也是经过多年的观察得出这样结论。于是他就叫上徐风到开发区去练车。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练习，任凭已经基本掌握了驾驶技术，能够独自上路了。任凭觉得开车没什么学的，就是踩离合啊，挂档啊，踩刹车油门啊几个动作来回变换，只是要配合得好，俗话说做事容易做好难，开车也是这样，开走非常容易，但是要想开得又快又稳，机动灵活那可不是一日之功。
这天任凭在开发区练车到中午时分，回去的时候徐风要开，他不让，说开着回市区一点问题都没有——刚学开车的人总是这个毛病，摸着车就不想丢掉。徐风只好坐在副驾驶位上，小心翼翼地看着前方，时不时地指点迷津。任凭驾着车上了通往市区的大路，不知不觉挂上了五档，油门也踩得很深，徐风看到仪表盘上显示的时速竟然到了一百公里，就提醒说慢点慢点，任凭看到大路上车不多，就说没事。正在说话的当儿，前面有一辆驴车横穿马路，任凭一时慌了手脚，徐风急得大叫，快踩刹车！快踩刹车！几乎站了起来，但是毕竟什么都在任凭的掌握之中，他没有应付紧急情况的经验，手脚都不听使唤了，右脚没有踩到刹车，反而踩住了油门，结果车像疯了一样向前窜去，任凭一看也急了，将方向盘猛地向左一打，轿车马上像箭一样向路边沟壕驶去，任凭只记得车被沟旁的一根电线杆挡了一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任凭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屋顶洁白的病房里，身下是一张铁制的病床，自己的左边的大腿打着绷带，挂在一只铁架子上，腿的中间横穿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