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海别梦 唐戈病逝（9）
好在公司没有一分钱的债务，既未拖欠过货款，也未能从银行获得过贷款，所以这个“壳”还算干净。公司公告之后，前来谈判买壳、并购的机构，络绎不绝。唐戈本来要买“肉馅”充实景开这张“皮”，使之成为一只真老虎，至少看上去像老虎的模样，但没想到这张皮竟先被别人抢来夺去，这使他几近痛不欲生。
公司班子几乎整个地垮了。没有被捕和逃跑的人，都在被严格监视的条件下坚持工作，支撑着公司。白天谈判、开会、处理内部事务，晚上配合调查，交代问题。
这样的日子过了将近3个月，终于有一天，唐戈的身体顶不住了，被抬进了医院，第二次“进宫”。这一次是公开住院，因为是在上班时间倒下的，大家都知道。经医生初步诊断，唐戈的癌细胞已经扩散。
不久，他又被转往省城医院救治。
本来根据医嘱，他在第一次手术出院后，应该定期去医院检查。但那段时间他没有时间去医院，也没有心情去复查。面对公司的惨状，面对在他手下失业的工人，他自杀的心都有。他自己并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个局面出现。刚办公司时，他是想多解决一些农场职工特别是职工子弟的就业问题，后来轮胎等橡胶制品销路不好，他又不忍裁员，于是不得不在没有进出口权的条件下，靠走私、靠非法跨境倒买倒卖维持营生；本指望上市后募集到资金，通过并购捷径能迅速地完成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摆脱不光彩的过去，使企业从此走上一条光明大道，但哪成想，天不助人，竟谋而未成。这样的结果和他唐戈的理想、他真正想要干的事业，差距太大了，简直是背道而驰！
基于此，唐戈的认罪态度十分好。也正因为他有这样好的认罪态度，全身心地配合审计组和公检法的工作，不要命地挽救企业，加之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和公司运行的需要，司法部门才暂时没有拘捕他。
三
刚转到省医院没几天，唐戈就给李思恩打电话，说自己不行了，想见他一面。李思恩放下电话后觉得情况严重，急忙中途逃会，从上海首诚证券公司总部直接赶了过去。到了病房，见冯雪也在，他才知道唐戈同时通知了他们两人。
只一年多没见，唐戈“苗条”了许多。双下颏没有了，大肚腩也没有了，人显得愈加精干，只是气色不好，显露出极疲惫的神态。
大家只寒暄了一会儿，护士就进来说又要开始打针。唐戈躺在床上，等护士走后，边打点滴边向他们俩主动介绍自己患病、治病的经过，以及公司的变故情况。其间，李思恩偶尔插嘴问问细节，但冯雪却什么话也没有说。看来她和唐戈沟通较多，这些事她都已清楚。最后，唐戈用一只手摸索着从皮包里拿出一个存折，放到床头柜上，一字一顿地说：“老李，你是我大哥；冯主任，你是我大姐。我把你们俩当做我的亲人了。”房间里一阵沉静。“我的病这次肯定是抗不过去了，医生说最多一年，短了只能再活几个月。其实，就是真抗过去了，我也得死在监狱里。所以还不如早点病死的好。”
也许是过分用心说话和身体过于虚弱，唐戈开始大口地喘起来，额头也渗出了密麻麻的汗珠。冯主任熟练地撤下床头上挂着的毛巾，帮他擦汗，李思恩则帮他倒了一杯水。他们觉得这时说什么都是多余，只有不说话，听他讲。
唐戈喝了口水，情绪稳定后接着说：“我从小起，就立志成为英雄，毛泽东似的英雄，救苦救难，拯救人民于水火。后来我认定，只有自己先荣华富贵，成为了亿万富翁，之后才能有本钱、有资格干惊天动地的事，把少儿时的理想变成现实。于是我开始拼命赚钱。但是现在，我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了，我甚至连自己都拯救不了！”
又喘了好一会儿，他接着说：“我第一次住院的时候，已经分别给我爱人和我哥哥各汇了一笔钱。给我爱人汇的钱，足够她买套房子，买辆车，毕业后和孩子一起在美国再生活5年。5年后，她拿到了绿卡，立住了脚，后面的路就可以自己走了。给我哥汇的钱，足够他买两辆卡车的，他可以在城乡之间跑运输，这些钱也够他一家人谋生活的了。我现在大部分钱都贴补给公司了，工人、职工的基本工资总得保证发下去。剩下的，不算没抛的股票，我凑了个整数，200万，都在这张存折里。”冯雪拿过存折，上面只有一笔记录：存入，2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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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海别梦 唐戈病逝（10）
唐戈看着冯雪，继续说，“我想麻烦你们俩，代我去趟我的老家。到那里搞个仪式，用这笔钱，以我的名义，在当地捐建10所小学。我已经和县长、县教育局长，都打过招呼了，他们非常欢迎。教育局长是我的小学同学，你们去后，可以直接找他。就让这些来路不太干净的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吧。”他上气不接下气地总算把要说的话说完了。
这也许就是唐戈的遗嘱了。
他的人生境遇和“遗嘱”给了李思恩很大震动。李思恩隐隐地感觉，自己的灵魂深处似乎有什么东西与唐戈是通着的。只是那东西究竟是什么，他一时还没有想明白。至少，他现在感觉和唐戈之间的距离比以前近了许多。
从此以后，李思恩和冯雪开始忠实地执行朋友的“遗嘱”。他们在两个多月内去了那个贫困县三次，用心地选择10所学校的校址，详细地论证可行性。他们想在生源、师资、基建队伍、预算、学校管理、后续教学与财务支持等一切问题落实之后，集中向唐戈作一次汇报；在经他确认之后，再与当地政府签约、举行所谓捐赠仪式。他们还顺便到唐戈家去看望了一下，并把唐戈的病情进展情况转告了他哥哥。
唐戈的家乡真是穷。
坐落于黄淮平原的边上，西面是山区，南北是丘陵，自古为天下粮仓，本来应该是很富裕的地方，却因为人口的增多，频繁的战争，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走向了衰落。解放后的合作化运动虽然减少了这一地区的外逃人口，但却增加了饿死者的数量。
20世纪80年代土地制度改革，使这里的山村焕发了生机，许多家庭盖起了砖瓦房，购置了手扶拖拉机。但是好景不长，七八年后，农民的收入就再也涨不上去了。于是，青壮年纷纷外出打工，有的搞建筑，有的去挖煤，十五六岁以上的孩子，都不再上学了。
据县教育局长讲，他和唐戈小的时候，每个生产小队都有小学，每个生产大队都有中学，课本不用自己花钱买，小队、大队出钱包了，因此很少有辍学的。但现在不行了，有限的土地不断被占用，剩下的耕地已经无法养活这么多人了，自然减员、计划生育和人口外流，使农村的常住人口不断萎缩，每个自然村里的孩子数量都在减少，因此只能是几个村子合起来，才能办起一所小学。在小一点的村子，那些不到10岁的孩子，每天上下学要跑十几里的路，遇到刮风下雨，非常遭罪，家长也很担心。上了中学之后，离家就更远了，因为不是每个乡都有中学，因此他们只得住校，半个月回家一次，交通不便的，一个月也回不了一次家。学校的伙食很差，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样饭菜，所以害得多数孩子患有胃病。好不容易熬到高中毕业了，考上大学的还好，若考不上大学，回家种地，读书和不读书就显不出什么差别，所以家长让孩子读中学的积极性并不高。就是考上大学的孩子，家里也不一定能供得起，孩子到了城里，更是得在物质上、精神上继续承受痛苦，所以家长让孩子上大学的兴致也不是很高。如此总结下来，辍学外出打工赚钱，几乎是他们唯一可选的路。
局长说他只说大实话。他对在村子里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短时间内没有什么信心。但他决心保证让每一个适学儿童都能入学，能至少读完小学。正因为如此，他对唐戈捐建10所小学的善举，格外地欢迎。
唐戈家所在的靠山屯是附近最大的村落，有将近100户人家。80年代盖起的砖瓦房已经显得破旧了，但还不算过时。有一所小学校设在这个村子的正中央，校舍是以前的大队部，曾翻修过，倒也宽敞明亮，就是里面过于破旧。校舍原是土木结构，房梁和立柱已被岁月熏染打磨得油黑发亮，上面刻痕累累；檩子和椽子大多被压弯了腰，从落到地上的白点点看，上面的木结构已被虫蛀得比较厉害了。至于窗框，更是七扭八歪，一看就知是座危房。学校的院子比较大，当年开大会、放露天电影都用它。院子没有铺砖或打水泥，夯过的泥土表面已经坑坑洼洼，不再平整，孩子打闹时经常有人崴脚脖子。就是这么个地方，硬被隔出三间教室，一间办公室，供周围3个自然村的200多个孩子在这里读书。每个年级一个班，每个教室两个年级，一边上课，另一边就得自习。
股海别梦 唐戈病逝（11）
唐戈最小的一个侄子也在这所学校里上学。他妈妈为了让小儿子也能像他叔叔一样，远远地飞出这个小山村，飞到大城市去，给他起名叫唐学戈。小学戈没有辜负妈妈的一片苦心，学习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他当然不知道他的叔叔正在外边受罪。
扒掉大队部，在原址上重建希望小学的方案没有获得通过。村民们想保住这座修了几次的“老建筑”。那是当年所拥有的集体凝聚力的唯一象征和遗迹了。大伙儿在村东头给新学校选了一块更“眼量”的地儿。
再说唐戈的哥哥。到底是一个妈生的，他从李思恩、冯雪那里得知消息后，第二天就抛下农活，起身去了昆明。唐戈给他汇的钱他一分未动，也没有和他的家人提起过。去云南省医院之前，他把钱取出了一部分带上，以备应急。后期唐戈染上毒瘾之后，他寄给哥哥的钱都被他哥陆陆续续取出来，用于给他买毒品止疼了。
哥哥到医院找见唐戈后，兄弟二人相拥而泣。
唐戈此时身体已经非常瘦弱。无休止的病痛和毒瘾的间歇发作，轮番折磨着他，使他苦不堪言，吗啡的剂量也在因此而加大。
哥哥到后的第三天，景开公司以有亲人服侍为由，召回了派去护理唐戈的员工。又过了几天，医院要求续交住院费，但景开公司却拒绝为唐戈继续支付治疗费用。唐戈直接打电话向公司财务讨要，现任财务部经理只好坦诚相告：“公司连信息发布费都支付不起了，实在没钱再给您支付医药费，只能请您自己先行垫付，以后再找机会报销。”
唉！这又能怪谁呢？
躺在床上，睡不着而又感觉不太疼的时候，唐戈会把这些年所经历的事，像放电影似的在眼前一幕幕地过：上学读书时的得意和一帆风顺；出国不成时的无奈和忧伤；刚参加工作时的雄心与理想；企业运作中的风险与疯狂；公司上市后的挥霍与挫折……
自己想爱的爱过了，想享受的享受到了，所能做的都已经尽力了，想来应该是知足了。至于天命难违，大限早到，一些该做而来不及做的事，特别是一些补偿别人报答社会的事没来得及做，只能归于遗憾了。天地尚有残缺，人哪能没有遗憾呢。
唐戈本科学的是哲学，所以有一大堆中外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装在他脑子里，诸如老子，孔子，康德，边沁，黑格尔，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萨特，等等。他们经常在一起辩论和打架，有时让他无所适从。
现在，小个子康德在他半醒半睡的时候走出来，开始对他说话了：
“你虽然顶着头上的星空，须接受自然法则的宣判，不得不走向死亡；但你是个有理性的人，依心中的道德律说话，按理性的法则行动，一切皆出自自身内在的必然性，自己立法，自己遵守，因而你又是自由的。”听了康德的话，唐戈感觉舒服多了。
这时，孔子驼着背走了过来。唐戈看了他一眼，不由得皱了皱眉。他不太喜欢这老头。不是反感，是不喜欢，就像有时不喜欢自己一样。他一会儿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有三畏，不知命不以为君子；一会儿又说不怨天不尤人，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甚至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总之，他始终是在容忍和调和矛盾，和稀泥，有点虚伪。唐戈睁了睁眼，把老头赶跑了。
叔本华来了，还是他痛快淋漓：既然欲望是天命强加于人的，而人奔波劳碌既没有快乐，也没有意义，生活如同梦境，那么，敌视和挑战自然，甚至以自杀相对抗，就是一种勇敢的选择。唐戈记得，王国维就曾用实际行动，在昆明湖旁，如此痛快地选择了一次。
不过他唐戈的意志要比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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