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内在逻辑而不考虑实际障碍，还是很有意义的。这一点可以通过一个例子很好地看出来。
在给定环境条件下经济生活的循环流转（6）
假定一台蒸汽机在它所有的部件上都符合经济恰当性，由于这种恰当性，蒸汽机已经被充分地利用。那么，如果用对它更多地加热，让更多的有经验的人去操作它，对它加以改善等等方法使它在实际中更大限度地被利用，如果这样做并不能带来好处的话，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也就是说，如果能够预见到燃料、更聪明的人、技术的改进以及原材料的增加，所付出的成本比得到的好处更大的话，那样做就没有意义了。但是如果考虑一下，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机器能做更多的事，能多做多少，利用现有的知识能使机器进行什么样的改进等等，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样一来，所有这些措施就能准备好，当它们一旦变得有利时就可以付诸实施。而且，不断地把理想与实际相比较，使得那些被放弃的可能性选择不是由于无知而是根据考虑成熟的经济原理做出的，这也是很有用的。总之，在一个给定的阶段，所使用的每一个生产方法，都要遵从经济上的适当性。这些方法不仅包含经济学的思想，而且还包含物质内容的思想。但后者有它们自己的问题和逻辑，而且，通常将这些问题彻底想清楚——首先不去考虑经济因素以及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根据技术的目的；只要经济因素不另作指示，将其在实践中付诸实施就是技术意义的生产。
正像归根结底还是权益之计决定着技术上的和经济上的生产，两者的区别在于这种权益之计的本质不同一样，一种稍有区别的思想路线首先向我们展现一个最根本的类似点，然后再展现一个同样的区别。从技术上以及经济上考虑，生产在物质的意义上并没有“创造出”什么东西。在两种场合下，它都仅仅能影响或者控制事物和过程——或者说“力量”。为了以后的论述，现在我们需要一个概念，它包括这个“利用”和“影响”。它们包含许多不同的利用物品以及处理物品的方法；包括各种所有位置上的变化，以及物理的、化学的和其他过程中的变化。但是要改变我们的需要得以满足的现存状况，改变事物和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把某些事物组合起来而把另一些事物分割开来，这一直是一个问题。
从技术上以及经济上考虑，生产意味着在我们所能达到的范围内结合事物和力量。每一种生产方法都意味着某种这样特定的组合。不同的生产方法只有通过组合方式的不同加以区别，也就是说，要么根据所组合的事物加以区别，要么通过它们数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区别。每一个具体的生产行为，都为我们展现了这样一种组合，对我们而言就是这样的组合。这个概念甚至可以延伸应用到运输等等，总之，从广义上来说可以延伸到称为生产的每一件事。这样的每一个企业，甚至是整个经济系统的生产条件，我们都可以将其看做一种“组合”。这个概念在我们的分析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但是，经济的和技术的组合彼此并不是一致的，前者涉及现有的需要和方法，后者涉及方法的基本思想。技术生产的目的的确是由经济体制决定的，技术仅仅是为了所需要的货物发展生产方法。经济的现实并不一定把方法贯彻执行到它们的逻辑结论，并使得技术趋于完善，而只是使执行服从于经济的观点。技术的思想被修正，它不考虑经济条件。经济的逻辑胜过了技术上的逻辑。因此，我们看到，在我们周围的现实生活中，劣质绳索替代了钢缆，有缺陷的耕畜代替了比赛的良驹，最原始的手工劳动代替了完美的机器，笨拙的货币经济代替了支票流通，等等。经济上的最佳与技术上的完美不一定背道而驰，但往往是背道而驰，这不仅是因为无知和懒惰，而且还由于在技术上很低劣的方法可能仍然是最适合给定的经济条件的。
在给定环境条件下经济生活的循环流转（7）
“生产系数”代表在一单位产出中的各种生产要素货物的数量关系，因此，它也表示了生产要素组合的主要特征。在这一点上，显然，经济因素与技术因素是相对立的。在这里，经济观点不仅将在两个不同的生产方法中做决定，而且，甚至在任何给定的方法中，也会考虑生产系数。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个别的生产资料能被另一种所取代，也就是说，一种资料的短缺可以通过增加另一种资料来代替，而不改变生产方法。例如，通过增加手工劳动来补偿蒸汽动力的减少，反之亦然。
我们通过生产力量组合这个概念已经对生产过程进行了描述。这些要素结合的结果就是产出产品。现在我们必须明确地界定什么样的要素被组合在一起：通常来说，各种所有可能的物体和“力量”。部分地说，它们也是由产品构成的，其中只有一部分物品是由自然赋予的。当然，从物质意义上说，许多“自然的力量”也为我们扮演着产品的角色，例如电流。它们所包括的，部分是物质的东西，部分是非物质的东西。此外，人们把一种物品看成是产品还是生产资料，就看它如何解释了。例如，劳动可以被看做是生产的物品，它们被工人所消费，也可以被看做是原始的生产资料或生产工具。我们决定用后者：对我们来说，劳动不是产品。通常，一种物品被划分为这一类还是列为那一类，取决于个人的观点。所以，同样的物品对某个人来说可能是消费品，而对另一个人来说就可能是生产资料。同样，一个给定的物品，它的性质，常常是由它指定的用途所决定的。理论文献，尤其是早期的理论文献，充满了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我们指出这一点，让读者去参考就足够了。而下面的问题相对来说是更重要的问题。
人们常常根据物品与最终消费行为的距离按顺序将物品分类。消费品排在第一位，直接产生消费品，用来生产消费品的组合中的物品居于第二位，依此类推，逐渐到更高或更远的位次。一定要记住，只有那些已在消费者手中，为消费做准备的物品才能被排在第一位，而例如面包师手中的面包，严格地说，只有当它与送面包人的劳动结合在一起时才能被列为第一位。位次较低的物品，如果不是自然界直接给予的，那就总是由位次较高的物品相组合而产生的。尽管这种结构图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构建，但为了我们的目的，最好还是按照该种物品曾经从中出现过的最高位次把它列入那个最高位次。例如劳动就是处于最高位次的货物，因为劳动在所有生产的最开始就出现了，而不管它也出现在其他任何阶段。按照生产过程或者组合的顺序，每一种物品都通过添加其他列为较高位次或者较低位次的物品而成熟为消费品；在这种添加方式的帮助下，它逐渐走到消费者面前，就像一条河流，借助于流进来的各条小溪，冲破岩石的阻挡，越来越深地在地面上形成一条大的河流。
现在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当我们按照由低至高的顺序来看位次时，物品就逐渐变得模糊起来，没有定形；它们越来越失去自己的特征形状，即预先决定它们只作一种用途而不作其他用途的那些明确的特征。当我们沿着物品的位次顺序走得越来越高，就会发现物品越来越失去它们的专门性，即它们为达到特定目的的效能；而且它们潜在的用途越广泛，它们的意义就越普遍。我们不断遇到各种货物，它们越来越不容易被清楚地辨别，单个种类相应地变得包含越来越广，就像当我们沿着逻辑概念系统自下往上走时，我们将不断遇到这样的概念，这些概念的数目逐渐减少，内容也逐渐变得空洞，但是它们所包含的范畴将不断扩大。货物的家系图也变得越来越单薄。这仅仅说明，如果我们选择的立场离消费品越远，处于第一位的货物的数量就越来越多，它们都是由较高位次的相同货物形成的。当任何一种货物全部或者部分地是相同生产资料的组合时，我们就可以说，它们在生产上是相关联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货物的生产关系随着它们所处位次的提高而增加。
在给定环境条件下经济生活的循环流转（8）
这样，如果我们沿着货物的层级向上走，最后我们就会走到生产的最终要素，他们将符合我们的目的。没有必要进一步论证：这些终极要素就是劳动、自然禀赋或“土地”，是劳动提供了服务，土地提供了服务。所有其他货物至少“包含着”两种要素中的一个，多数情况下包含两者。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就可以把所有货物分解为“劳动和土地”，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将所有货物看成是劳动服务和土地服务的集合体。
另一方面，由于消费品具有直接供消费的特征，它们属于特殊的一类。但是，其余的产品，即“作为生产资料而生产出的产品”，一方面仅是那两个原始生产货物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潜在的”消费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潜在消费品的组成部分。至此我们没有为要在它们之中发现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找到理由，而且以后我们也会明白，根本没有这种理由。我们“把它们分解为劳动和土地”。我们也可以分解消费品，并且相应地，我们可以把原始生产要素看做是潜在的消费品。然而这两种观点都只适合于生产出的生产资料；因为它们不是独立地存在。
现在的问题上升为：这两种原始生产要素彼此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在两者中是一个比另一个重要，还是它们的作用根本不同？我们不能从哲学的、物理学的，或者任何其他通常的观点去回答这个问题，而只有从经济的观点回答问题。对我们来说，这只是一个为了经济系统的目的如何反映它们之间的关系的问题。然而，在经济学说领域应该被认为是有效的回答，却不能是普遍有效的，而只能说按照理论体系的某个特殊的构造来说是有效的。这样，例如重农主义者回答第一个问题将是肯定的，他们确实更看重土地——这样回答本身是完全正确的。如果说他们这样回答只不过是要表明劳动不能创造出新的物质的东西，那么就没有任何反对它的余地了。这只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在经济学领域这个概念有多大用处。比如，我们赞同重农主义的这一观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他们的进一步论证持有反对意见。亚当？斯密也对这个问题做了正面回答，但是他认为劳动比土地更重要。这本身也没有错；甚至将这一概念当做一个出发点也是恰当的。它表达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土地的利用并不需要我们在非实用上作出牺牲，同时，如果我们想从土地上获得什么东西，我们也可以采用这个概念。
诚然，亚当？斯密清楚地把自然界所提供的生产力量看做是自由货物，而实际上，在经济体系里土地并没有被看做是自由的，对于这一事实，亚当？斯密把其归因于地主们对土地的占有。显然他认为，在一个没有土地私有制的社会里，只有劳动才是经济核算的因素。现在这种想法肯定是不正确的，但是他的出发点本身并不因此就站不住脚。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都把劳动要素放在第一位——尤其是李嘉图。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借助于他们的地租理论，他们排除了土地及其价值的决定因素。如果这个地租理论能够站得住脚，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对这个概念满意。甚至像Rae这样有独立见解的人也对这个概念满意，恰恰是因为他接受了地租理论。最后，有第三类作家否定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我们是站在这些人的一边的。对我们来说，起决定作用的论点是，在生产过程中，两种原始生产要素是平等的，都是必不可少的，的确这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同样的态度。
在给定环境条件下经济生活的循环流转（9）
第二个问题又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回答，它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没有任何关系。例如，埃费尔兹把劳动作为主动因素，把土地看做被动因素。他这样做的理由是很明显的。他认为，劳动在生产中是主动的因素，而土地则是劳动在其上表现自己的客观因素。他说的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他的安排并没有给我们提供新的知识。在技术层面上，埃费尔兹的观点并不可取，但这一方面对我们并不起决定作用。我们仅仅关心在个人的经济思考和行为中这两种原始生产要素所起的作用，并且在这一点上，两者表现的完全一样。劳动与土地一样都是“有经济价值的”。劳动与土地都要受到评价，要根据经济原则来使用，而且两者都要得到同样的经济上的考虑。它们均不涉及什么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