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上相同的事情，所以交换经济的机制以极其精确的方式运行着。
过去的经济周期支配着人们的活动——和我们的情况一样——这不仅因为它们严格地告诉个人必须做些什么，而且还有另一个原因。在每一个时期，农民都必须要么直接依靠前一时期生产的物质产品而生活，要么依靠用这种产品的收入所能获得的东西而生活。此外，所有以前的时期都使他卷入了一个社会和经济的关系网，而这个关系网是他不能轻易摆脱的。它们给他留下了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方法。所有这一切把他紧紧地束缚在他的轨道上。在这里出现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对我们有重大的意义，不久我们将要更加仔细地研究它。但在此刻我们只需要说明，在接下来的分析里，我们将一直假定：在每一个经济时期，每一个人都是依靠前一时期生产的物品来生活——只要生产延伸到过去，或者，只要一个生产要素的产品继续不停地流动，这就是可能的。我们这样假定，只是为了把表述简单化。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在给定环境条件下经济生活的循环流转（3）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上面农民的这个例子一般化，并且变得更精确一些。让我们假定：所有的人都出售他的全部产品，而当他消费自己的产品时，他就是他自己的顾客，因为这种个人消费确实是由市场价格决定的，也就是说，这是由通过削减对自己产品的个人消费从而获得的其他物品的数量来间接决定；相反，私人消费的数量是按照市场价格进行的，这就好比说，个人消费的数量实际上出现在市场上一样。所以，所有的商人都与农民一样，处于相同的地位。他们在同一时候既是消费者——为了他们的生产和消费——也是销售者。
在这里的分析中，也可以同样的方式看待工人，也就是说，工人的生产服务可以和其他能够在市场上出售的东西列为同一类。现在，既然每一个商人——从他自己来看——根据他自己的经验来生产产品并且寻找各自的买主，就像我们的农民一样，那么，如果把所有的这些人放在一起来看，情况就一定完全一样了。除去一些干扰因素（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干扰显然是可能发生的），所有的产品都必须被卖掉，因为它们确确实实是根据经验上所得知的市场消费的可能性而生产的。
让我们更进一步地来说明这一点。屠户能出售多少肉，取决于他的顾客——就像裁缝买不买布和以什么价格买布一样。可是，这又取决于后者的经营收入，这种收入又取决于后者的顾客，比如说鞋匠对商品的需求和购买力，而鞋匠的购买力又取决于他所为之生产的人们对商品的需求和购买能力；如此这样循环，直到我们最后找到一个人，他的收入来自于将自己的物品销售给屠户。在这个经济完整的体系中，这种数量上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随处可见，正是这些构成了统一的经济体系，不论人们选择什么方向走动。不论你从哪儿进入，也不论你从一点走向哪里，可能在你走了很多步但是是确定数量的步子之后，你必定还是回到这个起点。这种分析既不会自然而然完全地停止，也不会由于某种原因——这种因素不是由其他因素决定，而是更多地决定其他因素——而走向歧途。
如果我们不是用习惯的方式来表示消费行为，那么我们的图画将会更加完整。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面包的消费者，而不是土地、服务、铁等等的消费者。然而，如果我们把人们看做是这些东西的消费者，我们就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各类商品在循环流转中所采取的方式。现在很显然，每一类商品的每一单位，并不总是以它的先行者在前一个经济时期内所经历的生产过程那样经过同样的途径到达同一个消费者。但是，我们可以假定，在不改变任何实质性的东西的前提下，这种事情确实会发生。我们可以想象，年复一年地，生产力的永久源泉的每一次重复使用，都是为了到达相同的消费者。这个过程的结果也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相同，就像这种事情发生了一样。因此，我们说，在经济体系的某一处，一项需求可以说正在等待每一项供给，并且，在这个体系里，没有哪一处是只有商品而没有它的补充品，这个补充品也就是人们所持有其他商品，人们将会根据从实践上确定的条件，用这些补充品来交换前面提到的该种商品。再根据所有商品都能找到市场这一事实，可以说，经济生活的循环周转就结束了。换句话说，所有商品的卖主又以买主的身份出现，他们购买充足的商品，以使他们能够按照已经达到的水平在下一个经济时期维持消费和生产装备，反之亦然。
在给定环境条件下经济生活的循环流转（4）
可见，各个家庭和厂商都是按照经验给定的数据以及由经验确定的方式来决定其行为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他们经济活动的领域里不发生任何变化。数据可能变化，并且，每一个人一旦注意到这种变化，就会立即按照变化来行动。但是，每一个人都会尽可能地紧紧地遵从习惯的经济方法，并且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屈从于环境的压力。这样，经济体系不会自行随意地发生变化，而是在任何时候都和先前存在的状态相联系。这可能就被称为“威泽尔的继续性原则”。
如果经济体系真的不会自行变化，那么，如果我们简单地假定，它是维持原状的，我们并没有忽视任何对我们现在的目的相当重要的东西，我们这样做也只是为了用理想的精确性表达一个事实而已。如果我们描述一个彻底没有变化的系统，那么我们确实是在做一种抽象，但是其目的仅仅是为了表达实际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质。我们将暂时这样做。这种做法与传统理论并不相矛盾，最多也只是与习惯的做法有些不同，习惯的说法并不能清楚地表述我们的论点。
通过另一个途径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一个社会在一个经济时期内生产和消费的所有商品的总和，可以被称为社会产品。为了我们的目的，没有必要对于这个概念的意义更加深入地钻研下去。社会产品本身并不是作为社会产品而存在的。就像经济系统本身也不是一种按照统一计划运行的“经济”一样，社会产品不是系统活动有意识的结果。但是这是一种有用的抽象。我们可以想象：在经济周期的末期，所有个人的产品在某个地方形成一个大堆，然后按照某种原则对其进行分配。由于这个假设不包含对事实的重大改变，所以至今，它是完全可以容许的。进而，我们可以说，每一个人都对这个巨大的社会库藏做出了一种贡献，然后又从它得到一些东西。在这个体系的某一处，对每一种贡献都有着与之相应的另一个人的请求权；并且每一个人的份额都在某处随时准备着。由于每一个人从经验中都知道为了获得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们必须贡献多少（他们已经考虑到每一份额包含一定贡献这个条件）；这个系统的循环周转就结束了，所有的贡献和份额必然相互抵消，不论根据什么原则进行分配。到这里我们所做的假设是：所有相关的数量都是由经验给定的。
用一个大家都熟悉的方法，我们可以对这幅图画加以精炼，使这幅图画对经济系统的运转提供更加深入的认识。我们假定这种经验全不存在，必须重新构建它，就好像同一民族的人民，仍然有着相同的文化、嗜好、技术知识，对消费品和生产物品有着同一的最初存量，但是没有经验的帮助，他们必须通过自觉的合理的努力，去寻找各自的办法，以达到最大可能的经济福利这个目标。我们并不因此就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能够做出这种努力。我们只是想要突出经济行为的理性，而不考虑所观察的各个家庭和厂商的实际心理如何。我们也不想勾画出经济史的轮廓。我们分析的目的不是经济过程是如何从历史上发展到我们现在实际观察到的这样，而是在任何一个给定的发展阶段上，经济机制或经济组织是怎样运转的。
这个分析提醒我们，要详细阐述且实际应用我们现在全都熟悉的那些概念工具。经济活动可能有任何的动机，甚至是精神方面的动机，但是它的意义总是在于满足需要。因此，那些我们从需要这个事实所得出的概念和命题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其中最重要的是效用的概念以及由效用引出的边际效用，或者，用一个更加现代化的术语，就是“选择系数”。我们继续提出某些原理，是关于资源在各种可能使用的范围内分配的原理，关于货物之间相互补充和竞争的原理，而且我们可以合理地引申出交换比率、价格和古老的源自经验的“供求法则”。最后我们达到价值体系及其均衡条件的最初的思想。 。 想看书来
在给定环境条件下经济生活的循环流转（5）
一方面，生产是由物质客体的物质属性和自然过程决定的。在这方面，就经济活动而言，就像约翰？雷所说的，经济活动只是一个观察自然过程结果并加以充分利用的问题。与经济学相关的自然事实领域究竟有多少，是难以一言而尽的。根据人们所针对的理论类型，像（物质）收益递减规律这样的理论，对于具体的经济结果，可能有很大意义，也可能没什么意义。一个有关人类福利的事实的重要性与它在经济理论中所做的解释作用的重要性之间是没有联系的。但是，像庞巴维克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我们也可能自然地，在任何时候都会被迫地把新技术事实引进我们的工具。关于社会组织的事实就不属于同一类。但是在经济理论领域之外，社会组织只是作为技术事实的“数据”这一点，它们处于相同的地位。
事情的另一方面，相对对它的物质和社会方面进行研究而言，我们可以对生产的核心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这是每一个生产行为的具体目的。一个经济人在生产时所追求的目的（它解释了为什么会存在生产），给生产的方法和数量刻下了清晰的烙印。显然不用提出论据来证明：在给定的资料和客观需要的框架内，目的必然决定着生产“什么”和“为什么”生产。这个目的只能是创造有用的东西，创造消费品。在一个非交换的经济系统内，它只是在这个系统内为了消费效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从事生产都是为了直接消费，也就是满足他自身的需要。而对这种产品需要的性质和强度，在实际可能的范围内，显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给定的外部条件和个人的需求，显然是经济过程的两个决定因素，两者共同决定着结果。需求决定生产，可以说生产被需求拉着走。但就一种交换经济来说，在细节已作必要修正的前提下，情形也是这样。
生产的第二个“方面”使得它一开始就是一个经济问题。它必须同生产的纯技术问题相区分。它们之间有一种对立，这种对立我们在经济生活中，常常可以从一个企业的技术经理和商业经理之间个人的对立上看到。我们常常看到，一方建议生产过程改变，而另一方拒绝；例如，工程师可能建议采用一种新的工艺，而商业部门的领导认为那将不会有收益，所以拒绝。工程师和商人都可能这样来表达他们的观点：他们的目标是恰当的管理企业，他们的判断就来自于关于这种恰当性管理的知识。除了误解、对事实不了解等等因素之外，他们判断的差异就只能来自这样的事实：每一个人对于恰当性都有不同的看法。商人所说的恰当性，意义是很清楚的。他指的是商业利益，我们可以这样表达他的观点：提供给机器所需要的资源如果用在其他地方，能得到更大的利益。
商业部门的领导人认为：在一个非交换经济中，生产过程的改变不会增加需要的满足，相反，会减少这种满足。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技术人员的观点又是什么呢，他所想到的适当性又是什么样的呢？如果所有生产的唯一目的是满足需求，那么将资源用在有损它的措施上，的确就没有什么经济意义了。只要商业领导人的异议在客观上是正确的，他不听从工程师的话就是对的。我们不考虑由于技术使生产工具趋于完美而带来的半艺术性的快乐。事实上，我们在实际生活中观察到，当技术因素与经济因素发生冲突时，技术必须屈服。但这并不能否定技术的独立存在性和它的重要性，以及工程师的观点中合理的判断。因为，尽管经济目的决定着实际使用的技术方法，但是弄清楚技术方法的内在逻辑而不考虑实际障碍，还是很有意义的。这一点可以通过一个例子很好地看出来。
在给定环境条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