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道路；在经济价值体系里也有干扰发展的瓦解因素。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里我们遇到了新的问题。
商业周期（3）
如果经济系统从发展平稳的直线偏离出去的程度很小，那么，它们几乎就构不成理论家特别关注的问题。在一个没有发展的经济里，个人可能会遇到对他而言非常严重的灾难，而理论又没有任何理由深入到这种现象中去。同样，那些很可能破坏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事件，如果它们被认为是孤立的偶然遭遇，那么就不需要对此做全面的调查。但是，我们这里谈到的逆运动和后退是经常发生的，以至于一考虑到这个问题，似乎周期性就表现出来了。如果不是从逻辑上考虑，实际上，这表明对这类现象进行抽象，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不可能的。
此外，如果情况是这样：当克服了一种挫折之后，早期的发展又从它被中断的那一点重新开始，那么从原则上说，这个挫折的意义就不是很大了。或许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考虑了所有有关发展的基本事实，即使我们不能说明这些干扰事件本身，或者干脆把它们抽象掉。然而，情况并不是这样，逆运动不仅阻碍了发展，还结束了发展。大量价值被毁灭；经济体系中领导者计划的基本条件和前提被改变。经济系统在重新向前发展之前，必须振奋精神，恢复精力；其价值体系也需要重新组织。这时，再一次开始的发展是一个新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旧过程的继续。
诚然，经验告诉我们，新的发展过程或多或少会朝着类似于早期的方向运动，但是这个“计划”的持续性被打断了。新的发展过程产生于不同的环境，部分地产生于不同人的行为；许多旧的愿望和价值被永远埋葬了，全新的事物得以涌现。从经验上看，存在于挫折之间的所有这些局部发展的主线，可能恰好与总体发展的粗略轮廓相吻合。但是，在理论上，我们不能仅仅考虑整个过程的轮廓。企业家不能逾越挫折阶段，把他们的计划原样地带入下一个发展阶段，而且科学的解释也不能这样做，除非它完全脱离实际。
现在，我们必须考察这一类现象，它与其他发展现象相比较，更鲜明突出，而且显然它处于某种与其他现象对立的位置。一开始就存在下面所说的可能性。第一，危机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一种完全相同的现象。发展过程特殊的崩溃现象（我们从经验得知的并且描述为危机），甚至对于天真的人们，都总是显得是一个而且是相同的一个现象的各种形式。然而，危机的这种同一性肯定是不会持久的。相反，它主要存在于对经济系统和个人影响的相似性上，而且存在于这个事实中——某些事件总是习惯性地出现在大多数危机中。然而，这种影响和事件，倒是和经济生活中大多数外界的和内在的干扰一起出现，并且不足以证明危机总是同样的现象。实际上，危机的不同种类和起因是可以识别的。我们没有理由事先假定危机相互之间的共同点，比我们作为开始的基本要素要多，也就是说，危机是所有那些使先前的经济发展过程停止的事件。
第二，不管现象是同质的还是异质的，危机都不一定能作纯粹的经济解释。当然，危机本质上属于经济范畴，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决不能断言说危机属于经济体系的本质，或者甚至说它们在这个意义上属于任何一种体系，即它们必然产生于经济因素本身的作用。相反，危机的真正原因很有可能存在于经济范畴之外，也就是说，危机是外界干扰经济领域的结果。危机发生的频率，也就是人们常宣称的危机的规律性，本身都不是定论，因为很容易想象，这些干扰必定经常出现在实际生活中。所以，简单地说，危机是经济生活使其适应新环境的过程。 。。
商业周期（4）
考虑到第一点，我们在开始就可以谈到一种情况。如果我们无论在哪儿遇到大的干扰就说是危机，那么除了干扰这个事实之外就没有其他一般性质了。目前，也可以在这个广义上构想危机。相应地，经济过程也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类型：循环流转过程、发展过程、阻碍发展不受干扰的过程。这种分类绝不是脱离现实的。在真实生活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把这三类区分开来。只有更详细地分析才能表明其中的一类是否属于另两类中的某一类。
危机史已经证明了不存在干扰的普遍特征。这些干扰在经济实体每一个可以想象到的地方已经爆发了，甚至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爆发。有时，它们出现在供给一方，有时出现在需求一方：在前一种情况下，有时出现在技术生产领域，有时出现在市场或者信贷关系方面；在后一种情况下，有时体现为需求方向的变化（例如时尚风格的变化），有时体现为消费者购买力的变化。对大多数工业集团来说，他们受的干扰不尽相同，但是第一个工业行业受到的干扰较多，然后才是其他的。有时危机以信用制度的崩溃为特征，尤其是对资本家影响的信用制度，有时工人或者土地所有者遭受的损失最多。企业家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卷进来。
乍一看，试图在危机所表现的形式中寻找共同的成分似乎更有希望。实际上，正是这种共同成分导致了一种流行的、科学的信念，即危机总是一个而且是同一个现象。然而，很容易看出，这些可以从表面获得的外在特征，除了是干扰发展的一种要素外，对于所有危机来说，它们既不是共有的，也不是本质的。比如说，恐慌的要素就是非常明显的。它是早期危机的显著特征。但也存在这种情况，即有恐慌但没有危机。进一步说，存在没有真正恐慌的危机。无论怎么说，恐慌的强度与危机的重要性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最后，恐慌更多的是危机爆发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这对诸如“投机热潮”、“生产过剩”等等流行口号也适用。一旦危机爆发并且改变了整个经济形式，那么大量的投机买卖就显得没有什么意义了，而且几乎生产出来的每一种商品的数量都显得过大，尽管在危机爆发之前这两者都与当时的状况完全适合。类似地，个别厂家的倒闭，生产的各个部门之间缺乏适当的联系，生产与消费的不一致，以及其他要素基本上都是危机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令人满意的判断危机的标准，这一点可以由下面这个事实表明，即尽管在有关这个主题的描述性文献中必定重现了一定数量的危机，但除此以外，危机的个别细节彼此之间并不相符合。
现在我们来看另一个问题：是否所有的危机都是纯粹的经济现象，也就是说，是否危机以及所有的形成原因及其结果，都能从对经济系统的研究所得到的解释因素中得以理解。很清楚，情况不总是这样，而且也不一定必然要这样。我们应该承认，比如说战争的爆发，它可能导致足够大的干扰，从而形成我们所说的危机。当然，这决不是规律，例如，19世纪大规模的战争，大都没有立即导致危机。不过，这种情况是可以想象的。假设一个岛国，它积极地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活动，而且它的经济体制是那种我们所说的达到了充分发展，假设它被敌国舰队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进出口受阻，价格和价值体系被粉碎，不能偿付债务，信用的链绳被切断——所有这些都是可以想象的，这些都已经出现，而且的确标志着一种危机。这种危机不能单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因为战争的起因是经济制度以外的因素。由于这种外界实体在经济领域内的作用，便产生了危机，同时也解释了危机。这些外界的因素经常被用来解释危机，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糟糕的收成，显然它可能引发危机，而且众所周知，它甚至已经成为有关危机的一般理论的基础。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商业周期（5）
但是，即使环境不像战争或者气象条件那样明显地从外部作用于经济体系，但从纯理论角度看，它必须被看做是外界干扰原因的结果，因而在原则上它就是偶然的。举例来说，突然废止保护关税也可能引起一场危机，这种商业措施当然属于经济事件。但是我们不能精确断定它的外形；我们只能考察它的影响效果。从经济生活的规律来看，它只是外界的一种影响。这就存在这样一种危机，它不是我们所谓的纯经济现象。因为它们不是纯经济现象，所以从纯经济视角，我们通常说不出任何关于它们起因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它们一定被当做不幸的偶然事件。
现在产生的问题是，在我们所说的意义上，是否存在纯粹的经济危机？是否存在没有我们刚才所列举的外界冲击而出现的危机？事实上，这种观点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实际上已经被接受：危机总是外界环境的影响结果。无疑，这又是似是而非的。如果它是正确的，那么就不会有真正的危机经济理论，我们也将无所作为，只能简单地证明这些事实，或者至多不过是试着对危机的那些外在原因进行分类。
在回答我们的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去掉一种特殊的危机。如果一个国家的工业是靠另一个国家来筹集资金的，如果繁荣的浪潮冲击着后者，而后者向资本提供的用途比前一个国家迄今为止所提供的用途更为有利，那么就会出现一种从先前的投资中抽出资本的趋势。如果这种行为迅速并且轻率地发生了，那么结果很清楚，会在前一个国家导致危机。这个例子应该表明，一个经济地区的纯粹的经济原因可能导致另一个地区的危机。这种现象经常并且普遍地被认识到。显然，这不仅会在两个不同的国家之间发生，而且可能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发生，在一定的条件下，还可能在同一经济区域不同的工业部门之间发生。一旦危机在一个地方爆发，通常它将牵连到其他地方。现在的问题是，这种现象是我们在寻找的那种纯经济的现象吗？回答是否定的。其他地区的经济状况是任何给定经济系统的资料，并且在解释该系统内的现象时，只能作为非经济要素。对于正在考察的经济系统，它们是偶然事件，而且，如果试图为这种危机找到一般规律，将是徒劳。
最后，摒弃了所有来自外界的危机的原因之后，我们还发现了其他纯经济特征的原因，也就是说，它们产生于经济体系内。尽管如此，它们并没有反映一个新的理论问题。用我们的老话说，每一种新的组合都有招致明显的失败的风险。尽管产业的各个部门犯致命性的错误的情况很少，但它们还是会发生。如果存在问题的这些产业相当重要，那么危机的大多数症状就可能从它们中产生。但是，话说回来，这类事件只是小的意外，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可以单独解释。而且，从经济过程的本质要素或因素的结果这个意义上说，它不是经济过程所固有的。
如果我们考虑这种干扰的一系列可能的原因，那么这就是值得怀疑的了：如果我们对所有的项目进行抽象，是否还会剩下什么，从而，如果由于内外部偶然事件的影响，任何足够重要的事情都出了差错，危机便发生了，我们是否可以对危机的因果关系比它这样实际发生的说得更多。历史并不与这个理论矛盾。因为，几乎在所有的历史情况下，都有许多“偶然事件”，这些偶然事件可能被认为应该对实际发生的危机负责，而这并不荒唐，从而，探索更普遍的和更基本的原因的必要性就不像我们中的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明显。 。。
商业周期（6）
顺便应提到的是，尽管我们可以决定这个问题，但历史上大多数重大的危机，其个别背景，对于解释每一种情况下所观察到的实际发生的事，比一般理论中的内容更重要——假定这种理论是可能的——因而这种理论只能对实际情况下的诊断或补救政策有所贡献，而不期望它有任何其他作用。如果商人们总是试图用手中掌握的特殊情况来解释任何一种危机，他们也不完全是错误的。“经验主义者的”对试图构建一种缺乏基础的一般理论的对抗态度也不完全是错的——尽管它不是这种情况所要求的对抗，而是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事务之间的一种显然的区别。
这个决定性的发现，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同时把我们的问题转移到稍有不同的环境下，确立了这个事实，即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着一种危机，它是繁荣与萧条交替变化时期的波浪式运动的要素。或者，不论怎么说，它都是有规律的，如果不是必要的事变；这类危机自从资本主义时代开始就渗入经济生活。于是，这个现象从大量形形色色的和不同质的事实中产生，这些事实可以用来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