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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界在预测并果断应对经济危机上的失败的根源在于，有关经济萧条的研究是经济学的一个相当不能让人满意的分支领域。这并不是因为经济学家们忽略了这个领域。有关经济萧条的经济学文献卷帙浩繁而且引人入胜。不过，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作为经济萧条特征的不连续性很难建模。
萧条经济学所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经济萧条在多数国家的历史上都是罕有事件，因此，要收集足够多的样本，以能得出可靠的、能够揭示经济萧条的原因、危害程度、后果以及对策的统计学结论，就需要对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即不同——经常是极为不同——制度、文化、政治、经济环境中发生的经济萧条的数据加以综合研究。在相互竞争的种种假说无法获得严格的经验检验的情况下，要在其中做出选择就会严重依赖前见。就关于经济萧条的假说来讲，有关前见可能进而又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样一来，就把我们又带回到了讨论开始的地方。左翼经济学家倾向于将经济萧条视为缺乏监管的资本主义的失败的证据，右翼经济学家则将经济萧条归咎于政府政策的误导，他们相信，如果没有那些政策，至多只会有周期性的温和经济衰退。
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所存在的意识形态分歧——这些分歧反映在彼此敌对的一些宏观经济思想学派中，如货币主义学派、凯恩斯学派、新凯恩斯学派、新古典经济学派、奥地利学派——阻断了共识，并使政客和公众彷徨于没有道路的荒野。在一个领域中存在若干相互对立的学派这一事实本身表明这个领域是柔弱的，不管其从业者是多么的出色。
对于经济萧条的原因与对策的经济学理解尚没有进展到可以使分析不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程度。在受到经济学家与他人共有的政治情感影响的经济论战中，双方都提出了一些好的论点及论据，但论战却无法通过经验性检验的方法加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由意识形态所塑造的前见将会给论战者造成迷惑性影响。此外，这场经济萧条，就像上一场经济萧条一样，可能会刺激经济学家进行一些新的思索，同时为经验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数据。
这一讨论或许有助于解开另一个谜题：为什么新闻界，包括金融媒体和一般媒体，对于迫近的经济危机比经济学家更警觉。不论新闻报道者具有与本·伯南克或者罗伯特·卢卡斯之类的人相关的何种智识局限，他们至少都没有受到来自于经济理论或经济史的前见的羁绊。而且他们比经济学家更加贴近现实，这可能使他们得以在消息抵达美联储和学术界之前，就在贴近地气的层面上感知到了房地产泡沫和高风险住房抵押贷款。
新闻界和学术界之间还有一个差异。新闻业，即使采纳了《经济学家》杂志那样的稳健风格，也是靠戏剧性报道，即靠冲突和惊恐、矛盾和突变才能繁荣。和房价上涨—相比，经济泡沫和银行破产是更加刺激的商业新闻。新闻记者对麻烦事的预兆充满警觉——但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是，专家和官员们倾向于把记者当作危言耸听者而忽视其警告。
第九章 责任分配（1）
我说过，这场经济萧条的根本责任在私人部门。由于我们时常遭遇经济衰退，要政府防止经济衰退的发生恐怕是不现实的；毫无疑问，我们至多只能期待政府防止某一些经济衰退的发生，并减轻另一些经济衰退的危害。不过，鉴于我们拥有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经历，以及那时候锻造的、预防经济萧条重演的工具，人们可能期待政府能阻止经济衰退恶化为经济萧条。人们希望，政府在2008年秋天采取的措施以及今年明年将要采取的措施能够阻止这场经济萧条陷入上一次萧条的那种深度。但是，已经和将要采取的措施的代价是高昂的。这些措施反映了一种日渐显露的信念：我们真的处于经济萧条之中了，尽管萧条这个词依然是一种禁忌。拯救措施会对经济造成长期的损害。而且，由我们的经济萧条所触发的这场全球经济萧条对于世界和平、对于美国的国际声誉与影响力都有一些不祥的意蕴。
所以，可将经济衰退归咎于市场，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经济衰退经常会恶化为经济萧条，在政府从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后果中学会预防办法之前，就常常是这样。但是这并没让政府脱得了干系。它未能采取及时而且融贯的措施阻止经济下滑。失败的种子早在始于1970年代的放松银行和信贷监管的运动中就埋下了。格林斯潘、鲁宾和萨默斯，克林顿时代美国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放任了蒸汽泡沫的蓄积，它逐渐把房地产业和银行业吹上了天。
不过，如果没有布什政府对于经济的不当管理，可能也不会出现经济萧条。不应该责备布什2004年再次任命格林斯潘为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那时候享有崇高的声望；只是后见之明才让我们看出，他的声望是名不副实的，而且在这一职位上呆过十七年之后，他已经因恋栈而不再受欢迎了。而伯南克看起来像是2006年接替格林斯潘的绝佳人选，而且那时候可能确实也是，尽管他继续犯下了严重错误。同年，保尔森担任财政部长之任命在当时是有道理的，尽管后来再看是错误的。
布什犯了一个错误，就是2002年12月解雇了他的主要经济顾问劳伦斯·林塞——原因主要是林塞的先见之明：与官方意见相反，他预测即将到来的伊拉克战争不会是廉价的（尽管他还大大低估了战争花费）。林塞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曾经任职于哈佛和美联储，他曾在1990年代警告过网络经济泡沫，而且很可能比布什政府中的任何其他高级官员都更早地发现极为危险的房地产泡沫，并建议采取遏制措施。林塞之后继任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中没有一个人是经济学家，也没有一个人在经济政策制定中发挥出了可见的作用。伯南克曾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直到2006年他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为止，接替他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是爱德华·拉泽尔，他尽管是一位不错的经济学家，但却是一位劳动力经济学家，而不是宏观经济学家或者金融经济学家。布什的白宫官员不是为了应对经济萧条而选任的。这种状况现在要改变了。劳伦斯·萨默斯是一位宏观经济学家，而拉泽尔的继任者克里斯蒂娜·罗默是一位萧条经济学专家。
布什政府经济管理中的另一个错误是赤字财政预算，致使国债规模大幅增加。到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国债数额已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只有使经济受到严重挤压，才能负担得了刺激经济复苏的努力所要求的巨额财政支出，同时不至于使美国经济遭受长期严重损害。赤字财政预算还有另一重意义。它提高了我们对外国资本的需求——为赤字预算筹措资金。因此它就鼓励了中国、日本、德国之类出口导向型国家的贸易政策，这些国家愿意以它们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换取美元，并将这些美元投资在这里，这种活动通过降低利息率为我们（以及他们自己）铺平了通往经济萧条的道路。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九章 责任分配（2）
经济学职业界在基本政策问题上的分歧将经济政策的控制权拱手让给了政治偏好。于是，就让教条主义的自由市场、亲商业、反监管的意识形态控制了布什政府的经济思考，直到经济萧条临头，监管措施才开始执行（或者没有执行），由此意识形态才退隐。
商业需要有合理稳定程度的政治环境。由于紧急财政援助计划完全是针对特定目的的，所以银行不知道该站在哪里。不确定性会使针对银行的私人再投资成为不可能。指责财政援助计划的运作缺乏“透明度”和“责任心”（这个问题或许现在将要变化了）的呼声是正确的。但有一个更简单也更重要的问题是，银行根本不知道它们将会面临什么，这进一步强化了银行合乎常理的不愿放贷的态度（因为资本不足），以及它们在吸引私人资本上的无力。监管改革的前景只能进一步加深银行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加重其瘫痪程度。
如果政府制定出了融贯的经济萧条应对计划，那么在对策上所存在的政治化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保守主义者尤其不满经济刺激计划，而自由主义者则尤其不满财政援助计划——就会减少。于是就可能出现由专业人士制定的非政治性的计划，进而责任就会被转移到政客们那里：他们就要为实现其可能被曝光的*裸的政治目的而向专业人士发起挑战。
格林斯潘和伯南克这两任美联储主席的领导必须被视为这场金融危机及随后陷入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格林斯潘的巨大声望给了他很大的自由度，可他却没有利用它来通过提高利息率抑制房地产泡沫、通过更果断地行使美联储对商业银行的控制权来抑制高风险贷款。他以为他能够通过等待泡沫形成并破灭、然后再降低利息率来收拾残局的方式避免政治论争。他是自己过去之成功的囚徒。
一个进一步的问题是，自1970年代“滞涨”以来，研究商业周期的宏观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将利息率保持在一个较高但又不会高到引发经济衰退的水平来防止通货膨胀。格林斯潘似乎在2000年代早期就已校正了这一周期——利息率保持在低水平，通货膨胀率虽然确实上涨了，但却仍然处于可容忍的限度内。如果看起来我们既可以保有较低的利息率又不会出现不可接受的通货膨胀，对于经济衰退的担忧就消退了，因为低利息率刺激了经济活力因此降低了经济衰退的危险。只是在低利息率引发通货膨胀的时候，经济衰退的威胁才会出现，因为美联储将有动机提升利息率以消除通货膨胀；这就是1980—1982年严重经济衰退的原因。低利息率可能引发信贷盛宴，信贷盛宴又进而可能引发经济衰退甚至经济萧条——这一事实处于政策的雷达屏幕之外，之所以如此，其部分原因在于，廉价信贷和放松金融监管二者之间的相互增进效应被人们忽略了。
有一些读者可能会认为，我对美联储和经济学职业界太过挑剔，同时又对金融界人士太过宽容——这看起来可能与我的下述主张相矛盾，即认为这场经济萧条是资本主义的一次失败。但是，尽管金融业人士对这场经济萧条负有主要责任，我却不认为可以为此而责难他们——意指道德谴责——就像人们不能责难狮子吃掉斑马一样。资本主义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商人会冒那些能增进其经济利益的风险（大多数时候是在法律的限度内）；单个的商人因银行业的不稳定而担忧他的决策以及他的竞争者的决策可能会引发经济萧条，这不比一头狮子因担心狮子吃斑马的速度超过斑马繁殖的速度而放生一匹斑马更有意义。告诉银行不要发放风险贷款或者谴责购房者借了一笔他可能无力偿还的贷款，就好比告诉狮子和斑马在他们中间建一道篱笆一样。
新闻记者、政客，还有一些应该知识更多的人，像著名宏观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都参与到了一场控诉华尔街的盛会中。他们弄错了目标。建立预防由高风险贷款引发的经济崩溃的防护措施之责任应该属于政府。确实，政治，在与资本主义大致相同的意义上，也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政客凭借美元竞争选票。但是美联储，就像联邦法院一样，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尽管不完全——是与政治隔离的。
罗伯塔·卢卡斯，活着的最杰出的宏观经济学家，在2003年1月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演讲中说：“宏观经济学在1940年代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对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智识回应。那时候这个词语指的是我们希望能用以预防287那种经济灾难再次发生的知识和技能。我这个演讲的主题是，原初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学已经取得了成功：它的中心问题即预防经济萧条实际上已经得到解决，而且事实上在几十年前就解决了。”我想，他今天不会再说这样的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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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前方的路
紧急财政援助、“容易钱”、经济刺激计划、延期变卖抵押物、以及任何其他用来控制经济萧条延续时间和严重性的紧急措施都只是损失控制手段，而且是成本高昂的损失控制手段。针对经济萧条的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