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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一个实验所描述的：
将五只猴子放在一个大笼子里，并在笼子中间吊上一串香蕉，只要有猴子伸手拿香蕉，就用高压水惩罚所有的猴子，直到没一个猴子再敢动手，试验的下一步是用一只新猴子替换出笼子里的一只猴，新来者不知这里的“规矩”，动手去拿香蕉，结果竟触怒了原来笼子里的四只猴子，于是四只猴子便代替人执行惩罚的任务，把新来的猴子暴打一顿，直到它服从这里的规矩为止。试验人员继续将最初经历过高压水惩罚的猴子逐个换出来，当最后笼子里所有的猴都是新猴子时，仍然没有一个猴子敢去碰香蕉。
猴子天生爱吃香蕉，可是偶然出现一个“不许拿香蕉”的制度后，这一违背猴子天性的制度居然自我强化成为第二天性。最初，猴子们不让群体中的任何一只猴子去拿香蕉是合理的，为的是免遭“连坐”的惩罚，但当“人”与“高压水枪”都退出惩罚机制后，惩罚已转化为一种内部机制，并顽强地毫无理由地延续着，一代又一代。许多制度、规则、伦理、习惯就是这样产生和沿袭的。
群体的惯性一旦形成，由于其惩奖机制的强制性，有时会比个体的惯性思维具有更惨烈的社会危害性。正如缠足，无论从审美、快感、健康等任何角度而言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却能被一个巨大的群体连续几个世纪地沿袭着，除非重大变故和外力的影响，这种历史惯性是很难制止的。
这就引出了一个“修正成本”概念，即群体的惯性一经启动，便会逐渐形成各种“历史附加”，从而导致一个更大的利益系统的建立，共生共振的结果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变革的成本大大提高，甚至导致灾难性的不可逆转。下面这则颇具黑色幽默性质的故事，便是一例。
美国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标准，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原来这是英国的铁路标准，而美国的铁路原先是由英国人建的。那么为什么英国人用这个标准呢？原来英国的铁路是由建电车的人所设计的，而这个正是电车所用的标准。电车的铁轨标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最先造电车的人以前是造马车的，而他们是用马车的轮宽标准。那么马车为什么要用这个轮距标准呢？因为，如果那时候的马车用任何其他轮距的话，马车的轮子很快会在英国的老路上被颠坏。为什么？因为这些路的辙迹的宽度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这些辙迹又是从何而来的呢？答案是古罗马人所定的。因为欧洲，包括英国的长途老路都是由罗马人为它的军队所铺设的，所以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正是罗马战车的宽度。如果任何人用不同的轮宽在这些路上行车的话，他的轮子的寿命都不会长。我们再问，罗马人为什么以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为战车的轮距宽度呢？原因很简单，这是两匹拉战车的马的屁股的宽度。
更为惊人的是，当你在电视上看到美国航天飞机立在发射台的雄姿时，你留意看看在它的燃料箱的两旁有两个火箭推进器，这些推进器是由一家名为THIOKOL的公司设在犹他州的工厂所提供的。如果可能的话，这家公司的工程师希望把这些推进器造得胖一点，这样容量就可以大一些。但是不可以，为什么？因为这些推进器造好之后是要用火车从工厂运送到发射点，路上要通过一些隧道，而这些隧道的宽度只是比火车轨宽了一点，然而我们不要忘记火车轨的宽度是由马的屁股的宽度所决定的。
——时间和惯性会使人精神麻木，即使是最应该淘汰的行为也会当作正常的做法自行传承下去，没有谁感到奇怪。
专家的话就一定真确吗？
古人云“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由于时间、精力和客观条件等方面的限制，每个人在自己一生中，通常只能在一个或少数几个专业领域内拥有精深的知识，而对于其他大多数领域则知之甚少甚至全然无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为了弥补自己的无知，以应不时之需，人们不得不求助于各个领域内的专家，而对专家的意见，人们唯有点头称是，照单全收。在通常情况下，人们按照专家的意见办事，总能得到预想中的成功。如果不慎违反了专家的意见，总要招致或大或小的失败。在发生争执时，如果有一方引证某位专家的话为自己辩护，那么另一方很快就会认输。于是，久而久之，专家就形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思维屏障，阻碍了人们思维的发展。
1936年5月25日，在柏林奥运会上，美国天才运动员欧文斯创造了秒的百米短跑世界纪录之后，这一纪录保持了30年。以詹姆斯？格拉森医生为代表的医学界权威断言，人类的肌肉纤维所承载的运动极限不会超过每秒10米，不可能在10秒以内跑完百米。这种说法在田径场上流行了30年，所有人也都相信这是真的。同样是来自美国的短跑运动员吉？海因斯也相信专家的这一说法，但是他想争取跑出秒的成绩。于是1968年，在墨西哥奥运会的百米赛道上，海因斯完成了一次突破。他撞线后，转过身子看着运动场上的计时牌，指示灯打出了秒的字样，这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人在百米赛道上突破了10秒大关。海因斯看着计时牌，摊开双手说了一句：“上帝啊！那扇门原来是虚掩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欧文斯与海因斯之间的30年内，其实也有许多优秀的短跑运动员，有可能打破10秒的纪录，但是由于权威思维的影响，他们没有想过可以超越“人体极限”，创造更辉煌的成绩。在海因斯之后，又有无数优秀的运动员用自己的努力不断刷新这个纪录，直到现在，百米短跑的成绩已经提高到秒。
粗俗的方法往往最有效
假设在一间地面是水泥做成的空屋子内，水泥地面上垂直地埋放着一尺左右长的一段底端封闭的钢管。钢管的内径略大于一只乒乓球的外径，恰好有一只乒乓球落在钢管的底部。现在，你拥有下列工具：
50米长的晒衣绳；
一把木柄铁锤；
一把凿子；
一把钢制锉刀；
一只金属晒衣架；
一只电灯泡
请你把乒乓球从钢管中取出，但不准弄坏地面、钢管和乒乓球。在五分钟内，列出你能想到的所有解决办法。
在一次比赛中，第一队想到的解决方法是：用锉刀把金属衣架锉断，然后把断开的两端磨平，做成一把大镊子，用这把大镊子把乒乓球夹了出来。第二队的解决方法是：用锉刀把铁锤的木柄锉成木屑，用这些碎木屑慢慢填进钢管，使乒乓球一点点地“浮”上来。
其实，这两队的解决方法都是比较新颖独特的，但都不是最简便的，不是最有创造力的。更简单的方法是往钢管里小便，无需任何工具就能使乒乓球浮上来。你是否想到了这个方法呢？如果没有想到，原因何在？这就涉及到了文化禁忌的问题，在我们的文化中，是鼓励在厕所里小便而不是在其他的场合。假若你想到了，你敢不敢向你的队友提出呢？是不是怕一说出来会引起哄堂大笑而不敢提出？又或者是不好意思提出这么“粗俗”的做法？这个小实验告诉我们，这种来自文化方面的禁忌会限制人们的思路，从无形中排除了许多本可以想出来的好办法。
莫扎特别出心裁的难倒了老师
莫扎特年轻的时候，曾经拜“音乐之父”，奥地利著名音乐家海顿为老师。
有一天，年轻好胜的莫扎特竟与老师打赌说，他能够谱一首别人根本无法弹奏的乐曲来。海顿不以为然，只是一笑了之。莫扎特见老师不相信，马上拿起笔来写了一首乐曲。然后，他把这个乐谱送到了老师手里。
海顿接过了乐谱，看了看，也没有看出有什么特别之处，就走到钢琴边弹了起来，可是弹了几下就停下来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海顿吃惊地问道：“这一段乐曲，到了这里的时候要求两只手必须要分到钢琴的两端，怎么突然之间有了一个要在中间弹奏的音符呢？这种超乎常理的演奏方法，我看是无法弹出的。”
“老师，那就请让我试一试吧。”
莫扎特坐在钢琴前面，认真地弹奏起来。当弹到这首乐曲中“超乎常理”的那个音符时，只见他的两只手在琴键的两端演奏的同时，突然一低脑袋，用鼻子向当中的琴键一触，这首乐曲的演奏顺理成章地完成了。
没有老师教过莫扎特这一招，也没有任何教科书上有这样的乐谱，莫扎特的创新行为，打破了传统的权威思维枷锁，开创出了钢琴演奏的新天地。莫扎特的举动违反了传统的钢琴演奏规律，但如果没有这种打破旧思维障碍的精神，莫扎特也不可能取得日后辉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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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年前的一桩悬案
大颅榄是一种名贵树种。树高几十米，木质坚硬，木纹美丽，树冠绰约多姿。既是很好看的绿化树种，又是很好的建筑用材。但是，这种树却十分稀少，世界之大，只有非洲才有；非洲也不是到处都有，只有岛国毛里求斯才有。毛里求斯也不多了，数来数去，全国一共只有13棵。更令人担忧的是：这13棵树已到了垂暮之年，有了300多岁的高龄。一旦这13棵树灭绝了，地球上就再也没有这种树了。
这种树为什么这样稀少呢？为什么不多种一些呢？奇怪的是，它的种子无论怎样小心栽种，也不会发芽；它的枝条无论怎样扦插，也不会生根。这种树像是患上了不育症。用不了多久，这种树就会一棵接一棵地死去，直到最后完全消失。
它的命运引起了生态学家的担忧，纷纷研究它不育的原因。1981年，美国生态学家坦普尔来到毛里求斯，决心找出它不育的原因。他想，生殖是生物的天性，它的不育，可能是由于生态的变化使原来的生殖条件丧失了。但是，又是什么事物的改变造成它的不育呢？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一只渡渡鸟的遗骸，在它的身体里找到了大颅榄的种子，这说明，它是吃树的果实的。渡渡鸟是一种早已灭绝了的鸟，最后几只渡渡鸟是1681年死去的，离当时正好是300年。这与树的年龄也正好一样。他认为，这不是偶然的巧合。他推测，这13棵树很可能是最后几只渡渡鸟繁殖的，而渡渡鸟的灭绝造成了树的不育。
坦普尔的推测毕竟是假设，是不是正确，还需要验证。渡渡鸟没有了，怎么样验证呢？他用与这种鸟相似的吐授鸡来试验，让吐授鸡吃下大颅榄的果实。几天后，鸡屎中拉出了果实，坦普尔把它们播种在土地里。一些日子后，种子发芽，长出了绿色。原来，渡渡鸟与大颅榄有共生作用。鸟以树的果实为生，鸟又为树的果实催生。树的种子被坚硬的果壳包裹着，无法吸收水分，无法生出幼芽。经过鸟的消化以后，硬壳被磨薄就容易发芽了。而自从鸟灭绝以后，树失去了催生婆，就不再生育后代了。
从表面看，这神奇的联系似乎是一个反例，因为它没有证明联系的普遍可能性，而是得出了某种唯一的解。然而，如果我们把思路发散出去，不禁可以问：渡渡鸟怎么会灭绝的？这背后一定联系着一个更大的无穷无尽的系统；300年之后可以让吐授鸡做实验，说明还有更多可能的联系存在着；既然已经找到原因，解决方案必然又是一个开放的无限的系统工程。
事物的无限联系和无穷可能性就像国际象棋，仅仅32个棋子，但其各种可能的组合已经大大超越了天文数字。信息论之父香农曾对之进行过估算，结果是，10的120次方，这个数字大得无可比喻，自从大爆炸到现在的时间用微秒计算，也还没有这么多微秒。在我们肉眼所见的宇宙中也没有这么多原子。所以，复杂学的重要创建者荷兰德才会从根本上将国际象棋称之为：“开放的系统，它的可能性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
这样，我们就看到，创造性思维所面对的首先是一个具有广泛联系和无限可能性的世界，其联系的方式和程度比我们想象的远为复杂。在这复杂背后，存在着更大的超越指数倍的可能性。正如仅仅7个音符，能组合出一切最美妙的音乐，0 — 9一共10个阿拉伯数字，可以组合成近乎无限的天文数字一样，就那么几十个基本粒子，竟然能够组合成从SARS病毒到拿破仑到猪笼草到河外星系等一切物质形态。于是我们看到，26个英文字母组合成了从莎士比亚戏剧到联合国宣言一切可能的文化样式，犹如一小堆黑白围棋子还在演绎着一场又一场永无止境、不可重复的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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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炸弹的人是如何落网的？
1940年11月16日，纽约爱迪生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