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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教义的枢轴——平等，勒庞更是极力攻击。他竭力反对那种超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地位和财产的平等”，认为这种渴求“与一切生物学和经济学的法则相背离”，不平等是习惯的产物，是符合自然的，而平等则是自然法则的对立物。个人之间差距的拉大是文明进步的必然表现，只有法律与制度还在试图讨好那些不合时宜的习惯，倾向于拉近个人之间的差距。
然而，勒庞认为，这些混乱的理论根本不是革命想要达到的目的，大众真正的目的则是要摆脱纪律的约束：
在大革命开始的时候，自由、平等、博爱之类的格言确实表达了人们的真实希望和信念；但是，随着革命的发展，嫉妒、贪婪以及对优越者的仇恨到处泛滥，而这些格言则很快地成了人们为此进行辩护的合法借口，沦为这些邪恶情感的遮羞布。在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口号的背后，大众要摆脱纪律的限制才是真正的动机。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66。
2。宪政的缺失
那么，大革命的前途何在呢？在勒庞那里，大革命的前途并不遥远，英国的宪政体制就是他们的模范。他指出：
更为理智的人们在寻求楷模和榜样时，并没有追溯得那么远，他们仅仅打算采用英国的宪政体制，这种体制正是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所大加赞赏的，事实证明，最终仿效这一体制的国家没有一个出现暴力危机。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158。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勒庞并不是一般地反对民主，他心目中的理想民主制度正是英美的自由民主制度。在这样的国家里，宽容、平等、个人努力、对能力的肯定等等构成了勒庞的民主图景。他指出：
在谈到真正的民主国家时，我们实际上仅仅是指英国和美国。在那里，民主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但它们都遵循着相同的原则——尤其是对各种不同观点的完全的宽容；在那里，宗教迫害是闻所未闻的；在各种职业中，真正的优越性很容易显示出来，只要具备必要的能力，任何人无需论资排辈就可以得到某个职位。在这两个国家中，没有什么能够对个人的努力构成障碍。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315。
民主革命失败的病理分析——代译序（17）
实际上，民主革命解决了一个权力由谁行使的问题；而宪政革命则解决权力的范围的问题，这两个革命是衔接的。在民主革命之后，还存在一个民主制度化的过程，即以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为目标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民主的要素同民主制度化的要素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的博弈过程。
反观法国大革命的制宪史，我们发现，这种“一报还一报”（TitforTat）的博弈模式陷入的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民主制度化进程的结果违背了民主，而它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民主”的背叛，违背“民主”的“宪政”反过来遭到“民主”的背叛。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宪法出台。早在1843年，恩格斯就指出：“法国最近五十年来；接二连三发生暴力革命，形形色色的宪法——从激进民主主义到赤裸裸的专制主义，各式各样的法律，实行很短一个时期以后，就被抛到一边，而为新的宪法和法律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81—582页。∞米∞花∞在∞线∞书∞库∞ ；http：//。。
这准确地描述了法国革命的历史。法国大革命期间，先后制订了1791年宪法、1793年宪法、1795年宪法、1799年宪法等宪法，其变化之频繁令人目不暇接。从1789年到1870年间，法国制定过八部宪法，平均7年左右就有一部新宪法。法国成了宪法的试验场，有的宪法甚至未经实施就被抛弃，这在任何其他民族的历史上是找不到的。
在法国大革命中，将革命信仰制订为原则的冲动支撑着革命者的事业。人们相信，一旦这一信仰被制订为宪法，一切都迎刃而解。勒庞指出，“在整个大革命期间，各种议会的首要任务就是制定、推翻或重修宪法。当时的理论家与今天的理论家一样，赋予了宪法改造社会的权力……”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177。然而，就在这一宪法还没有制定出来之前，人们就开始对它产生怀疑。每一部宪法的修改都十分复杂，然而，人们却绕过了对宪法的修改，直接重新制定宪法。
这是为什么呢？戴雪在考察了法国宪法后指出，法国在十二部宪法中，“除了两次宪法外，每次法兰西宪法均显然具有‘硬性的性质’”。［英］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462页。宪法所具有的刚性使法国的宪法很难做出渐进的改进，宪政建设就显得举步维艰。这是刚性文化在宪政建设中失败的一个例证。
诚然，像康有为看到的那样，“近世万国行立宪之政，盖皆由法国革命而来……”《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310页。然而，大革命期间的宪法破立频仍，动荡不居亦是有目共睹的。实际上，我们从不太严格的猜测角度上看，法国大革命之后，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失败似乎将这次失败定在“欧洲大陆失败”的位格上，甚至它同其他一些大陆国家现代化的失败亦多有关系。后来的一系列革命，如俄国革命、土耳其革命、伊朗革命，包括中国的辛亥革命在内，这些发生在大陆国家的革命纷纷地走上了法国革命的道路，并且都在某种程度上遭到失败。实际上，这同一个民族文化刚性太过而缺乏柔性的特征肯定有着某种内在的关系。
革命的民主如山呼海啸般地转瞬即逝，在十个春秋变幻之间留下了人们激动的眼泪和奔流的热血。但是，就法国大革命看来，革命所激发的民主狂热却并没有为民主的制度化提供一个必要的空间，而是把一切踩在脚下，为个人专制提供了君主专制所无法具备的力量。
民主，天意使然；宪政，却是民主必致。
二○○二年佟德志谨识
于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研究所
导论历史的修正（1）
导论历史的修正
当前的时代不仅是一个发现的时代，而且还是一个应该对知识的各种要素加以修正的时代。人们已经意识到，没有什么现象仍然可以沿用原来的解释。有鉴于此，人们还得继续考察那些陈知旧识，推翻那些经不起推敲的东西，从而形成科学的认识。当今时代，科学眼巴巴地看着那些古老的法则一个一个地寿终正寝。陈旧的力学公理为人所摈弃，而以前曾视为世界永恒基础的物质，现在也已经成了各种力量昙花一现的简单聚合。
历史学有其推测性的一面，这就使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逃避最严格的批判，然而，它同样也面临着这种从头到脚的修正。再也不会有哪个阶段我们敢说确定不疑了，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极为明确的东西再度变得模糊而疑窦丛生了。
对历史上有些事件的研究看起来似乎穷尽了，比如说法国大革命。经过几代作家的把脉，人们或许认为对它的研究已臻至境，完美无缺了。除了一些细枝末节，人们还能提出什么新东西来呢？
不过，即使是大革命最积极的辩护者，在做出判断时也开始变得犹豫起来。早先的证据被证明远不是无懈可击的，一度被奉若神明的教条开始动摇。试翻一下有关法国大革命的最新著述，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包含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人们在下结论时表现得越来越谨慎。
现在，人们不但可以毫无顾忌地评判这场伟大革命中的英雄人物，而且，思想家还在追问，在文明的进程中，革故鼎新之举难道就不能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而非得通过流血的冲突与暴力吗？然而，革命的后果似乎既与革命者当初付出牺牲以求得的希望相去甚远，亦与由革命引发的深远后果风马牛不相及。
有几重原因引导我们重温那个悲剧的时代：一是时间磨平了激情的棱角，人们能够更加清醒地看待那个时代；二是越来越多的原始材料从档案中被挖掘出来，并且，历史学家们现在可以不受限制地解释这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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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历史的修正（2）
不过，在这些原因当中，对我们的思想产生了最显著影响的或许正是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借助现代心理学的方法，我们可以对人类以及其行为动机有更加深刻的了解。
我们可以把现代心理学中的那些发现运用到我们必须论及的历史中来，尤为重要的是，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了古代的影响、支配人类群体行为的规律、集体行为中个性的消解、大众心理的精神传染、无意识的信仰以及各种形式的逻辑之间的区别等心理因素。
实事求是地说，本书所使用的这些科学方法迄今为止尚无先例。历史学家们常常浅尝辄止，只停留在对资料的研究上，不过，即使是这种研究也足以激发我刚才提到的那些疑问。
塑造了人类命运的那些重大事件——比如说革命以及宗教信仰的发生，有时是如此难以解释，以至于我们只能局限在纯粹的叙述上。0米0花0在0线0书0库0 ；http：//。。
从我最初研究历史开始，某些基本现象中令人费解的方面就让我感到困惑，尤其是那些有关信仰起源的现象。我深信，肯定是某些对于理解这些现象来说至关重要的因素，我们还不得而知。理性已尽其所能，我们不能对它再有更多的奢望了。要是真想让那些未能得到阐明的因素释然于心，我们就得另辟蹊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些最重要的问题对我来说仍是雾里看花。我遍游名山大川，勤勤恳恳，考察那些逝去文明的残砖剩瓦，对这些问题仍然不能释然于心。
通过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反思和探索，我最后不得不承认：这个问题是由其他一系列问题构成的，对于这些问题，只能分开来逐一加以研究。20多年来，我一直遵循着这一研究方法，所取得的成果已经结集成一系列的著作。
一开始，我致力于人类进化的心理法则的研究。我的研究表明，历史上的民族，也就是那些因历史之偶然性而形成的民族，最终会获得一些与他们的生理解剖特征一样稳定的心理特征。我试图揭示出一个民族是如何改造它的制度、语言和艺术的；在同一本著作指《各民族进化的心理特征》一书。——译注中，我还试图证明，在外界环境发生难以预料的变化时，个体性可能会完全消解。
导论历史的修正（3）
但是，除了民族这一固定的集体形式之外，还有一些机动的、短暂的集体，这就是大众。现在，大众或者说乌合之众，借助于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些伟大的运动，使自己具备了一些完全不同于组成它的个人之特征的集体特征。这些特征是什么呢？它们又是如何演进的呢？对于这一新的问题，我已在《大众心理》《大众心理》（中译本题为《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勒庞最著名的作品，本书中涉及的许多观点都可以参考此书。——译注一书中做了详尽的考察。
只有在做了这些研究之后，我才开始觉察到某些以前尚未了悟的因素。
然而，这并不是全部，在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各种要素中，有一种尤为重要，那就是信仰的因素。这些信仰是如何发生的呢？它们真的像人们一直认为的那样，是理性的、自发的吗？还是毋宁说，它们是无意识的、且独立于所有理性之外的呢？在最近出版的《意见与信仰》一书中，我对这一难题做了探讨。┇米┇花┇在┇线┇书┇库┇ ；http：//book。MihuA。net
只要心理学还认为信仰是自发的、理性的，人们就无法解释它是如何发生的等一系列问题。正因为我已经证明信仰通常是非理性的，并且总是无意识的，所以我能给出如下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办法，那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