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适从。。dongdui。
传统，挥之不去；现代，招之不来。
1。必然性之链
在勒庞看来，大革命期间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件都有着内在的、不可避免的因果关系，有因为果，果又为因，因果循环，构成了一串的“必然性之链”。对于这一必然性之链，他认为，“我们有时可以选择其中的第一环，但是随后的发展就由不得我们了；我们可以自由地做出一个决定，却无力改变它的结局”。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189。
勒庞以“必然性之链”来阐释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关系，将人们的选择限于最初的偏好，这就绕开了柏克和潘恩等人关于代际约束的争论。以柏克和潘恩为代表的关于社会契约会不会在代与代之间形成约束的一个争论。柏克认为，国家“不仅仅是活着的人之间的合伙关系，而且也是在活着的人、已经死了的人之间的合伙关系”，因而，传统的改变应该是这一契约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当代人的为所欲为。而潘恩则认为，“每一个时代和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像它以前所有的时代和世代的人那样为自己自由地采取行动”。参见［英］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许振洲，彭刚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9页及［美］潘恩：《潘恩选集》，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7页。勒庞认为，历史的机器隆隆作响，其中充满了种种不可预知的结果。情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民主革命失败的病理分析——代译序（8）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是由一个哲学上的立法者根据一定的原则来建立的，而是由人们多样而多变的需要经年累月不断进化而成的。它不是逻辑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94。
在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之链”中，传统居于这一“链”的源头，它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民族文化创新的重要维度，那些由“历代祖先建立起来的道德架构”成为“人类的真正指导原则”。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256。要理解一个民族特定时期的历史，就一定要理解它所处的环境，尤其是要理解它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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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传统：挥之不去
勒庞认为，大陆国家的革命有其类似性。那些历史悠久，有着漫长封建传统的大陆国家具有一种刚性的文化传统。比如，勒庞认为，中国革命与法国革命“有点类似”。勒庞将中国的辛亥革命与法国大革命进行对比，认为中国人接受的共和观念“或多或少地有点类似于大多数法国人在大革命期间接受的那种共和观念。”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57。这亦为中国的史学界认同，陈寅恪认同中、法两国人习性的相似。陈寅恪认为，西洋各国“以法人与吾国人习性最相近。其政治风俗之陈迹，亦多与我同者。”参见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黄仁宇将法国大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以及中国的长期革命归为一类，认为这三种运动“皆发生于在大陆性格的国家……”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63页。
就法国的文化来看，勒庞认为其刚性太重，失之僵化。勒庞指出，在罗马帝国末期法兰克人入侵的基础上形成了所谓的法兰西文化。然而，在数个世纪的演化过程中，这种精神变得过于僵化，为法国大革命的悲剧埋下了祸根。勒庞将法国刚性的政治文化视为大革命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根本的理论在于，那些精神极为稳固、持久的民族难以通过不断地演进来适应环境的变化，一旦它必须要适应环境时，它们不得不在猝然之间被迫激烈地改变自身，通常会爆发激烈的暴力革命。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62。勒庞指出：
民主革命失败的病理分析——代译序（9）
如果她再多一点柔韧性的话，古代的君主政体或许就会像其他地方那样慢慢地转变过来，而我们也就能够避免大革命及其破坏性的后果了，重塑民族精神的任务也就不至于如此艰难了。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62。
然而，大革命却采取了另一种革命的方式，以革命的暴力激烈地颠覆传统，甚至到了常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更为吊诡的是，就法国大革命的本质来看，这是一场对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传统的回归。勒庞指出，人们对莱库古斯、梭伦等等这样的古代立法者非常熟识，甚至是如痴如醉，顶礼膜拜。勒庞对比了人们对18世纪哲学和古代哲学的态度，指出：
18世纪的哲学家似乎并没有得到大革命时代的人们的高度评价，他们很少引用这些哲学家。由于受到希腊和罗马这些古典记忆的蛊惑，新的立法者们重新阅读了柏拉图和普鲁塔克。他们希冀复兴斯巴达的政治及其生活方式、朴素的习惯和法律。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157。
在勒庞看来，雅各宾人浴血追求的正是那些古老的梦想。勒庞在提到议会的那些议员时，认为这些议员在希望破坏传统方面是革命的，但在主张回到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时，他们又显得“极端反动”。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187。
在大革命中，中世纪的传统确实已经风雨飘摇，但古代希腊与罗马的整体主义政治自由却借尸还魂。贡斯当将法国大革命的罪恶归因于对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认识不清。他指出，“在我们那场旷日持久且充满风暴的革命中，不少怀着良好意愿的人们由于未能分清这些区别而引发了无限的罪恶”。［法］邦雅曼·贡斯当（也译作“本杰明·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3页。也就在是说，法国大革命仍然倾向于“在有共同祖国的公民中间分离社会权力”而不是“享受有保障的私人快乐”。两个目标均可参见［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3页。本处引文并非贡斯当原话，而是根据贡斯当原话的引申。
事实上，大革命正是追求更高“纯度”的希腊式民主，才与民主的制度化失之交臂。大革命之失反而在于过度而广泛公共参与任由公共生活淹没了个人的权利空间。托克维尔曾经指出，“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二十年中那样发展迅速。”［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08页。
民主革命失败的病理分析——代译序（10）
传统被破坏殆尽，现代又没有来临。那么，是谁在坚守传统？又是谁于狂风暴雨式的革命之后，打扫庭院，擦干污迹，把那些风销血染的陈经旧典拿出来晾晒呢？勒庞认为，正是人民。他指出：
在革命过程中，这些破坏性的大众行为是主要的，但是，诚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个真正称得上是“人民”的群体，而他们所要求的仅仅是劳动的权利。有时，他们确实可以从革命中受益，但他们从来就不会发动革命。革命的理论家们对他们知之甚少——亦不信任他们，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人身上具有传统和保守的基质。事实上，他们才是一个国家的中流砥柱，是他们维持着传统的力量和连续性。在恐惧的作用下，他们表现得极为驯服；甚至在领袖们的蛊惑下一时也会做出过火的行为，但是，民族传统的惯性力量不久就会再次发生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很快就开始厌倦革命的原因。当革命所导致的无政府状态发展得过头时，他们固有的传统精神将激发他们与之对抗。这时候，他们就会寻求一位能够重建秩序的领袖。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74。。tenluo。
在勒庞看来，不仅拿破仑的帝国是众望所归，而且路易十八也是人民迎回来的。革命者越是否定传统，传统就越是挥之不去，反而那些曾经对未来抱有幻想的人们也开始对那种乌托邦式的改造不以为然。革命者开始谋求暴力，却更加剧了人们对旧制度的怀念。勒庞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复辟最后也就不可避免了”。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85。
3。现代文化创新：渐进与均衡
勒庞认为，民族精神的培养“只有通过若干世纪的缓慢积累，思想、情感、惯例乃至偏见才能够汇集成一种民族精神，它赋予一个种族以力量。没有这种民族精神，进步就无从谈起，每一代人将不得不从头开始”。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61。人类的文明就是原始本能的克服，民族精神的形成正是文明的动力。勒庞指出：
社会所做的一切努力——这种努力对于社会的存在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就是依靠传统、习俗以及法律的力量来限制人类的自然本能，这些自然本能是人类原始兽性的遗传。控制这些原始本能是可能的——一个民族越是能够克服这些本能，这个民族就越是文明；但它们却不会彻底根除，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们激活。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67。
民主革命失败的病理分析——代译序（11）
解铃还需系铃人。由历史产生的，也需要由历史来解决。传统的建立绝非一日之功，其演进亦非一蹴而就。从这个意义上，勒庞极端地反对革命，甚至反对任何改革。他指出：
对改革的狂热，尤其是对通过法令突然地强加改革的狂热，是雅各宾精神中最具危害性的思想之一，也是法国大革命留下的最可怕的遗产之一。它构成了上一个世纪法国接二连三地发生政治剧变的主要原因之一。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311。
勒庞认为，革命、或是那些“不亚于一次小规模的革命”的改革成为法国和其他欧洲民族“没有进步多少”的原因。革命造成的破坏往往是极其严重的，热衷于重大变革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有着“致命危险”。［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正因为如此，勒庞推崇渐进的改良，他认为：
富有成效的改革不是革命性的改革，而是那些点滴积累起来的渐进改良。伟大的社会变革，同巨大的地质变化一样，是通过经年累月的积聚来实现的。德国最近40年的经济发展史雄辩地证明了这一规律的正确性。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312。
勒庞指出，现代文化的养成过程就是旧的平衡被打破，各种要素在变化了的环境中重新组合从而形成新的平衡的过程。他指出：
整体的自我是由难以数计的小我构成的，它是祖先人格的积淀物。通过组合，这些要素达成了某种平衡，只要社会环境不发生变化，这一平衡就能持久地保持下去；一旦这种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譬如说突然爆发了动乱，那么平衡就会被打破，那些分崩离析的要素将通过一种崭新的组合而形成一种全新的人格。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77。
在勒庞看来，只有当一个民族的精神拥有某种程度的刚性时，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民族才有可能稳定地建立。然而，刚性又不能超出一定的限度，它还应该具有某种程度的柔性。就一个民族的文化来讲，“没有刚性，先辈的精神就无法继承；而没有柔性，则先辈的精神就不能适应由于文明的进步所带来的环境的变化。”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