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卡罗尔稍稍不安的是，《洛杉矶时报》的影响力依旧抵不上《纽约时报》，当加州州长格雷·戴维斯写文章向布什汇报加州的能源危机时，他选择刊登的媒体是《纽约时报》，而非自己家乡的《洛杉矶时报》。
这是《洛杉矶时报》120年历史中的又一个关键时刻，在很多人看到希望的同时，一些批评者也表达了他们的忧虑。著名新闻人比尔·托玛斯在与约翰·卡罗尔共进午餐时说，《洛杉矶时报》已不可能成为最伟大的报纸，因为对于一家公开上市的公司来说，如果投入不能带来相应的利润，公司就不会继续投入。事实上，将新闻水准由高水准提到更高水准，所需要的编辑成本将大大增加，而这却不一定带来相匹配的利润，尤其在短期内。
尽管卡罗尔不同意批评者的观点，并为自己目前的工作骄傲不已，但是这个问题的确已经触及到更深层的公司管理结构问题。所有伟大的报纸，往往都是由家族掌管的，因而较少受到经营压力。就像斯坦福大学新闻学教授威廉·伍所说，新闻业从一开始就是一项生意。只不过在最初，这项生意不受华尔街的干扰，由报业家族的传统所支配。但是当报业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时，它的压力就猛然加大，报纸就要面临咄咄逼人的盈利压力，短视的管理者常常会做出马克·威利斯式的决定。
但不管华尔街分析家怎样说，经营报业的确与经营其他产品不同。正如奥蒂斯·钱德勒当时对马克·威利斯的抗议：“我不能想像报业公司由两位毫无新闻经验的人在经营……新闻业的确与其他生意不同，在Staple Center上的作为极大损害了《洛杉矶时报》在读者、广告商与股票持有者间的信任度……”媒体经营似乎往往遵守“看不见的手”式的游戏规则，当编辑部与经营部彼此不相干时，公司往往处于最佳时期，而当它们彼此帮助时，灾难可能就会出现。从奥蒂斯·钱德勒时代到马克·威利斯时代，就表现出了这种微妙关系。
当然，约翰·卡罗尔仍不需要思考这样的问题，《洛杉矶时报》在他手中正在迎来一个新的春天，他卷起袖子，不知疲倦地监督着每一个新闻产品的出现，并致力使它们面貌一新。拯救衰亡事物的过程永远都充满魅力，尤其当你知道自己的每一点努力都将透过100万份报纸向世界宣称时。奥蒂斯·钱德勒曾为此兴奋，如今是约翰·卡罗尔和他骄傲的伙伴们为此在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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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新闻回潮，它能够坚持多久？（1）
“哦，亲爱的，战争改变了一切。”老套得令人心碎的好莱坞台词，如今变成了美国新闻界的真实写照。听听昨天还对康迪特议员的绯闻、辛普森案件支离破碎的进展而喋喋不休的CNN新闻主播阿容·布朗在说些什么，这个美丽而饶舌的女人竟然对从五角大楼的废墟、世贸大厦的浓烟、阿富汗的战况发表着近乎稳健的看法。从前，她们对一条裙子上残留的精液兴致昂然，如今她们对炭疽菌的分子结构了如指掌。
梅尔·卡迈津，维亚康姆公司（CBS的母公司）首席运营官，一位长期以来背负了“为了广告销售额不择手段”恶名的商人，在广场饭店里宣讲新闻业的责任。他不断引用马丁·路德·金与爱德华·默罗）的名言，当他说道“我们将遵循自己的使命”时，大厅内NBC、ABC、CNN、FOX电视台的同行们起立鼓掌—为卡迈津，当然更为自己。
AOL…时代华纳公司的杰拉德·莱文开始重拾亨利·鲁斯的理想了：“AOL…时代华纳不但要为股东负责，同样也要承担社会责任。我会为CNN、NY1以及所有的杂志提供任何所需的资源，为此我将做一切可能做的事。我已经没有兴趣去听这些花费会带来多少利润。事物已经发生了真正的改变。”在演讲结束时，他甚至补充道：“我会坚持使用‘社会责任’这个词，就像《时代》所做的那样。”一直对利润具有强烈追逐欲的《纽约时报》的发行人小阿瑟·苏兹伯格在广告收入大幅度下滑时则一再强调：“新闻质量是公司成功与否的关键。我们仍将竭尽全力为用户提供一流的新闻报道。”媒体分析家说，媒体公司为报道这场战争（指阿富汗战争）至少多花费了5亿美元，这还不包括“9·11”事件当天电视网不播出广告而损失的5亿美元。
似乎在转瞬间，所有的新闻工作者都从战争报道中寻找自己的尊严感—我们不是小报记者；媒体公司的出版商们则向公众显示自己的社会良心—责任感比利润更重要。拉里·弗林特先生（Larry Flynt），最富盛名的色情出版业巨子，如今开始状告美国国防部，因为后者拒绝了《好色客》（Hustler）杂志派随军记者前往阿富汗采访的申请，而弗林特先生的理由是：“基于长久以来对重大国际及国内问题的关注，我们杂志要全面而详实地报道反恐怖战争。”
当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成为CNN新任董事局主席时，这位《时代》前主编打算大面积地引入娱乐化新闻，他甚至启用演员充当新闻主播，以突显戏剧感。艾萨克森遵循了他在《时代》的成功原则—这个时代的人们不喜欢严肃地谈论政治，他们需要更花哨的东西。这种潮流在20世纪90年代大行其道，媒体公司的总裁们被华尔街催促着考虑如何开源节流。报道政治与国际事务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持，但是却只能吸引喜欢严肃思考的小众，而以时尚、绯闻、明星为主题的软性娱乐化新闻却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并且投入相对较低。
在柏林墙倒塌、前苏联解体的20世纪90年代，美国公众似乎第一次感受到从核冷战阴影下解脱出来的畅快甚至自满。从前，他们关心国际事务是因为他们的世界随时可能陷入毁灭的危险，关心世界就是关心自己。所以，他们关注美苏争霸，关注古巴危机、越南战争、星球大战计划，也因此出现了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美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这样富有责任感的新闻主播。但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似乎没什么值得关心的世界事务了，海湾战争、波斯尼亚战争，那不过是自满的90年代的一个迅速被遗忘的插曲罢了，公众喜欢看到喜剧与闹剧。即使在2000年的总统竞选的辩论中，“恐怖主义”也只被提及过两次。
20世纪90年代也是媒体公司并购的年代，越来越庞杂的公司结构使得原来的新闻机构失去了曾经的影响力。上市的媒体公司是被华尔街而非新闻人主宰的，在利润与新闻质量之间，他们毫无疑问地选择前者。当花费巨资获得的硬新闻并没有比肥皂剧与花边新闻赢得更高的收视率时，那么它们就理应被压缩。
媒体经营者与公众共同主导了琐碎而庸俗的20世纪90年代的新闻界，它由跟踪戴安娜王妃的“帕帕拉奇”（狗仔队）、斯塔尔报告、O·J·辛普森案件、古巴小男孩埃连的命运、《幸存者》和《谁嫁给百万富翁》游戏、肥皂剧《性与城市》共同构成。他们将对私人生活的窥探几近无耻地美化成“它不是一个绯闻故事，它关系到我们的政府是被什么样的人所运转。”
在1988年，三大电视网平均每年播出2000分钟的国际新闻；到了2000年，这个数字下降到1200分钟。在2001年9月11日前，每天只有9％的时间留给国际新闻。而非FOX新闻台的主导的娱乐化新闻（infotainment）成了主导。CBS最令人尊敬的新闻主播丹·拉瑟（Dan Rather）（沃尔特·克朗凯特的传人）批评道，国际新闻正在“变得好莱坞化与轻佻化”。为了所谓的收视率，主持人把自己变成Talk Show演员。媒体经营者称，人们总是关注自己身边的事情。
悲剧发生后，他们才开始发现自己错得多么厉害。除了声誉卓绝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它们分别保持了26家、22家分社的规模），所有媒体机构都意识到自己的驻外记者少得可怜。ABC只有9名驻外记者，其中5名在伦敦；CNN拥有30个驻外机构，是三大电视网的综合，但驻外记者们常常发现自己被采访经费困扰。《时代》巴黎首席记者则抱怨道，杂志社正在减少海外事务的报道。结果也正是如此，这本以严肃著称的杂志在200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正在失去其全球性、富有智力性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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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新闻回潮，它能够坚持多久？（2）
现在，从AOL…时代华纳到维亚康姆再到NBC的母公司通用电气，老板们慷慨得令人感动。NBC的新闻主播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乐观地相信，“9·11”事件可能会使国际新闻重又回到中心位置，每个人都开始深入思考全球化的问题了。但是，丹·拉瑟的乐观态度却谨慎得多，他不知道公司的慷慨会维持多久，是否很快又回到追逐利润与收视率的年代。
在20世纪60、70年代辉煌无比的前《纽约时报》记者大卫·哈伯斯塔姆度过了痛苦的90年代。这个热衷于重大事件的杰出作家，始终拒绝去写闹剧式的90年代题材（比如硅谷传奇）。他在内心深处怀念那个更加严肃的时代，被战争、混乱考验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伟大新闻人是受人尊敬而非取乐的。人们依靠克朗凯特的“新闻60分”了解世界，通过詹姆斯·莱斯顿的专栏体验政治的乐趣。詹姆斯·莱斯顿在1991年出版的自传中回忆50年来新闻业的变化时同样充满怀旧色彩地说，他们年轻时阅读的是沃尔特·李普曼的《道德序论》，而现在的年轻记者则衷情于《今日美国》创始人艾伦·纽哈斯（Al Neuharth）的自传《一个狗娘养的自白》。对于昔日的过分眷恋与美化，是每一个人都可能犯的错误，但它也的确映衬了时代的改变—一个严肃得刻板的时代正让位于更轻松的岁月。
“9·11”事件很难重新让一头扎向娱乐化的新闻业真正回头。这不仅因为从前单纯的新闻机构变成了庞大的媒体公司，更因为我们的世界、人们的心理已经不可掉转地改变了。看看今天主持美国三大电视网的新闻主播们吧，CBS的丹·拉瑟已经70岁，ABC的钱宁斯63岁，NBC的汤姆·布罗考62岁，他们三个或许是美国新闻业残存的具有克朗凯特时代风格的严肃新闻主播，他们的最终离职将最终切断新闻业与往日光辉岁月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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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杂志的理想（1）
1993年，《纽约客》（New Yorker）的新主编蒂娜·布朗（Tina Brown）在大胆引入青春、嬉皮风格后，仍无力地看到《纽约客》的读者群在年收入6万美元、45岁上下的群体中执着地徘徊—它不能满足老板士毅·纽豪斯寻求更富有、更年轻、更具广告价值的阅读对象的要求。
抱怨则相伴而生—“我们希望在这里读到别的地方无法提供的东西。”一直以来，《纽约客》在提供什么？哈罗德·罗斯（Harold Ross），一位经典的、不拘礼节的乡巴佬，却要命地迷上了纽约风格。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正致力于取代伦敦，成为新的世界中心。无线广播、电影、T型车、华尔街的牛市使20年代的纽约生活富足、喜气洋洋。如果你愿意寻找个性与忧伤，可以尽情沉醉在爵士乐与菲茨杰拉德的小说里……在哈罗德·罗斯看来，纽约的城市生活让正在消失的村镇式美国相形见绌，后者是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美国著名作家）笔下的《大街》—乏味、暗淡、偏狭……
于是，罗斯—这个喜欢在阿尔贡京饭店中与专栏作家、记者们聊天、打牌、开一些低俗玩笑的家伙，最终在1925年出版了《纽约客》杂志—一本着力描绘纽约新兴文化生活的周刊，它极力强调一种新颖的幽默感。对于自己略显土气的长相耿耿于怀的罗斯觉得，幽默感是大都市的象征。
没有人比E·B·怀特与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美国著名的幽默作家和漫画家）更能彰显《纽约客》的气质了。前者总是略带忧伤，力求文字尽善尽美，而后者则深谙嘲讽能让世界变得更富有趣味。当面对越来越庞大、复杂的世界时，一颗敏感、羞涩又略带骄傲的心灵该怎么办？《纽约客》继承了法国人蒙田的气质—承认自己的弱点，并一笑置之。
《大西洋月刊》、《哈泼斯》（Harper’s）、《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纽约客》，这样的文艺性杂志姿态各异，关注的方向或偏于思想，或偏于文学艺术，甚至政治，但它们无一不突破了狭隘的专业限制，将视野扩大至整个知识领域。你可以称它们为知识分子杂志，但是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