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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传奇（2）
他们同出生于1898年，哈登出生于富有的银行家家庭，据说从小就表现出惊人的编辑与写作天才。小学时即编辑班内报纸，中学进入哈奇克斯中学开始编辑学生刊物《记录报》。而鲁斯则是一位在中国传教的穷教士的儿子，出生于中国山东。因为偶然的机会，他于1913年进入哈奇克斯中学，成为哈登的同学，并同为《记录报》编辑。尽管哈登热衷于自我表现，而鲁斯则内敛得多，但这两个野心勃勃的小子同时发现彼此之间在编辑与写作方面的热情与天才，并试图超越对方。在共同进入耶鲁大学之后，他们成为亲密的朋友，并共同成为学生刊物编辑。此时，他们二人的编辑倾向已经初步表现。哈登对于新闻进行分类的能力，包括创造新的词汇与奇怪语法的天才，以及鲁斯对于新闻的深度与客观的追逐都已开始显露。
1918年夏天，19岁的海明威在意大利南部的医院治疗一战给他带来的伤害，而德国人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 （Oswald Spenglar，德国历史学家、浪漫主义哲学家）出版了影响深远的著作《西方的没落》……而这两个20岁的学生正作为少尉军官在南卡罗莱纳州杰克逊军营接受军事训练。“那个夏天，实在热得难受，惟有夜晚才凉快些”，1953年的鲁斯在《时代》创刊30周年时回忆道，那时他与哈登都剃了光头，像两个傻瓜。“有一天晚上，哈登和我越过大营地走回宿舍，我们每一步都陷入沙中，却谈得很起劲……就在那一次的交谈中，我们开始谈道《时代》……就在那一个夜晚，两个孩子决定合作，建立一个组织，把他们的生活中心、工作和任务结合起来……”
5年后，他们充满惊异与喜悦地看到了《时代》第一期的诞生。由于两人同样狂热于编辑工作，他们最终掷硬币决定，于是哈登成为《时代》的第一任主编，而鲁斯则负责业务，两人每5年进行职责轮换。所以，哈登的造词本领与标新立异的写作方式为《时代》日后取得成功和遭人诟病奠定了基础。
不管怎样，第一期《时代》还是让人喜悦的。严肃的鲁斯在用半个小时阅读之后说道，还真不错哩。而如果你了解到，这本杂志的全体人员不过11人（包括2位创始人，其中第一位员工曼弗瑞德·高特福莱毕业于耶鲁大学，是第一位作家兼打杂、剪报员），他们的办公地点在纽约郊区偏远的第8大道的一个印刷厂内，墙壁肮脏且破旧，所有的素材仅有20年的《纽约时报》与破破烂烂的百科全书，每个人都要身兼数职才能完成工作，那么你就应该感到《时代》的诞生是某种奇迹了。
当然，杂志在业务上没有他们最初想像的那么乐观。第一年，他们亏损了万美元。当时的纽约州州长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致信给鲁斯道：“非常欣赏你们的新刊物，每一篇文章都值得阅读，每一个美国人都应该参阅，以了解国家与世界大事……”
站在今日的角度，我们会发现这两个24岁的青年在1923年创造了多么具有预见性的发明，尽管今天的《时代》已与当年相去甚远。20世纪20年代正是大众文化兴起的时代，广播、电影、报纸杂志、爵士乐正在让多数美国人享受生活。以前只属于贵族与精英们的娱乐生活正在被每个人接受。世界开始被广播、电影、电话这样的技术联成一体，人们四周的信息量空前增长。在《时代》出现之前，美国的新闻界的确没有学会如何更清晰与直接地向公众报道世界正在发生的事件，公众似乎对此也缺乏足够的兴趣。如果我们将亨利·福特的装配线视作是工业中的一次革命，那么《时代》正是用亨利·福特式的观念改造了新闻界。更重要的是，由于媒体在一个大众文化时代扮演的关键性角色，《时代》对于新闻业的改造更直接地影响到公众对世界的理解。这里我需要引用哈登与鲁斯在创刊时表达的共同信念：
（1）相信地球是圆的，对具有“以四海为一家”胸怀的政治家们抱欣赏态度。
（2）……
（3）……
（4）对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具有信心。
（5）对古老的东西—特别是观念—予以尊重。
（6）对新的东西—特别是观念—最感兴趣。
我们会发现，这两位年轻人的关注点正在改变传统新闻业“揭露事实”的观念，他们更强调对世界未知事物的一种充满勇敢与信心的探索。在今后的历史中，这的确迎合并促进了大众时代的发展。当然，这一切在最初的《时代》中并没有明显的体现，即使是那两个小子也不敢这样想。
不过有一点我乐于承认，最初的《时代》的确有点像知识精英与普通大众之间的一道沟通的桥梁，它将知识人的观念精简，直白地传输给受过一定教育的读者—鲁斯所言的那100万受过大学教育的人。
当然，即使这一点，在当时也有很多人不愿意承认。在反对者看来，《时代》不过是一本喜欢摘用《纽约时报》稿件的文摘性杂志，因为它根本没有自己的记者。或许它经过了一些编辑的重新加工，然而，这哪里是什么正经的写作？编辑为了吸引人，就强烈地运用夸张的效果，把人写得很滑稽。胡乱的造词把句子的主、谓、宾结构颠倒（这一点被《纽约客》杂志大为嘲讽）。甚至杂志的主编哈登还伪造各种读者来信制造争端以吸引大众注意力，尽显各种不够严肃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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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传奇（3）
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这份利用各种手法来引起别人关注的杂志还是非常迅捷地获得了成功。1925年，它的发行量升至万份，总收入达到45万美元。1927年，它的页码由最初的28页增至52页，而在封面设计上确立了其独创风格—在封面边缘加一道红边。而到了1929年哈登因为风寒去世时，这两位6年前为了10万美元而痛苦不堪的穷小子，都已经成为百万富翁。
20世纪20年代末，《时代》在褒贬不一中还是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新闻媒体之一。除了杂志与时代对信息渴求的现实相吻合、哈登俏皮和大胆的编辑风格外，我们很容易在两人最初约定但却未必严格遵守的编辑理念中看到成功的缘由：
（1）新闻能够组织化，每一条新闻都可以重新组合成为一个完整的新闻组织。
（2）新闻的意义是可以解释的，不同的观点也应该一并呈现。
（3）制造新闻的是个人，而不是政府或其他神秘势力，因此人物和他们的言论、性格都有新闻价值，值得加以描述。
像对新闻分类一样，这3条今日习以为常的准则在当时是令人吃惊的。同时，《时代》还建立研究员制度。为了将新闻改写生动，他们大量插入历史资料。这一条成为日后杂志成功的重要保证。同时，他们还建立了还算严格的查证制度，查证人名、地名与新闻事实，避免出现大的差错。
但是，如果仅仅只是凭借这些，《时代》是很难成为今天这样一本影响巨大的杂志的，哈登的突然去世成为了重要转折之一。杂志是其主编意志的体现，哈登在充满机智与激情的同时，也暴露出其无可掩藏的劣势：他对于趣味的过分追逐在妨碍真正的事实与思想，机智可能会损伤到真正的大智慧，而哈登在富裕家庭中顺利的成长环境也决定了他缺乏持久的恒心。逝世前夕，哈登看起来对这本杂志已经极度厌倦了。
而鲁斯则不同，传教士家庭的出身让他具有一种清教徒式的热忱与耐力，而他的固执则使他不断地试图传播自己的价值观念。他真心地坚信，全人类应该具有一种理想化的生活方式，这与他在中国山东传教的父亲一样。所以，他最终会利用《时代》来表达他对于政治与社会的看法。
尽管鲁斯对于哈登的建树尊敬异常，并且坚信《时代》在哈登的领导下确立了一种独特而令人骄傲的风格，也尽管《时代》接下来的主编都尽量遵守哈登的准则，但鲁斯对于严肃的思想与事实的追求正在慢慢地影响着《时代》。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杂志所使用的句式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过分怪异了。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时代》的影响力已经开始深入人心。它自1936年开创的“封面人物”更成了美国社会的重要事件。已经成为知名作家的海明威就曾因为另一位作家帕索斯比他更早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而愤怒不已。而由于组织的不断扩大，《时代》更建立了“资深编辑”制度，使报道的分工更加专业化与准确化。二战爆发时，《时代》斥巨资派遣的海外记者令杂志几乎成为全美国最主要的新闻媒体。同时，由于鲁斯个人对于“最新知识领域”的强烈兴趣，《时代》成了当时世界重要知识分子发言的阵地之一，当时名不见经传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正是因为《时代》而名闻天下的。
尽管被后来的评论家所不耻，鲁斯的确出于个人政治倾向使《时代》对于美国总统大选与政策制定造成了相当影响。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令人生畏”的《时代》成了每位总统、国会议员与高级官员的必看杂志，没有人可以忽略它的影响。当然，对它的批评者也伴随其影响力的增加而不断增多。自创刊起，《时代》按照小说体来写作的方式注定了它可能会偏离事实。而伴随着机构的复杂化，一线记者与作家之间的沟通不便，以及查证员不可避免的疏忽，《时代》的报道在很多时候尽管曲折动人，却不免出错。美国管理学家彼得·杜拉克（Peter ）曾经被选择作为1950年某期的封面人物，但后因朝鲜战争而被临时撤换。杜拉克后来读到这篇撤换文章后大惊失色，家里的一只宠物狗竟被描写成德国狼犬……
20世纪50年代以后，《时代》逐渐被一种衰老之气困扰。除了当时电视的兴起、各大报纸的关注点向全球重要事件的转移，以及竞争对手《新闻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壮大等这些外界因素外，《时代》自身的问题也逐渐尖锐起来。在越来越庞大的时代…生活公司内，鲁斯已经不可能有更多的精力关照《时代》了。况且随着其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保守的思想也开始妨碍杂志的发展。时代已经变化，然而《时代》却缺乏应变。而当时的主编福布吉林更是相当顽固保守，厌恶一切新事物，并且深得老年鲁斯的信赖。当猫王扭着屁股走上舞台之后，美国迎来了历史上最丰富与刺激的时代。迷恋女色、年轻而性感的肯尼迪竟然成为了美国总统，学生们再也不听话了，姑娘们像吃零食一样随意地服用避孕药，摇滚乐还有越战让整个美国不安地晃动着。而与此同时，1961年被《华盛顿邮报》购买的《新闻周刊》开始成为热门的新闻杂志，它正在充满快感地掠夺《时代》的读者与广告商。《时代》开始像吃了LSD（一种迷幻药）的美国青年一样无法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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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传奇（4）
1968年，在亨利·鲁斯去世一年后，鲁斯的继任者杜诺万最终决定让格伦沃德取代福布吉林成为《时代》的新任主编。格伦沃德，这个胖胖的维也纳人，自1944年加入《时代》以来以其不可多得的写作才华引得关注，23岁即是特约编辑，而本人更是性格随和。
在带领40位资深编辑在百慕大群岛尽享海风、阳光之后，这位主编决定进行让鲁斯不得安宁的改革。首先，他废除了集体创造制。45年来，《时代》始终坚持每篇文章皆是由所有参与者共同完成的，所以不署名。因为鲁斯相信，编辑与记者不应该让自己成为明星，功劳属于全体。这种制度在新闻业发生巨变的20世纪60年代已经饱受唾弃，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与众不同，并且极度拒绝别人为自己的文章动手动脚。当然，这项变革并非意味着编辑与审查制度的结束，而是让作者更有机会展现自己。当然，尽管他本人更加开明，但是依然坚决地坚持鲁斯年轻时的哲学信仰：进步的保守主义。这一点正是鲁斯与哈登的最初理念—对于历史尊重，对于新事物尊重。而这一点正是使《时代》尽管在形式与政治态度上发生变化，其核心的价值观念却未根本动摇并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
直到1977年，格伦沃德成为时代—生活集团总编辑，他是《时代》历史上最成功的主编之一。由于良好的艺术修养，他的个人风格使得《时代》的形式更加灵活。在上任一个月内，杂志刊出了以诗歌来撰写的赛马报道。第二年，《时代》更刊登了索尔仁尼琴的小说摘要，这在鲁斯理解的新闻周刊中是万万不可的。为了适应20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