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列宁写道，辩证法的主要论点是“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暴力手段）的继续”。这是论述战争史的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克劳塞维茨给战争所下的定义也一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他们认为任何战争都是有关国家以及这些国家的各个阶级的政治的继续
我们看到，在阐述战争的本质时，列宁引用了克劳塞维茨的话这完全符合逻辑，因为克劳塞维茨对于战争与政治关系的研究及其关于战争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的论断，是对那个时代军事思想发展的重大贡献，这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如果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本质的认识与克劳塞维茨的观点完全一致，那也是莫大的误解。两者之间在对政治、对战争的阶级性质等方面的理解是根本不同的。随着苏军进入它生存的最后六年，其领导层仍沉湎于这种战争观，满脑子的战争末世论和战争工具论。当然，他们也偷偷接受了一些与此相矛盾的思想观点。正如迈克尔霍华德令人信服地指出的那样，自由主义总是在互不相容的战争观中间左右为难，与其更不相容的是苏联领导集团的战争观。从伊拉斯谟伊拉斯谟（约1466~1536），荷兰哲学家，16世纪初欧洲人文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译者注直到如今，自由主义的思想家都把战争看成罪恶，是应该通过和平主义运动、军控或靠人的良知消灭的东西。但有时自由主义者也像克劳塞维茨所说的那样为达到政治目的而诉诸战争，此时他们就会给这种战争披上为崇高道德而进行圣战的外衣。西方对苏联军事政策的分析大都不承认苏联战争观中有末世论的成分，认为苏联的将军们并不真正相信自己的意识形态那套看法。可以说西方军界领导也如此，西方自由主义者对战争是政治工具的说法恨之入骨，他们的将军们就相信吗？或许很多人不相信，但这种思想已占统治地位，西方民主国家在制定军事政策时也依其为指导。从实际需要出发，从西方将军们的所作所为看来，他们确实信奉自由主义者的战争观，尽管他们并未有意识地对此进行过哲学思考。应该说苏军领导人也是这样。在笔者采访的若干人士中，大部分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战争观的理论说不太清楚，但少数人能够说清楚，尤其是在总部工作的军官。在这种问题上，政治干部当然最清楚。由此自然可以得出结论：官方的思想观点在苏联军官的头脑中占统治地位，尽管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意识到这一点。
要解释为什么苏联建立起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为什么苏联制订了那样的战争计划，就不能回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重要的因素，可惜西方学者常常否认或者忽略这一点。从阶级分析的观点出发，苏军总参谋部很容易识别何处存在“威胁”，并依此制订战争计划。“可能的敌人”包括所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国家。此类国家为数众多，形成对苏联、华沙条约组织盟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庞大的包围圈。
共产党始终强调对军事进行战略指导时要运用这种阶级分析的方法，其实际运用也清楚地贯穿苏联历史始终。内战结束不久，列宁首先提出了与帝国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思想。1919年，他建立了共产国际，这是一个控制所有外国共产党的组织。共产国际是列宁和与其志同道合的共产党建立起的跨国网络，是对国际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进行协调的机构。与此同时，他通过正式的外交途径与帝国主义国家谋求和平。1922年苏俄与德国签订了《拉帕洛条约》，这标志着列宁在外交上取得了第一个胜利。他通过与西方建立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关系，为苏维埃政权寻求经济援助；他又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建立党与党之间的联系，谋求世界革命，首先是在德国。他还指示殖民地国家中的共产党谋求与本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结成政治联盟，策动暴动，反对欧洲的殖民主义帝国。所有这些政策与他在十月革命前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一脉相承。只有在当时那种特定的条件下，他的思想作为一种策略才具有重要意义，在另外一种条件下，这些思想不仅不可理解，而且看起来自相矛盾，甚至有些荒谬。
当然，这种策略旨在赢得所谓的“喘息时间”，使苏联得以准备与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做不可避免的军事较量，并赢得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当时列宁称这种策略为“和平共存”，不久之后改成“和平共处”，并继续得到积极贯彻，直到1928年斯大林制造了战争恐怖。斯大林没有谴责列宁的策略，而是让它渐无声息一直到希特勒在德国当政。1939年苏德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一直被普遍视为苏联放弃列宁策略的又一例证，但人们有充分理由认为与德结盟是斯大林重新采用这一著名的意识形态公式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斯大林就提出了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之间“两个阵营的斗争”的公式。但到195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发起非斯大林化运动，其中一个内容就是在苏联外交政策中恢复“列宁主义准则”，再次确立和平共处为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实质上，它包含的内容与苏联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的政策基本相同，但共产国际已在1943年被斯大林解散，控制别国共产党的工具不复存在，而“多中心主义”（西方对争当正统共产主义中心的描述）已开始崭露头角，南斯拉夫和中国都对莫斯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颁布的被第三次修改后的党章把和平共处称作“国际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一提法向每一个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共产党员表明：“和平”（不是资产阶级的和平，而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义上的和平）意味着社会主义阵营的最终胜利。换句话说，将来与帝国主义军事较量的可能性不容低估。赫鲁晓夫根据核武器出现的现实，对列宁关于同帝国主义的战争不可避免之说做出修正，但这种修正并未完全排除这种战争的可能性。但是，随着苏联改变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军事力量的对比，在苏军变得锐不可当时，帝国主义国家领导人便不敢使用核武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战争才可以避免。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还要探讨核武器的作用，但在这里就必须注意到赫鲁晓夫的修正。“作为国际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和平共处”再次成为苏联军事计划的政治框架，一直到1987年戈尔巴乔夫对和平共处的概念做出重大修正。
第5节。苏联战争观的要义
苏联战争观的要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年月里，尤其是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苏联的军事计划一直基于如下设想：世界大战可能爆发；而一旦爆发，苏联及其共产党盟国——特别是华沙条约组织盟国——将面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巨大的敌对联盟。此计划的另一出发点是，坚决在冲突一开始就打进攻战。以进攻为主的这种信念可追溯到1920年代中期根据时任陆海军人民委员米哈伊尔伏龙芝的提议制定的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军事原则。斯大林在1938~1945年期间曾背离这一正统思想。这当然是很尴尬的事情，苏联官方极尽歪曲之能事将这段历史解释过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军元帅瓦丹索科洛夫斯基在《军事战略》一书中考虑到核武器、火箭和控制论的出现及其对战争性质的革命性影响，再次确立了进攻的主导地位。苏军总参谋部依此为指导，在制订计划时把作战任务明确为迅速攻入欧洲和东北亚，甚至攻入西南亚和中东（不过这种可能性较小）。计划还要求考虑到能够经受得起美国对苏联本土的核打击，以及用核武器打击美国的问题，最后还要求考虑到如何对付并最终击败美国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军的问题。
这些任务都很艰巨，比“力量均势”的传统战略的要求艰巨得多，比基于对苏联国土的实际军事威胁的现实主义估计所提出的任务要艰巨好多倍。首先需要一支庞大的军队，其结构与美国和北约的军队截然不同，后者旨在战争开始时进行防御，仗打起来再动员大批地面部队。很明显，苏联的初期目标是在某些类型的武器和部队方面，如炸弹、弹道导弹和潜水艇等，同美国和北约打个平手。但在其他武器和部队的数量上，他们认为仅仅是平手显然是不够的，苏联的新型坦克、火炮、防空导弹、战术导弹、战术战斗机等武器的数量应当大大超过美国和北约。不过这里仍存在以下问题：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打多久？战争的哪个阶段和那一次战役将具有决定性意义？何种部队将起关键作用？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答案将对苏军提出不同的要求。根据意识形态做出的答案要求建立一支极其庞大的现代化军队。
意识形态划分出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也就明确了将来敌友的数量与地理位置，同时也明确了要以进攻为主，因为1920年代伏龙芝就是主要依靠意识形态取得了当时那场是否要以进攻为主的大辩论的胜利的。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影响到对军队数量和质量的要求。美国在新技术领域领先，使军备竞赛带上了“作用与反作用”的色彩，不过它只能说明苏军的部分特点。美国只有18个现役师和10个后备役师，很难解释是它促使苏联建立能迅速部署200多个师的地面部队规模。同样，美国和北约防空部队的规模很有限，也不是苏联装备几千枚地空导弹系统的理由。苏联之所以建立如此巨大规模的武装力量，虽有地域差别和进攻及防守的方案等原因，但只有官方的意识形态才能对此提供充分的理由。
有些西方分析家把苏军异乎寻常的巨大规模解释为军种间互相争斗的结果。诚然，采访原苏联军官和党的官员后会发现苏军复杂而强大的官僚体制，但还不是美国国防机构那种官僚政治的翻版。1950年代在美国，看上去似乎是国防部驱使军工系统满足其对新设计的武器的需求；但到了1970年代后期，却变成军工系统将其产品强加于国防部，而对方往往不太愿意接受。苏联建军的某些重要方面可以用官僚体制的结果来解释，但造成这种官僚体制的原因首先要从意识形态上去找。
把众多传统的假设综合起来才能解释苏军的规模为何这么大。但如果解释说这是因为俄国在历史上曾长期而且频繁地遭受外敌入侵因而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那就风马牛不相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的突然袭击无疑始终铭刻在俄国人心中，但此前的史实并没有给这种相当流行的说法提供什么证据。俄罗斯侵略邻国的次数远比别国侵略它要多得多。
总而言之，早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一种独特的战争观就在那里深深扎下了根。马克思自己承认从黑格尔那里拿来不少东西，但坚持说他的理论建筑于“唯物主义”而不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之上，从而把后者的学说翻了过来。列宁突出了马克思本人的假说，即社会主义革命取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对历史规律的认识，从而确定了自己的“能动性”理论。最重要的是，列宁发展了关于革命政党在无产阶级中启发这种阶级觉悟并进而有意识地使用暴力把革命引向胜利的理论。列宁借用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又断言实际上战争（革命）是政治的基础，而非政治是战争的基础，从而颠倒了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如同马克思声称自己对黑格尔所做一般。在列宁看来，战争不仅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而且也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本质，因为战争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在社会主义取得最后胜利之前，战争只能是激烈程度或大或小的阶级斗争之战。社会主义取得最后胜利之时，即是战争从人类关系中消失之日。
对列宁主义的这种理解没有追溯他对克劳塞维茨的情有独钟，也没有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根求源。这种理解在列宁的同代人与革命战友、社会革命党（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的强大对手）的理论家维克多切尔诺夫身上体现得很明显。在1924年列宁逝世之际，他当时在美国新创刊的杂志《外交事务》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有人曾说，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列宁无疑会把这个论断颠倒过来。他会说，政治是战争通过另一种方式的继续。”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发现这种战争观已经深植于苏联军政领导人的心中，而他们自己并不一定认识到其程度之深。于是，他的新“防御性学说”与上述战争观长期形成的自然统治地位、与军队和党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