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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别德曾精辟地总结过戈尔巴乔夫当时的行为模式：形势恶化→戈尔巴乔夫举棋不定→克格勃和内务部无效地忙碌，然后依赖国防部的公式“空降部队＋军事运输航空兵＝苏联政权”，最后在军事行动失败或过于残忍引起强烈反应后，将责任推给地方党的官员和军队指挥官。同阿拉木图、第比利斯和巴库事件一样，军事干预维尔纽斯是这一模式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国防部的公式之所以在维尔纽斯失灵，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虽然苏联在其他几个共和国的计谋得逞，但立陶宛的独立运动较之其他几个共和国要成熟得多。第二，西方媒体对所有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的关注程度比对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要大得多，因此，不仅布什总统，而且其他几个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也恳求戈尔巴乔夫不要干预那里的新政权。第三，没有人相信倒霉的乌斯霍普契克少将是擅自采取行动的，戈尔巴乔夫把这一罪名强加于他是愚蠢的。第四，各级军官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据说一些空降部队的指挥官在接到将他们的部队开进波罗的海共和国的命令时畏缩不前，还有一些部队数次拒绝将枪口对准老百姓。在对付反叛的政治运动和群众示威活动中，只有内务部的特种部队和一些克格勃部队还值得信赖。第五，在这次不成功的军事干预行动中，发生了一件颇有预兆意义的事情。在此之前，军事干预矛头所指向的共和国领导人都是独立奋战的，莫斯科的政治人物从来没有向他们提供过有力支持。但在立陶宛的独立运动中，情况就不一样了。莫斯科的政治人物鲍里斯叶利钦不仅于1991年1月访问了该地区，而且通过无线电广播发表讲话，呼吁在立陶宛的苏军士兵不要支持这次干预行动。他充满激情地对他们说：“你们中的许多人都认为自己是兰博——一位捍卫法律和秩序的英雄。错了！你们只是一场肮脏游戏中的牺牲品，是克里姆林宫帝国城堡上的一粒沙子。今年你们就要脱掉军装，复员回家了，你们只能告诉自己的女朋友：我们狠狠地揍了那些立陶宛人。这些记忆是你们能给予她们的仅有的东西，不是自由，也不是幸福生活，因为你们用自己的坦克封锁了通向自由和幸福生活的道路。”
这些震撼人心的语言出自俄罗斯共和国领导人之口，而他在四年前还只是苏共政治局委员。第比利斯或巴库就没有这么幸运，那时在莫斯科没有像他这样有威望的人能对苏军士兵说这样的话。
苏联政权建立以来，苏联一直动用军队镇压反对共产党统治的势力。但为什么这种手段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能有效地运作，而在苏联存在的最后几年里却突然不灵了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戈尔巴乔夫丧失了政治上的沉着。在阿拉木图危机中，他尽早采取断然措施平息了事态，但在外高加索，他起初是优柔寡断，继而依靠军队进行镇压，最后又将责任推在别人身上。
另一种解释在本书前几章里已做了详尽的阐述，与上述的一种解释是吻合的。戈尔巴乔夫为了给推进改革寻找理论依据，对苏共的意识形态进行了修正，这动摇了苏联对俄罗斯以外的其他共和国及其人民进行统治的合法性。因为一旦抛弃了国际阶级斗争，使人烦恼的问题便随之而来。苏军为什么要控制阿富汗？苏军为什么要控制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对这些问题没有合理的解释，人们很快就会责问苏联对波罗的海共和国、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中亚地区甚至乌克兰进行统治的合法性。叶利钦在对戈尔巴乔夫军事干预波罗的海共和国的谴责中已含蓄地提出了这些问题。
戈尔巴乔夫曾坚定地表示，他不会为了维护苏联帝国的完整而运用诉诸武力的传统手段，因为他不想接受那样的现实。因此，他试图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在外交和军事政策上继续他的“新思维”，另一方面在国内政策上推进“公开性”和改革。然而，“公开性”必然导致政治离心势力，需要不时地求助武力手段去进行控制。在阿富汗和东欧，他兑现了他的诺言，在当地共产党的政权遭到普遍反对时，他不主张派苏联军队进行干预。然而在苏联内部，他背叛了他的诺言，动用了军队。他政策中的这种矛盾很难长期维持下去。在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的问题上，他必须做出选择，要么维护他的改革政策和在西方受到极大欢迎的形象，要么使改革形势逆转，破坏他在西方的形象。
这些情况对军队的冲击是相当明显的，虽然不能说已经毁坏了军队，但这肯定是一个不良因素，特别是它严重挫伤了苏军最精锐部队——空降兵部队军官的士气。
最后，军队与民族问题从根本上讲是息息相关的，这不仅因为军队是由多民族成员组成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民族问题影响苏联帝国的稳定。军队若失去镇压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意愿和能力，那么苏联帝国是否能长久存在就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苏联真正走向民主的逻辑是无情的：要么自由改革，要么保持多民族的苏联，想两者兼得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