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人肯定是有的，也有可能达200人之多。这些原本连普通话都说不上几句的山里人，如今个个都成了雅宝路上的风云人物，不仅在北京买了高级公寓，高级轿车，还迁进了北京户口。
雅宝路市场每年都为国家创下大量外汇，据称约有30亿美元之多。雅宝路长不过二三百米，周边走一圈也不需二十分钟。在这样一个小地方，竟能生出那么多钱财！
拿邓小平的讲话给执法部门看
谢炳桥，温州瑞安人，体重不到45公斤，故别人戏称他为“小不点”。他在商海里几下几上、几起几落，多少带有点传奇色彩。
他16岁闯天下，16岁破产，从万元户倒过来一下子负债20万元。
1991年，经过“八年抗战”的谢炳桥终于还清债务并有了一定的原始积累。此后，他在北京、青岛等地开辟了食品加工、旅游用品和眼镜专柜等项目，但这些只能挂靠在别人的名下，生意运作十分不便。他一心想在北京注册一个属于自己的公司，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但那时，个体户这个字眼还没有被社会接受，尤其在首都，老百姓听到“个体户”就像听到“狼来了”一样，更何况一个来自“假冒骗”成风的温州的个体户，所以他频频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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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异想天开的生意经（8）
1992年春天。谢炳桥南下广州进货，正巧遇上邓小平南巡。平时爱读报纸的他在广州《羊城晚报》上看到一篇题为《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文章，读过之后，兴奋不已，将报纸装入口袋，掉头就回到北京。他的爱人问他从广州进了什么货，他掏出那张《羊城晚报》说：“你看，全在这儿。”
之后几天，谢炳桥就拿着这份报纸跑遍了崇文区有关批执照的职能部门，但还是被拒之门外。
当时北京市正在清理整顿公司，根本不可能再申报新的公司。谢炳桥去工商所死缠硬磨，拿出《羊城晚报》给工作人员看，念给工作人员听。
事后他回忆：“我随身揣着这份从广州带来的报纸，就去找当时抓我赶我的工作人员，我想把邓小平南巡讲话内容说给他们听。可是，还没等我开口就被他们训斥了一番：‘现在都在整顿，你还凑什么热闹！’我被他训得呆呆地站在一边。后来我想，我身边不是有邓小平的讲话吗，我就把报纸掏出来给他们看。工商所里的同志看过这张报纸后态度有些两样，就跟我说：‘先放这里。’接着就问我：’你想报什么公司？’我说：‘我是瑞安人，待在北京很多年了，能否办一个带“京瑞”之类的什么贸易公司？’‘那经营范围呢？’’什么都有，比如眼镜、钟表、照相器材等。’‘那么性质呢？’‘股份制嘛。’‘除了你的股份还有谁的？’‘我和我的姑父嘛，有三个人就可以办股份公司了。’‘那你是外地人怎么办？’‘外地人怎么啦，外地人不是人啊！你们首都离得开外地人吗？’说完之后，那位工作人员还是不敢办理。我说：‘过两天邓小平从南方回来，你们马上都会知道的。’后来我的第一个公司终于在北京合法注册。”
这是温州人在京办理营业执照的一个生动记录。
抓住购房户到市政府上访的时机大赚
苏乾国在上海经历了狂风暴雨。他白手起家，由喜而悲又大悲大喜，成为上海家居装潢业的一个领军人物。他的创业经历是典型的从“炼狱”到“天堂”的真实写照。
苏乾国是瑞安人。1983年，他毕业于温州师范专科学校，被分配到瑞安塘下中学教语文。他在当教师时，偶尔做废旧电器生意就赚了一万元。这个一万元，使他发现了自己的“商才”。1990年，几经考虑，他决定“下海”，只身到了上海。
苏乾国东凑西凑了7万元，在上海注册了申瑞建材销售公司，以经营陶瓷为主，兼营各类建材。他的建材生意做得特别顺，不过3年，陶瓷销量就在上海排行第三。他一路春风得意，只想怎么样把事业做大，从不言愁说忧，从不担心明天之路。
1994年，温州女棋手诸宸勇夺世界国际象棋赛青年组冠军，为中国棋界赢得了荣誉。苏乾国立即和《温州晚报》联系，带头出资3万元，倡议建立一个诸宸基金，为把诸宸推上女子成年世界冠军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苏乾国此举效果确实不凡。诸宸用苏乾国的3万元买了一部高质量手提电脑，把所需的棋谱和资料都输了进去，走到哪里带到哪里，随时打开随时联网，这部手提电脑成了陪伴她战斗的好帮手。
哪知苏乾国旗开得胜之后投资的一个房地产项目却使他差一点遭到了灭顶之灾。债务高达一二千万之多。别人欠他的收不回来，他欠别人的却被死死盯住不放，人家把他告上了法庭。银行告他，代理商也告他，数数有几十起笔墨官司。
与此同时，陶瓷等建材积压在仓库里又遭偷窃，到他这里批发的小建材店也关的关、跑的跑。妻子承受不住打击，离他而去……家庭破裂了。
“我只感觉好像接连不断的重拳，把我打得晕头转向。”苏乾国事后回忆说，“从小到大，受到再大委屈，我没有流过泪。这一次面对即将倒闭的困境，我禁不住流泪了。”
苏乾国是坚强的。他把企业的经营重点，从建材改为室内装潢，于1997年成立了申瑞室内装潢有限公司，实行了战略大转移。他对员工们说：“上海是个1500万人口的大都市，室内装潢市场说多大就有多大，就看我们自己怎么去开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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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异想天开的生意经（9）
危难之际，员工们个个向老板伸出热情之手。“申瑞”走上了在上海的再创业之路。
不过4年时间，苏乾国创办的申瑞室内装潢公司，就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企业成了上海家居装潢的旗舰。
“申瑞”的腾飞，自有其智其计。
苏乾国说：“上海装饰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谁的人才多谁就是赢家。”
1999年春天，苏乾国出资15万元，和上海《消费报》联合举办“能工巧匠”大奖赛，共有8人获奖。他把获奖的设计师和施工队全部招募到自己旗下。苏乾国为招收人才，在上海虹桥开发区新世纪广场建立了设计中心，如今这个中心里已有100多位专业设计人员。
苏乾国坚持让人放心称心。他开通24小时售后服务热线，成立了专门的抢修部，配备了抢修工具车。只要是在上海，只要是“申瑞”客户，只要有点什么问题，只要拨通了热线电话，不论在一天24小时内的什么时间，维修人员最迟在两小时内都能赶到。如果有必要，“申瑞”还会免费为客户安排星级客房，作为暂住之所，为客房请保姆。这条热线一年投入的资金是100多万元，但这100多万元发挥的作用该有多大？！
苏乾国把装潢大旗舞遍了上海，又在上海打起了“拍卖行里‘淘房’”的大旗。
实地公寓位于普陀区中山北路和岗皋路交界处，眼看就要竣工，连外墙也已围好，开发商却再也撑不下去了，抛下6000万元债务一走了之。“实地”共有180多套商品房，已售出31套。这可苦了那些购房户：不竣工就无法入住，等，要等到猴年马月。
于是，他们就集体上访，到区政府上访，也到市政府上访。2001年5月，区里把此事列为治安一号工程，作为社会稳定的一件大事来抓，并以2600万元的价格，在华星拍卖行进行公开拍卖。虽然报名的有7家公司，但拍卖时竟然没有一家举牌。拍卖流标了。普陀区政府有关部门听说苏乾国在长宁区拍过有点类似的天星公寓，就找人动员他参加竞拍。
苏乾国对“实地”一见钟情。5月25日，实地公寓再次公开拍卖，“申瑞”独家赶到现场，以2500万元的价格拍进了180套商品房。
苏乾国随即为公寓新取了一个颇具诗情画意的名称——水岸枫叶，并声明“申瑞”将为所有住“水岸枫叶”的业主提供“菜单式”装潢。“水岸枫叶”的标准价是每平方米3400元，这在上海市区绝对是让人心动的。
不到半年时间，“水岸枫叶”就基本售完。苏乾国又为政府、居民和社会做了一件好事，也为自己捕捉到了一个大好商机。
买断昆明世博会纪念品的专利权
北京“华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绍枢，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温州儒商。
他是做工艺品生意的，先后接触了国内外一些重大体育、文化和经济、政治活动，从中发现了大量商机。
陈绍枢事业的起跑点可以说是哈尔滨亚冬会。
1996年1月，第三届亚洲冬季运动会要在哈尔滨举行。陈绍枢赶到了哈尔滨，目标很明确：买断亚冬会纪念品的专利权。
这不是心血来潮，而是陈绍枢多年的一个等待。早在1989年，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举办的前一年，陈绍枢作为乡办工艺厂厂长，曾上门联系纪念品生意。组委会工作人员说，要做纪念品生意必须出10万元赞助费。10万元，对于一个乡办小企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数字。陈绍枢只能做纪念品而不能卖纪念品了，所做的纪念品都要交给组委会指定的专卖公司。专卖公司给陈绍枢是8角钱一个，拿到市场却是5元一个。这给陈绍枢的刺激太深了！他深感大型活动纪念品市场空间的巨大，也深为自己的一时犹豫而后悔——10万元，2万个纪念章就拿回来了，这能算得了什么呢？他从中得到极大启示：专利之中藏有巨大利润，自己要敢于做一个专利买断经营者。陈绍枢同亚冬会组委会很快就签订了协议，以15万元的价格买断了亚冬会铜质纪念品的专利。
陈绍枢抓住机会，主持设计制作了一套富有创意的收藏品，限量发行1996套，每套1996元。这不仅为亚冬会添上了浓浓的春色，也为收藏界提供了一份难得的珍品，最后竟被炒卖到8000多元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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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异想天开的生意经（10）
陈绍枢名声大振是在昆明的世界园艺博览会上。
1997年10月，世博会筹备之初，组委会正为商业化运作筹措资金而大费脑筋。当时虽有几个意向性的项目，但所谈的资金与计划相去甚远，而且还没有一个签字画押。一天晚上，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工作人员拿起一听，原来是温州人陈绍枢从重庆打来的。
“我想到昆明和你们谈谈。”
“你愿意来就来吧。”对方似乎有些不大在乎。
谁知陈绍枢到了昆明，就使对方吃了一惊，他提出要买断世博会有关纪念品的专利权。
“你要买断是真是假？”对方还要肯定一下。
“当然是真的！只要今天签字，后天款就到位。”陈绍枢铿锵有声。
双方以120万元签订了协议，陈绍枢也马上把资金汇到了组委会。
陈绍枢是极富有眼光的。他买断专利的8项纪念品，在世博会开幕前就被抢购一空，给自己带来了不菲的收益。
800根链条锁住800个摊位
王伟坚决定在北京大红门建一座大型商场，既为温州乡亲解愁，也为自己创业。经过反复的考察和摸底，他看上了木樨园环岛西南向、南苑路路口的北京市水产实业公司大楼。该公司每年亏损400万元，也正在考察如何盘活资产。双方一拍即合，很快达成租赁10年的协议。1994年初，王伟坚联合了几位同乡共同入股，一起办商场。哪知由于经验不足，发生了风波。
那一场风波的源头是规划问题。因为是旧房改建，又因为想把市场建得快一些，王伟坚就来了个边批边建。北京的规划之严是众所周知的，建筑不符合规划要求，责令停工，等待处理。这就成问题了——不是拆，就是罚。正当王伟坚在为处理此事奔波的时候，有些股东看到出师不利，生怕事情最后解决不了，就来了个“早走为上”，撤股而去。整个市场投资2500万元，忽地全压在了王伟坚身上。到哪里借钱呢？他只能以人格担保，找亲友帮忙。
后来，王伟坚认了罚，被重罚了60万元。他又想办法弄到了钱，终于把市场建成了。也许是受规划风波的影响，直到快开业时，摊位还只认租了一半。原定的开业时间一天天逼近，商讨办法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关键时刻，王伟坚力排众议，果断拍板：按时开业。办法呢？他说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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