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obil）和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f California）。而其他11家子公司只能算是中小规模，在世界经济中只起着很小的作用，甚至起不了什么作用，而且在美国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也十分有限。
在过去的70年里，虽然工商业在发展，但其他机构发展得更快。在1914年以前，没有一所大学拥有6 000名以上的学生——而且拥有5 000名以上学生的大学实际上也很少。目前，拥有6 000名学生的大学只能是个“侏儒”，有些人甚至怀疑这种规模的学校能否生存下去。类似地，医院也从过去收留贫困潦倒的病人的边缘机构，发展成为“卫生保健中心”，其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机构，而且也是最复杂的社会机构之一。同时，工会、研究机构和其他许多机构也都同样发展为庞大而复杂的机构。
从管理热潮到管理绩效（2）
不重要的、可有可无的机构。——译者注在20世纪初，苏黎世的市民建造了一座宏伟的市政厅。他们深信：这座市政厅在未来的任何时候都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事实上，这座市政厅曾受到保守分子的尖锐攻击，认为它即使不算是好大喜功，也是巨大浪费。虽然比起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政府，瑞士政府的发展要慢得多，但早在很长时间以前，这座市政厅实际上就已经无法满足城市管理的办公需求了。目前，瑞士政府的各种机构所占用的面积，大约是75年前显得十分宏伟的（如果不是过于奢侈的话）市政厅面积的10倍以上。
员工型社会
时至今日，在各发达国家中，市民一般都是员工，至少在为其中某个机构工作，并把诸如此类的机构看成是自己的衣食之源，是自己的机会所在，是自己获得社会地位并发挥作用的阶梯，是实现自我和个人成就的场所。
在1900年，市民如果受人雇用的话，雇主通常是小型家庭式的企业主、雇用一两个助手的小型夫妻店或家庭等。当然，除了像英国或比利时这样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以外，当时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以务农为生。
渐渐地，社会发展成为一种员工型社会。在20世纪早期，人们常常相互问道：“你从事什么工作？”但现在他们会问：“你在为谁工作？”
对于机构型社会及其新的多元主义，我们既没有适用的政治理论，也没有适用的社会理论。事实上，这些现象与那些仍然统治着我们的社会观点和我们处理政治与社会问题的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是相矛盾的、不相容的。我们仍在应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伯丁（Bodin）、洛克（Locke）、休姆（Hume）和哈林顿（Harrington）等人所提出的政治和社会模型：当时的社会除了唯一的中央政府以外，社会上不存在其他的权力中心和自治机构。尽管现实的变迁早已超出了这种模型，但它仍是我们所拥有的唯一的模型。
适合于新现实的新理论，总要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会产生。这是因为：为了避免落入无端的揣测和模糊的想象之中，新的理论往往只有在事件发生以后才能形成，是在对我们已经学到的、已经实现的和已经完成的进行归纳整理之后形成的。但是，我们不能坐等新理论形成才采取行动。我们必须现在就行动起来，我们必须充分运用自己所知道的那一点点知识。至少有一点我们是确实知道的：管理是新机构的特殊器官，不论这种机构是工商企业还是大学，是医院还是军队，是研究实验室还是政府机关。如果要使上述机构正常运作，就必须进行管理。
“管理”（management）这个词是极难理解的。首先，它是美国人特有的一个单词，很难翻译成其他语言，甚至很难准确地翻译成英国的英语。它表明一种职能，但同时又指执行这一职能的人。它表明一种社会地位和层级，但同时也指一门学科和一个研究领域。
但是，即使在美国人的用法里，把管理作为一种术语也是有点差强人意的。这是因为：在工商企业以外的其他机构里，通常很少会谈到管理（management）和管理者（manager）。在大学、政府机关和医院里有行政管理人员，在军队里有指挥官，在其他机构里有主管等等。
但是，所有这些机构都有管理职能、管理任务和管理工作。在这些机构里，全都需要管理。而且在所有这些机构里，管理都是有效的活性器官。
事实上，机构本身只是一种虚构之物。它是一种会计实体，而不是一种社会实体。当某个政府机构发布某项法令或决定时，我们完全知道那是机构中的某些人在做出法令或决定，是他们在代表机构采取行动，是作为机构的有效器官在采取行动。例如，当我们说通用电气公司关闭了一家工厂时，当然并不是指公司在做出决定和采取行动，而是指公司中的一批管理人员在做出决定和采取行动。
乔治·西门子（Georg Siemens）创建了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并在1870~1880年的十年时间里把德意志银行建设成为欧洲大陆首屈一指的金融机构（请参阅第49章，乔治·西门子和德意志银行）。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没有管理，一家银行只是一堆等待清算处理的废物。”没有机构，就没有管理。但相应地，没有管理，也就没有机构。管理是现代机构的特殊器官。正是这种器官的活动与绩效，最终决定了特定机构的生存与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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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职业性（1）
我们还知道：管理是相对于所有权、地位或权力而独立存在的。它是一种客观的职能，并应该以绩效责任为基础。它是职业性的——管理是一种职能、一门科学、一项要完成的任务，而管理者则是实践这门学科、执行这种职能并完成这种任务的职业人员。管理者是否同时又是所有者，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如果他同时是所有者，那也只是他作为管理者这一主要职能的附带事件。涩泽荣一在近代日本早期所提出的“职业管理者”这一儒家理想（请参阅第2章）已经成为现实。同时，涩泽荣一还主张：管理者的本质既非财富，也非地位，而是责任。同样，他的这一基本思想也已经成为现实。
从工商业社会到多元社会
新左派把我们的社会称做大型企业的社会。但大型企业的社会同新左派的言辞一样，早已经过时了。西方社会早就是企业型社会了——在75年前就是了。在那个时候，企业的确是所有各种机构中最有权势的机构，甚至比某些政府更有权力。但是，自从进入20世纪以来，企业的重要性开始逐步下降，这并不是由于企业变得越来越小或越弱，而是由于其他机构成长得更加迅速。我们的社会已经日益呈现出多元状态。
在19世纪70年代，没有任何一个美国实业家，可以在权力或名望上同20世纪初的摩根（JPMorgan）、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或稍后的福特（Henry Ford）这些大亨相提并论。现在，甚至很少有人知道美国最大的一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名字，但那些大亨的名字却家喻户晓。可以说，在权力和拥有财富的相对数量方面，即使是目前最大的企业也无法同那些大亨相比，那些大亨当时甚至可以勒索美国政府。
实际上，说什么“军事工业综合体”并没有任何意义。多年来，美国高额的国防费用，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比较而言，倒不如说成是“军事大学综合体”更有意义。目前的企业，事实上美国历史上所有的企业，没有一个拥有目前巨型大学所拥有的权力的一小部分。通过是否接收入学或授予学位，大学拥有是否赋予人工作和生计的权力。在美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家企业（也没有任何其他机构）拥有这种权力。事实上，以前从来没有哪一家机构被允许拥有这种权力。
在欧洲，情况只是略有不同。在1900年时，工商企业的工作资历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尊重。75年以前，在政府、学术界或军队中的工作，地位要比工商企业的工作高得多。但是，现在工商界已经同他们平起平坐。尽管如此，在法国的工商企业界，目前仍没有一个人可以在权力和影响方面同法国第三共和国时代的德·温德尔（DeWendel）钢铁家族相比，也不能同以前控制了法兰西银行（Banque de France）和法国货币和信贷政策的少数霍特（Haute）银行家族相比。类似地，在德国，目前仍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家或企业可以在权力和影响方面同1900年的克虏伯（Krupps）和其他钢铁巨头相比，或同20世纪20年代的法本（IGFarben）相比。在英国，目前也没有任何一位企业主管能够在权力和影响方面同以前的一些商业银行家族相比。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些银行家族几乎完全控制了英格兰银行，并借此控制着英国的国库。
管理的职业性（2）
在所有现代社会里，日本是可以最近似地描绘为企业型社会的国家。在这里，工商管理的影响，往往比在其他任何发达国家都要大。但即使是在日本，目前也没有任何一位企业管理者或企业可以在权力和影响方面与1900年或1920年的三菱、三井、住友和安田等大财阀相提并论。后者对经济和社会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并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
在1900年的美国，对有雄心的青年在职业上能提供机会的，几乎只有工商企业。而现在，却有着数不清的其他机会，而且每个机会都可以提供同样多的（或更多的）收入和更快速的职业发展。
在19世纪末期，国民生产总值中凡不是来自农业的部分，大都来自于私人企业经济。从20世纪初开始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包括政府在内的非工商企业服务机构，在美国非农业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还不到10％。目前，虽然农业大都转变为企业化运营，但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却来自于各种服务机构。这些服务机构不属于工商企业，不用对经济绩效负责，也不会经受市场考验。
在美国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大约超过1/3直接来自于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还有3％~5％来自于非公立学校——私立和教会创办的学校，其中包括非公立的学院和大学；在国民生产总值中还有5％，即全国卫生保健预算总额的2/3，既不是来源于政府，也不是来源于工商企业。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非营利活动，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如果把所有这些加起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约有50％，甚至可能达到60％，并不来自于工商企业，而是来自各种公共服务机构。
事实上，新左派虽然在口头上讲什么大型企业社会，其行动却表明他们清楚地了解工商企业并不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机构。从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每一段社会动荡时期都是从反对工商企业的骚乱开始的。可是在20世纪60年代，席卷各个发达国家的反对权威的骚乱，却是针对其他一些机构——特别是大学的。而这些机构曾经深受以前的激进分子的尊敬，并且在三四十年以前，它们常常被认为是组织的良好楷模。
不过，对于这些非工商企业的公共服务机构而言，它们对管理的需要并不比工商企业小。相对而言，它们可能更需要管理。
事实上，人们对非工商企业机构中的管理正变得越来越关心。
在最近10年或15年来，美国大型管理咨询公司的最好主顾是国防部、纽约市或英格兰银行这样的政府机构。当加拿大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把海、陆、空三军联合起来组成一支统一的军队时，加拿大的海、陆、空将领在第一次会议上所讨论的不是战略问题，而是“目标管理”。同时，在天主教教廷所发布的受人尊重的命令中，也讲到组织研究和管理发展。其中，耶稣会在这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在一两代以前，德国行政机构总是以为自己胸有成竹、了解一切。但到目前，长期以来以出色的公共行政而闻名的汉堡市，已经为其行政机构创建了一个管理中心，并由市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出任管理职务和承担责任。类似地，就连英国的行政机构也为引进“管理”而进行了重组。
在学校开设的高层管理课程中，有越来越多的学员不是工商企业的主管，而是来自医院、军队、市政府和州政府以及学校的管理人员。哈佛商学院甚至还专门为大学校长开设了越来越受到欢迎的高层管理课程。
可以说，从现在起，非工商企业机构的管理，今后将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它们的管理很可能会成为管理的中心问题。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公共服务机构在管理方面的匮乏已经成为令人瞩目的缺陷。不论是城市自来水机构，还是大学研究院，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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