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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伊拉克局势的恶化，虚伪与能力之间的差距变得非常明显，让人痛心。一代人的挥霍浪费带来了战略上的破产。布什政府本指望依靠美军的高质量优势弥补数量不足。可是，敌人并不合作。
虽然美国是一个拥有3亿人口的富裕国家，但缩小手段与目的的差距依然是艰巨的任务。2005年2月，《洛杉矶时报》专栏作者迈克斯？布特（Max Boot）建议军队“从布达佩斯到曼谷、从开普敦到开罗、从蒙特利尔到墨西哥城广泛开设征兵站”。布特建议布什政府组建外国雇佣兵“自由军团”，这并非故意地表明了问题之深。如果五角大楼需要在开普敦和开罗的大街上搜寻兵源，局面显然已经非常可怕。
美国缺少士兵，也缺少资金。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拖延越久，成本就越为高昂。2007年，为了维持军事行动，美军驻巴格达司令部每周要花掉30亿美元。同年，伊拉克战争总成本达到5 000亿美元，有人已经估计最终账单可能至少达到2万亿美元。
虽然这些数字广为报道，但它们对华盛顿几乎没有任何政治影响，表明挥霍浪费习性已多么病入膏肓。国会对预算不平衡的反应不是开源节流，而是不断悄悄地提高债务上限，2002~2006年达到万亿美元。不知道未来几代人能否搞清如何支付这些账单。
所有这些赤字使人惴惴不安地猜测可能会出现类似于“大萧条”的经济崩溃。不管这些担忧有什么必要，这里的问题不是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而是外交政策已经出现了什么情况。
2007年，美国军队和资金都已经入不敷出。根据传统的想法，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确“没有好的选择”。但是，美国人顽固地认为，解决这个国家在波斯湾的问题的办法只在波斯湾而不在国内，从而限制了可能选择的范围。如果有人建议美国少担心国外事务，多关注如何整顿好自己的家园，马上就会被*党、共和党等政治精英们厉声指责为“孤立主义”，这是假想中美国人最有可能犯下的罪恶。然而，要开始整顿家园，就必须提供一系列全新的选择，让美国再次“在正义的指引下，依照自己的利益，在和平和战争问题上作出自己的抉择”。
美国人已经习惯于认为美国是超级大国，尚未意识到他们已经失去了对自己命运的主导权。扩张、富足和自由三者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事实正好相反：扩张浪费了美国的财富和实力，也使自由面临风险。结果，杰斐逊、波尔克、林肯、麦金莱、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都赞成的战略传统不仅变得过时，而且有害。
自罗纳德？里根时期以来，尤其是乔治？W？布什时期，美国大战略的特征是希望现实主动消失，而不是直面现实。决策者实际上已经陷入一种庞氏骗局，期望无限扩大美国的信用限额。如果美国人挥霍浪费带来的危机有增无减的话，伊拉克战争的惨败和近乎永久地占领阿富汗就是现实例证，并且预示着未来。
美国代表自由并在为自由而战吗？（1）
1940年夏，富兰克林？罗斯福开始动员美国投入全面战争。1947年春，仅在对日作战胜利日18个月之后，哈里？S？杜鲁门启动一系列步骤，使美国重新回到战争状态。
这一系列动员举措，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动员，再是冷战动员，颠覆了美国的传统政治制度，一种新的制度取而代之。罗斯福的前任们管理的是共和国。共和国运转的核心是权力制衡，旨在限制政治权力过分集中。不仅在华盛顿内部，也在行政部门内部，杜鲁门的继任者们管理的是以权力集中为特征的政治制度。把这个结果还叫做共和国是曲解了事情的本质，如同称阿道夫？希特勒为*者，或者把扔到广岛的武器叫做炸弹。
在当代美国政治中，表象掩盖了现实。虽然自罗斯福执政以来宪法文本改变不大，但美国宪法的设计者们所设想的管理制度（一个权威来自人民、中央政府行使有限具体权力的*国）已经不再适用。许多人认为华盛顿内部长期处于混乱之中，厌恶这一局面的公民渴望恢复神话般的“老共和国”。然而，人们可能希望还是重归家庭农场为好，或者医生恢复出诊为好。
尼布尔称，“自由社会的*技巧对统治者和管理者施加制约，从而防止权力变得让人心烦”。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说法给予*一个恰当的定义，所以当今这个时代的美国*已经发生了显著的蜕变。对统治者权力的制约已被严重侵蚀，经常出现让人心烦的结果。
1940年以来，一系列事关国家安全的紧急情况，无论是现实存在的还是想象出来的，都使联邦政府以国家和地方权威为代价，承担起一大堆新的职责。与这种变化同步，并在状似永久危机的氛围中，总统职位聚敛了许多极度扩张的特权。从1960年约翰？F？肯尼迪当选开始，把持白宫的人已经成为偶像、长者的化身，同时不可避免地也成为膨胀希望的背叛者。教父、明星、泼妇、替罪羊、危机总管、总司令、议程设定者、道德哲学家、国家魅力的诠释者、崇拜对象、笑柄，不管个人品质和资历如何，总统必须集所有这些角色于一身。
不管谁入主白宫，批评者经常装模作样地谴责所谓的“帝国总统”。这只不过算是做做姿态而已。其实，对于政治圈里的人来说，服侍、接近、面陈帝国总统（或者有希望以后接替帝国总统的人）以及事后批评、品头论足是一项永恒的工作。
如果国会在事关国家安全的问题上不是自愿向行政部门让渡权力的话，帝国总统就不会存在。随着最高行政长官获得主导地位，立法部门不仅失去了影响，也逐渐让自己成为被嘲笑的对象。副总统迪克？切尼的办公厅主任戴维？阿丁顿（D*id Addington）这样尖锐地评论布什政府的哲学：“我们一直推动，推动，再推动，直到一些更强的力量让我们停下。”甚至在*党控制下，国会也没有威胁成为这支更强的力量。
今天，没人真正相信立法部门的行动是出于促进公共利益的集体决断。由于这个原因，国会偶尔会出面阻止总统滥用权力，但也只是为了做做样子，多数是想赚取党派利益。
国会剩下的主要职能成了确保议员连任，一般是通过不公正地划分选区、吝啬地施舍大量政治恩惠和着力保护某些既得利益。2006年，93％的参众议员获得连任，证明了这些技巧惊人的有效性。美国事实上已经成为一党制国家，立法部门则永远由执政党控制。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美国代表自由并在为自由而战吗？（2）
虽然很少有议员在受贿和接受回扣方面公然表现出不诚实，但是一种微妙的*弥漫了参议院和众议院。国会可能不是邪恶的巢穴，但它是自我陶醉的政党成员的天堂。对他们而言，自我推销和自我保护远重于严肃地处理严肃的问题。
根据国会山上热情洋溢的言辞判断，人们可能不这样认为。然而，虽然他们轮番相互指责，但两党静悄悄地合作，以维持双方都感觉极其满意的现状。确切地说，政党积极分子和各派理论家都假装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正得到严肃讨论。右翼人士指责主张增加税收扩大支出的自由派是社会主义者或者更糟。自诩的进步论者批评保守主义者阴谋把妇女逼到墙角，终止不必要的怀孕。但是所有这些只不过是演戏而已。
要想寻找这种政治戏剧具体而恶劣的例证，人们只需看一下*党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所作所为。2006年11月的中期选举被广泛地视为关于伊拉克战争的全民公决，*党在国会两院都占据了多数党地位。新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Harry Reid）和新的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声称他们的党有权改弦更张。“美国人民在去年秋天的选举中表明，”佩洛西在2007年初宣称，“他们希望在伊拉克问题上有新的方向。”她承诺“进行严厉的问责，对军队重新进行负责任的部署”。
可是，这些承诺后来被证明都是空话。虽然里德和佩洛西不断谴责这场战争授权不当、误导民众，但与保护*党的多数党地位相比，他们强力改变政策的承诺只能退居次要地位。在战争拨款问题上与白宫真正摊牌，很可能使多数党地位面临风险。于是，布什总统拿到了他想要的钱。美国人为*党投票，是想让他们结束伊拉克战争，但这场战争仍在继续。2006年11月的全民公决没起到任何作用。
帝国总统崛起，国会沦落为政府的同伙，导致不断出现多个回合的较量。然而，从实际上讲，如果政府管理体制有效运转的话，这些宪政瑕疵也无大碍。也就是说，如果帝国总统主导的行政机关能有效履行《宪法》前言中规定的几项职能，也算差强人意了。
但是问题难就难在这里。现有制度，即“华盛顿”这个词汇所代表的所有机构、架构和安排的主要特征是功能紊乱。随着这个联邦城市逐渐成长为美国权力中心，它逐渐被一帮枪法不准的人所把持。不管哪个党上台，当权的人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结果，华盛顿设计的政策一般都是放纵、浪费、考虑不周、误导、不成功或者干脆不得要领。仅举过去几年的几个例子，如糟糕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医疗保健制度改革，移民政策调整，毫无意义、永无休止的“毒品战争”，以及联邦政府对卡特里娜飓风灾难拙劣的反应。
现行政府体制的问题不在于它不同于“联邦主义文件”作者们的初衷，也不在于它不同于小学生们学到的社会科学知识。问题在于美国所拥有的东西不起作用。那些主管联邦机关的人的十足无能令人震惊，无法接受。“华盛顿”应该代表英明的治理。相反，一个本该“建成更完善邦联、确立公正、确保国内安宁、建立共同防御、促进全民福利、确保自由普照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繁荣”的制度，却成了对其服务对象明显而现实的威胁。这就是美国今天面临的政治危机。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美国代表自由并在为自由而战吗？（3）
在国家安全上，联邦政府的无能尤其严重。自1940年以来，正是国家安全问题提供了终结“老共和国”的主要理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其后数十年冷战逐渐形成的国家安全状态，危及了这个它本应保护的国家。它削弱而不是增强了安全。要证实这个判断，人们只需回忆一下近十年的事件，包括未能预测和阻止“9？11”事件，未能将其主谋绳之以法，未能设计现实且一致的战略应对恐怖主义带来的威胁，首要的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惊人的失败。
任何一项失败都应让人严肃质疑负责国家安全的人的无能。在五年内遭受四次失败，足以让人得出确定性判断。当然，任何人都会犯错误。没人能百战百胜。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可是，这些熟悉的理由无济于事。有些错误，即便是诚实的错误，也是不能被原谅的。2001年以来国家安全政策出现的误判和不当已经无法辩解。
急于指责这些不良记录的批评者提出了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布什总统本人应负责任，指责他在个人宗教狂热的驱动下，个性中融合了罕见的傲慢和鲁莽。第二种解释扩大了攻击范围，包括一批下属，如副总统迪克？切尼，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总统的前“智囊”、政治战略家卡尔？罗夫（Karl Rove）。第三种解释的矛头更扩大了对象范围，包括一个新保守主义集团，对总统及其亲近人士施加了恶劣的影响。这三种观点暗示，一个不同的行政首长，加上一批不同的顾问，向不同的团体征求建议和意见，就会走上不同的道路，产生明显更好的结果，比如依靠布鲁金斯学会而不是美国企业研究所，依靠《新共和》而不是《标准周刊》。
还有第四种可能性。这种解释的基础是承认布什政府没有制造在2001年9月11日得到报应的那些问题。它只是继承了这些问题。无疑，布什的行动让局面更加糟糕。布什主要是在数十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