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战争中的年轻林肯是这样，1898年帝国冒险之后的马克？吐温是这样，“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中的参议员罗伯特？拉？富莱特（Robert La Follette）也是这样。定期修改和包装之后，美国例外论更加大行其道。
说到行动而非言辞时，甚至被视为最理想主义的政策制定者也密切关注一个主要目标：增强美国的影响、财富和实力。从最初殖民地时期与土著人遭遇到冷战结束，美国的对外关系记录既不是特别高尚，也不是特别虚伪和具有剥削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乔治？W？布什和奥萨马？本？拉登对美国历史的解读都离题万里。作为崛起中的大国，美国恪守着国际政治铁律，让利他主义毫无用武之地。如果美国扩张的传说中包含道德主题的话，那么这个主题也是模糊不清的。
确切地说，美国在崛起过程中并不是没有失误，如滑稽剧般入侵加拿大，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不明智地吞并菲律宾，联手制造中国的“百年耻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采取灾难性经济政策为大萧条铺平道路，哈里？杜鲁门1950年决定派兵到朝鲜半岛“三八线”以北，等等。美国人对这些莽撞和失误早就不在乎了。但是，对于越南战争之类的事件，虽然美国人一直努力降低它的影响，但它的确令人难以忘记。
不管多么令人难堪，与美国总统治国的“大手笔”相比，这些失误的影响都微不足道。从法国人手中购买路易斯安那时，托马斯？杰斐逊可能逾越了权力界线；从墨西哥人手中夺取加利福尼亚时，詹姆斯？波尔克（James Polk）可能打了一场侵略战争。但他们的行动确保了美国有朝一日成为大国。为了确保巴拿马地峡的安全，西奥多？罗斯福策划了一场令人无法容忍的骗局，但他在那里建造的运河确立了美国在西半球的领导地位。
这些著名美国政治家缔造的成就不是源于他们共同致力于自由传统，而是源于他们无所顾忌的魄力。无论白宫和国务院发出的例行声明多么言过其实，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特征一直不是理想主义，而是实用主义，且经常受到实用主义的近亲——机会主义的约束。
实力与富足，富足与自由（3）
扬扬自得的教科书上美国所谓的“崛起为大国”的过程，并没有按照某些事先设想的全球领先战略来展开，它从来就没有什么秘密图纸或巧妙计划。指导政策的是善于捕捉机会的锐利眼光，不是固守什么原则。如果说它使用的手段并不总是漂亮的话，取得的结果却经常令人瞠目，给美国人民带来了巨大利益。
扩张使美国成了“机会的乐土”。扩张带来了富足，富足带来了真正自由。在费城签署的文件许诺了自由。实现这些承诺需要有利于大规模创造财富的政治经济。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Frederick Jackson）在一个世纪前写下的话指出了这一点。他写道，“不是宪法，而是自由的土地和富饶的自然资源向一群合适的人开放”；才使美国*成为可能。半个世纪之后，历史学家戴维？波特（D*id Potter）也发现了富足与自由之间类似的共生关系。“富足之下的政治”，他声称，创造了美国生活方式，“这种政治既对着那些认为富足是保障自由的手段的人微笑，也对着那些认为自由有助于确保富足的人微笑”。另外一位历史学家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发现了一种更为紧密的相关性。对美国人来说，他认为：“富足就是自由，自由就是富足。”
简言之，扩张促进了繁荣，从而创造了美国人追求自由之梦的环境，虽然他们一直相互争论谁应该分享这个梦想。物质富裕程度不断增加的承诺和现实，使这一争论维持在美国边界之内。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美国人开始依靠更大的经济蛋糕来欺骗难以统治的人们，缓和阶级、种族、宗教和民族之间的紧张局面。金钱成为润滑剂，使社会和政治摩擦一直处于可容忍的范围之内。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曾经说过，美国人“总是用量化的办法解决生活中的几乎所有问题”，确信更多就是更好。
扩张、富足和自由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达到了极点。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列强兄弟阋墙的行为，日本鲁莽的政策导致珍珠港被袭，这些都极大地帮助美国崛起为全球超级大国，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让全世界羡慕不已。到1945年，《时代》周刊、《生活》杂志出版商亨利？卢斯（Henry Luce）在四年前预言的“美国世纪”好像已经奇迹般成为现实。在占人口多数的白人看来，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最自由的国家。
历史上没有哪个民族曾经达到过这一高度。后来，扩张、富足和自由之间的相关性逐渐降低。为了评估接下来的滑坡，有必要回顾一下美国所获取的优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拥有世界近2/3的黄金储备，一半以上的制造能力。1947年，美国自己就占世界出口总额的1/3，稳稳地处于外贸顺差地位。按照价值衡量，出口额几乎是进口额的两倍。美元已经取代英镑成为全球储备货币。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立，美国成了世界的资本经营者。当然，美国也是净债权国。在世界石油、钢铁、飞机、汽车和电子产品生产国中，美国稳居首位。“从经济上说，”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写道，“这是它最为得意的时刻。”
而且这仅仅是开始。军事上，美国拥有不容置疑的海上和空中优势，1949年8月又占据了绝对核垄断地位，之后拥有了长期且毫无争议的军事技术优势。美国的邻国都很弱小，不具威胁。它的对手都很遥远，战略影响力有限。
实力与富足，富足与自由（4）
对普通美国家庭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大萧条年代。那些害怕战时繁荣会随战争烟消云散的想法，被证明毫无理由。相反，向和平过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景气。1948年，美国的人均收入比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和意大利人均收入总和还高1/4。1939～1945年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60％。战时经济扩张实际上降低了经济不平等。更多的收入与喷薄涌出的需求一起创造了庞大的国内市场，使美国的工厂忙个不停，创造了充足的就业机会。结果，战后一段时期成了美国中产阶级的黄金年代。
战后美国不是乌托邦，远远不是。即使处于慷慨的时代，很多人，首先是非裔美国人，也不知道自由和富足是什么。紧随美国海外扩张的是扩张的又一版本，它在国内展开。这个故事讲的是一部分美国人争取获得完全公民权并最终达到目的，于是随着时间推进，自由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多数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也是一部充满歧义的戏剧性传说。
谁应该享有公民特权？1776年流行的答案（白人男性世袭权所有者）从来就不让人满意。通过杰斐逊的笔端，《独立宣言》让这一狭隘的定义再也站不住脚。要求修改公民权概念的压力几乎马上就浮现了。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在这个方面取得的进步虽然真实，但是断断续续。在战后经济景气年份，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水闸打开了，障碍消除了。自由的范围大幅拓宽。被边缘化为“二等公民”的美国人比例显著降低。
许多美国人怀念20世纪60年代，认为那是“自由10年”（Freedom Decade），这是有充分理由的。虽然现代民权运动的发端早于那个时间，但正是在那个时候，种族平等运动实现了巨大突破，1963年开始了“华盛顿行进”（March on Washington），马丁？路德？金发表了《我有一个梦》的演说。妇女和同性恋者也开始效仿。1966年成立的全国妇女组织标志着女权斗争再次兴起。1969年，纽约市的“石墙风暴”（Stonewall Uprising）掀起了同性恋者权利运动。
这些成就的政治功劳应当归于左派。富足在不小的程度上也是依靠战后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来维持的，并使自由在国内扩展成为可能。为了反击苏联有关美国种族主义和虚伪的指控，在美国国内推进自由成了一个战略方向。可是，因为有了进步的政治激进主义，可能才变为现实。
以黑人、犹太人、妇女、亚裔、西班牙裔、普通上班族、同性恋者、残疾人等群体为例，平等享有宪法权利的推动力来自左翼人士、自由派和软心肠的支持者。说到确保每个美国人享有同等待遇，现代保守主义的贡献几乎为零。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如果马丁？路德？金依靠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和《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与种族隔离现象斗争的话，那么吉姆？克劳①（Jim Crow）现在依然会活得好好的。
给予传统上处于边缘地位的人自由，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政治的核心主题。面对这些成就，有些人认为成功部分来源于美国正在同时寻求全球领先地位，但这不会降低促成这一成就的人的功绩。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60年代，海外实力更强意味着国内更加富裕，反过来会为更大自由铺平道路。推动种族平等、妇女权利的改革派，负责德国、日本战后复兴的官员，要求把波斯湾纳入美国势力范围的石油高管，以及敦促采购昂贵新武器的国防项目承包商们，结成了默契联盟。
20世纪50年代，非正式美利坚全球帝国的形成，不是为了造福少数人的阴谋的结果。战后外交政策的合法性，源于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看法，即在海外运用实力是为了促进国内形成更为完美的团结。在这种意义上，柯蒂斯？勒梅（Curtis LeMay）将军的核打击部队战略空军司令部（既是美国实力的象征，也是战后军事工业联合体的核心部分）帮助创造了条件，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全国妇女组织才得以出现。
正确理解当代历史，意味着承认勒梅将军等顽强的冷战斗士与弗里丹等女权主义者之间奇怪的血缘关系。战略空军司令部成就了女权主义运动的神秘。
自我放纵的“消费帝国”（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两个10年，标志着历史学家查尔斯？梅尔（Charles Maier）所谓的“生产帝国”达到昌盛的顶峰。在这些年中，不容置疑的经济优势赋予美国很高程度的战略自给自足，因而转化成显著的行动自由。在告别演说中，乔治？华盛顿梦想有一天美国可以获得足够力量——“从人的角度讲，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位首任总统认为，实力使这个国家可以实现真正的独立，让美国人“在公正的指引下，按照自己的利益，选择战争或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个时刻显然已经到来。
但这个时刻很快就过去了。甚至在1950年前，美国就已经开始进口外国石油。起初，数量微不足道。时间一久，数量逐渐增加。这是经济矿井里的金丝雀。①可是在这20多年里，没人注意这件事情。
生产帝国继续永无休止地制造商品，其优势地位好像恒久不变，无法挑战。在欧洲和东亚，美国表现出令人赞叹的精明，将经济优势转化成了战略优势。在对日作战胜利日之后的20年中，梅尔写道，“美国人用财富换取优势”，向欧洲和东亚百废待兴的经济提供重建援助，为它们的产品开放美国市场。美国战后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地位是在华盛顿通过买卖实现的。
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这个生产帝国开始走上没落之路。在又一个20年间，美国贸易逆差一直未变、在越南遭受惨败、石油危机、“滞胀”、道德共识破碎、无法承受“猫王”埃尔维斯？普里斯莱（Elvis Presley）的接连攻击、“避孕药”、反文化，还有关于“上帝死亡”的新闻报道，这一切都表明生产帝国不存在了。梅尔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新的“消费帝国”。正如手提午餐饭盒的工人是生产帝国辉煌时期的象征一样，少年在蓝色牛仔裤里装着爸爸的信用卡，直奔购物中心而去，现在成了消费帝国的标志性形象。生产帝国的天才是亨利？福特。在消费帝国里，福特的对手是沃尔特？迪士尼。
我们可以精确地找到失衡点。这是1965～1973年间的事情。1965年，林登？约翰逊总统命令美国作战部队开赴南越，1973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最终停止直接参与那场战争。越战之前，为提高美国富裕程度而扩大美国实力的努力都对美国自由有好处。越战之后，扩大美国实力的努力仍在继续，但谈到富足或自由，结果越来越成问题了。
回想起来，表明优势地位消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