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成为了当地很有名气的律师，许多华人有业务都来找他。他结过两次婚。第一段婚姻给他留下了一个女儿，现在是律师；第二段婚姻则生有两个男孩，其中一位高尔夫球打得很棒，曾拿过多伦多全市学生公开赛的冠军。有一次，他回香港，一见到我就咧开嘴直笑。他大概在想，我这个在加拿大读了这么多年书的弟弟，怎么就没有你这个没读多少书的哥哥赚的钱多呢？在同一时间里，我也盯着他笑。我在想，当年要不是我被送去坐牢，说不定如今我也是一位比你还要出色的律师呢！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子钻地洞。”这句俗话可能会让一些家庭出身平凡的人听来沮丧，我却觉得它有一些道理，遗传基因会对后一代发生作用，这一点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家兄弟姐妹八人的成长史，似乎或多或少地可以佐证上述说法。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有“群季俊秀，皆为惠连”之语，这句话借来形容我们兄弟姐妹，真是恰当不过了。我们家，兄弟姐妹八人，均同一母所出，除了我之外，全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都各有出息，有的甚至是享有很高社会知名度的人物。如果有人问在读书方面你们家兄弟姐妹八人有谁比较“不成器”，我只能说那便是我，说来真惭愧。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子钻地洞。”这句俗话可能会让一些家庭出身平凡的人听来沮丧，我却觉得它有一些道理。遗传基因会对后一代发生作用，这一点是客观存在的。
——从天津南徙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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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时光（1）
我在襁褓时体重八斤，因此哥哥姐姐们都管我叫“肥仔”。这个昵称一直陪伴着我直至我长大成人，现在连我的侄子们都管我叫“肥叔叔”。其实我现在的体重还算正常，并不怎么胖。
到香港不久，原来被我的哥哥姐姐们认为是“哑巴”的我，便开口说话了。学会一般的说话后，家里便把我送进了一家幼稚园，像所有的儿童那样接受应有的启蒙训练。在幼稚园，我依旧保持了原来的那种探索事物的好奇心。有一天中午，阿姨给每位小朋友都发了一杯牛奶，别的小朋友都喝了，而我没有喝。我趁着别人不注意，偷偷地把它倒进了窗台的花盆上，看着它慢慢渗入泥土中。牛奶渗入泥土的过程，在我的眼里看来相当神奇。
后来我转学去读九龙塘小学，那个时候，正好碰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加冕，学校发了很多纪念品给我们，这令我们相当开心。虽然我并不知道谁是英国女王，她和香港有什么关系。当时整个香港都张灯结彩，并且还搞了阅兵大典。最令我们兄弟俩开心的，是看香港的阅兵大典。我们很兴奋，挥动着米字旗，跟在经过的马队后面，看那些威风凛凛的骑兵对我们点头微笑。虽然在那个时候，我们家的经济就要出现很大的转变，但我对此浑然不觉。
住在漆咸道南的最初期间，我们家的生活还是比较富足的。当时父亲虽然长期没有工作，但是依靠从天津带来的巨额财宝，我们并不像许多南来的移民一般缺衣少食。当时与我们家为邻居住的是电影明星萧芳芳一家，住在我们家楼上的则是粤剧名伶芳艳芬和杨景煌医生一家，都是很有身份的人。记得我上小学之后，还养了一条小狗，每天上学，我都会惦记着它，常常无心听课。放学后，我总是一溜烟地往家里跑，以便早一点带它出去遛达。那时邻居小朋友也有养小狗的，大家的狗碰到一块，就玩耍在一起。我想“小少爷”的生活，就是这种样子的吧。
在读小学的时候，我必须经常路过一个绿草茵茵的街边花园。有一天，我见到几只蝴蝶在翩翩起舞，它们那五彩斑斓的颜色、轻盈美丽的姿态深深地吸引了我——好可爱的蝴蝶呀！我痴痴地盯着它们，欣赏良久，才留恋不舍地离去。可是走了一段路之后，我对那蝴蝶的美丽依然无法忘怀，便又折返原地，从书包中取出书本，屏着呼吸，对着其中的一只拍打了过去。被打中的蝴蝶戛然中止了飞舞，从空中跌跌宕宕地坠了下来。我喜悦地把它拾起，然后小心翼翼地夹进教科书里。上课时，老师发现了我的这个小秘密。她对我“残忍”地把一只小昆虫打死然后把它夹在书中的做法很不以为然，说我是一个没有教养的“野孩子”。但是我对老师的批评并不服气，我当时并不觉得自己这样做有什么“残忍”，我只是“自私”地将我所发现的美丽用独特的方式保存下来罢了。我现在当然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可是在那时并没有谁告诉过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保存”美丽呀！
由于年纪相差很大的缘故，小时候我和前面几位哥哥姐姐关系并不密切。大哥企祥在天津时期就到美国留学去了，我对他几乎没有什么印象。二哥敬羲、四姐德贞、五哥载宝在我很小的时候，也分别到台湾、日本和加拿大读书去了，因此接触机会也不多。和我玩得最多的，当然是只比我小两岁的弟弟载华。我们俩不仅是经常的玩伴，还是做“生意”的拍档。我们小时候，老是想出各种办法来赚钱，以便买玩具与零食。比方说，工业发展展览会举办期间，有传道人士在会场附近派传单，我们看到很多人接过就随地一扔，那传单尚未物尽其用。我们兄弟俩就向主办方说，我们帮你们把地上的传单拾回来，一百张一毛，如何？对方说：行，但要干净的。于是我们便到处去拾，结果一天可以挣好几毛。又比如，当时弹玻璃球是很流行的游戏。小伙伴们把若干个玻璃球放在一个事先画好的圈里，然后在一定的距离内用一颗玻璃球朝圆圈击过去，被击出的玻璃球就属于自己的。我和弟弟故意唱双簧，他把玻璃球输光后，就向我买；别的小朋友看见他这么做，也跟着向我买。结果我每每能赚一点钱。“生意”好的那天，居然赚了一元多。等到别的小朋友走了之后，我们兄弟俩就开心地“分红”。从这些趣事可以看出，我从小就有经营的天分。我和弟弟还常常到街边、海滩和公园等有趣的地方嬉游，例如玩扛着木棍当“枪”的“野战兵团”。
快乐的时光（2）
有一天，弟弟欺负一个外国小男孩，结果小男孩哭哭啼啼地回去，把自己的哥哥叫来，找他算账。那外国少年来了，二话不说，便出手打他。弟弟大声叫我：“哥哥，赶紧一起上呀！”我看见那个外国少年个子比我强壮，便犹豫不前。于是换了一种方式，上前对那外国少年赔不是。那外国少年看了我一眼，就把弟弟放了。弟弟很纳闷地问：“哥哥，你为什么不上呢？”我理直气壮地说：“他把你放开了，不就行了吗？为什么一定要打呢？”后来回想起此事，如果当年真的开打，感觉可能会更铭心刻骨。当时我只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没有更多地考虑弟弟的感受。
与我和弟弟载华玩得较多的哥哥是六哥载熙与七哥载和。他们都比我和弟弟大好几岁，因此是不怎么喜欢我们两个“跟屁虫”一天到晚跟在他们后头的，之所以有时还肯带我们出去玩，是因为在游玩时可以任意使唤我们。而我们并不在乎被使唤，只要能和他们呆在一起，我们便高兴。我们玩得最多的游戏是放风筝。当时在油麻地和尖沙咀一带，有多个“风筝党”，每每到放学或周末，他们便成群结队地到公园的草坪上，或是在大厦的天台上，放飞风筝。当时的风筝，最火的一种叫“大马拉”。我们也加入了“风筝党”的行列。当时我和弟弟的年龄都很小，不懂得放，只晓得与哥哥们混在一起，充当“助放”的角色。通常，我们在天台的一边高举着风筝，等待站在远处的哥哥下口令，听到哥哥喊“一、二、三”，便立刻松手，哥哥则牵着风筝线一收一放的，风筝便迎着风，在我们的雀跃声中升了起来。当时放风筝，要用一种经过特别药水加固的鱼丝。这种鱼丝很贵，两港元才能买一百码。我的两位哥哥买不起，便起了贪念，发明了一种叫作“飞铊”的玩意儿，利用它，可以把别人在飞的风筝线缠住沉下来，然后把线绞断。他俩常常出此损招，把别人的风筝绞下来，然后据为己有。有一次，我的哥哥们把人家的风筝线绞断了，对方正好在不远的楼顶上，见破坏者是我们，就冲过来与我们理论。哥哥们舍不得把已弄到手的风筝丟掉，便把风筝的线头系在天台的竹竿上。他们过来后质问我们：“你们为什么绞我们的线？”见我的两位哥哥都不吱声，他们便走过来质问我和弟弟。我们两人吓得脸都青了，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两位哥哥见状，便过来调解，故意质问我们：“是呀，你们俩为什么要绞人家的风筝？”我们百辞莫辨，都急哭了。两位哥哥便对来者说：“好了，我们替他们向你们道歉吧！”对方瞪了我们一眼，悻悻地走了。我们都觉得很委屈，因为肇事者是哥哥，可我们却当了他们的替罪羊。
我小时候最喜欢的活动是钓鱼。从事这项活动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我十岁左右的时候，到离家不远的海边钓。那时九龙还没有大规模填海，尖东一带就是海了。第二个阶段是在我十四五岁的时候，那是与我二哥、六哥还有弟弟一起到赤柱去，租上一条小船，到近海钓。那时海里的鱼虾很多，不需使用太复杂的钓鱼工具，只要在钓勾上挂上鱼饵，并在鱼丝上系上一块铅条，扔到海里面，就会有鱼上钩。租船出海的经历在我的印象中特别深刻，因为这种钓法常常可以钓到大鱼。
在记忆中，我的童年是过得蛮开心的。虽然家境贫穷，穿的是旧衣破裤，吃的是粗茶淡饭，除了母亲之外，没有谁来关心、照顾我们，但能时常去海边捉鱼摸虾，到野外游山玩水，就让人觉得很愉快。有一段时间，我常常和弟弟一起去游泳，两个水性都不怎么样的小孩子，居然没有被水淹死，这说来也是奇迹了。现在的报纸不是经常报道说哪里哪里又有小孩溺亡了吗？不过我们那时被养得很贱，就算真的被水淹死了，也不可能有人来找我们，不等到尸体发臭浮起，不会有人注意。后来九龙开始了大范围填海，泥土倒进海里，最初是软的，好像沼泽地一般。人若踩上去，一不小心就很容易被软泥吞没，遭受没顶之灾。可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们当时却整天在这些新填出的“陆地”上玩耍，跳来跳去，乐此不疲。大有初生牛犊不怕虎之概。好在我们运气还好，没被那些软泥吞噬，活了下来。
有一次，我和一位小伙伴在一起玩跃，看谁能从更高的地方往下跳。我不敢第一个跳，就把机会让给了对方。只见他“嗖——”地一下从高坡往低地跳了下去。着地后蹲在地上一动不动，我以为他出了事，正想下去看个究竟，他却突然站起来向我招手说：“你跳呀！我已经下来了。”我见他若无其事的样子，自己也放心了，便学着他的样子，闭着眼睛狠命往下跳。在着地的一霎间，我的双腿、屁股全麻痹了，痛得好一阵子说不出话来，泪水直往外冒。原来从高空摔下来的感觉，是这么难受的！
总之，我在自己的少年时代，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并没有谁会来管我。有的小伙伴的家境比我好，但我并不羡慕人家。我觉得自己比那些受家里管制的孩子们要开心多了，因为没有人会管我回不回家，没有人会管我写不写作业，也没有人管我几点钟睡觉，我很少会感受到来自家庭的压力。与我的小伙伴们相比，我觉得我要比他们幸福得多。也许这种非常自由宽松的生活环境，在某种意义上塑造了我的性格，而这种性格又影响了我后来的事业。我喜欢天马行空地生活，不喜欢受到约束局限。
▲也许这种非常自由宽松的生活环境，在某种意义上塑造了我的性格，而这种性格又影响了我后来的事业。
“危途无处问生涯”：马场道
在我三岁以前，我一直与家人一起居住在天津的马场道。
马场道全长三公里，是天津著名的“五大道”的首道，其终点是旧天津有名的赛马场。这个地方，其实是英租界外的一片高档住宅区，兴建于20世纪20年代。其建筑以花园别墅为主，辅以形态各异的连体式公寓楼，环境幽雅，道路整洁，花草芬芳，树木葱郁，是天津上流社会人士的聚居之地。跻身天津商界新贵的我们一家，在40年代期间就居住在这条街中。我们家是一间有两栋楼房、多间平房和一个大花园的别墅。当时，中国的社会虽然普遍很落后，但是我们家电话、风扇、浴缸、汽车、收音机、留声机已经一应俱全，而且雇有好几名工人为家庭服务。我们家的生活，在那时而言，应该是相当尊贵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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