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是江苏东南部的一个城市，东倚上海，南连苏州，西邻无锡，北濒长江而与南通隔水相望。“常熟”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其境内地势平缓，气候温和，风调雨顺，年年丰收。常熟山水交辉，风景秀丽，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兼具。十里虞山蜿蜒入城，万亩尚湖伸展山前，山水与千年古城及城内的小巷庭园、古典园林交融，形成山、水、城、园融为一体的水乡山城风貌。这个地方，在清朝咸丰时代曾出过一个与李鸿章齐名的大人物——有“中国维新第一人”之称的“两朝帝师”翁同龢。“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这副很有妙趣的对联，便是当时的人写来讽刺李鸿章和翁同龢的（清朝的内阁总理大臣李鸿章是合肥人，而常熟人翁同龢则曾任户部尚书）。
母亲年轻时美丽端庄，中年后则略显富态。她常穿一身旗袍，外表雍容而娴雅。她看上去似乎是一位很有福气的人，但实际上一生的大半时光过得都很苦。自从嫁入王家，她就一直在含辛茹苦地支撑着这个家庭，不管出现了什么情况，都不让它倒塌。她是一个典型的家庭妇女，从来没有外出干过活。与缺乏责任心的父亲不同，坚忍沉着的母亲一生都在竭尽全力维持着一个很不容易维持的家庭，她差不多把自己生下来的每一个孩子都培养成人，并使他们各有出息。她是一个很传统的妇女，其生活哲学甚至有一点逆来顺受的味道。也许是由于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与上帝已经有了足够的交流了吧，她不管受了多大的痛苦，都不愿意向别人表露。与一般的女人不同，她是一个目标相当清楚，非常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的人。现在的女性，往往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她们每每为了出国而出国，为了嫁人而嫁人；可是一旦出了国、嫁了人，就不知道自己的路该怎么走了，常常整个地迷失了人生的方向。而我母亲并不是这样的人。虽然有时她也会因父亲的负心而要死要活，有时她也会对一些事情感到很失望很伤心，但是她始终明白自己的使命，因此总会很快就回归到妻子与母亲的角色中来。她愿意为我们一家而付出她的一切，不管如何含辛茹苦都毫无怨言。她生了很多个孩子，尽管他们各有禀赋，但她对每一个都能做到一视同仁。她不会特别溺爱哪一个，也不会特别歧视哪一个。从总体上来看，她按照一个旧式女人的要求，问心无愧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现在我们的兄弟姐妹分布在好几个国家与地区，尽管他们性格各异，生活的境况也有很大的差别，但不管在谁的眼中，她都是一个相当伟大的母亲。《易经》的彖辞曾这样赞美代表一切阴柔之物的坤卦：“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我想，把这段话拿来赞扬母亲，也是最恰当不过的。
▲母亲是一个目标相当清楚，非常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的人。
父亲与母亲的婚姻其实是一场色彩暗淡的旧式婚姻。父亲对母亲的感情并不深。他们在结婚没多久，感情便出现了问题，父亲对母亲的态度日见冷淡，到后来，干脆就与外头的女人生活在一起了。母亲在父亲眼中，简直就是可有可无的；可是母亲依旧死心塌地地要和他在一起，不让他离开。在他们那个时代，这种情况并非孤例，很多家庭都是这个样子。有的家庭，男主人还妻妾成群呢！在父亲的眼中，除了一个需要他承担责任的现实家庭之外，还有一个令他心旌摇荡的外部世界，他无法抵挡得住它的诱惑；但是在母亲的眼中，家庭就是她的整个世界，就是她的全部。外面的世界对于她来说太陌生，她对它并没有探索的兴趣。她是一个老派女人，但她的目标很清楚，这就是不管遇到多么大的困难、挫折，她都要留住自己的丈夫，都要维持住这个家。她要让丈夫迷途知返，要让家庭不至瓦解，这两点，她都成功地做到了。她一心的所思所想，都是如何好好相夫教子，使丈夫能够放开手脚在外面闯荡而没有后顾之忧，使子女能够顺利地长大成人而不用吃那么多的苦。攸攸万事，唯此为大。母亲是在自己四十五岁那年生下我的。在生下我之前，她其实已经不想要孩子。可是最后她不但生下了我，还生下了我弟弟，我猜测她之所以还要这么做，是想以此来挽救她与我父亲的一段岌岌可危的婚姻。
母亲的前半生过得很苦。到她进入老境之后，我父亲重新发迹，而我也在经济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于是她快乐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在我们众兄弟姐妹当中，我是陪伴她老人家最多的。
公元1999年11月26日，母亲以八十九岁的高龄谢世。说来很遗憾，在她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刻，家里居然没有人在她老人家身旁！我是最早发现她去世的人，那天我离开公司，按往常的习惯，到她的住所看望她。没想到进门后看到她静静地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我见状觉得有些不对头，连忙奔过去，连声唤“妈妈”、“妈妈”，但是她未作任何回应。我一摸她的手，已经有些冰凉——她老人家已经走了。我心里感到很难过，却没有流泪。母亲晚年得了骨质疏松症，身材变得越来越矮，血压、心脏都有问题，每天要吃很多的药才能维持住生命，活得很辛苦，因此她走了也是一种解脱。一个老人，到年近九旬时才谢世，也算是得善终了。不过，我还是感到有一些内疚，因为在她乘鹤西归的时候，我并没有在她身旁为她老人家送行。想到这一点，我心里感到很凄然。我默默地躺在母亲的身边，用自己的脸贴住她已经冰凉的脸，手握住她已经僵硬的手，以这种方式，与母亲做最后的相聚，也是最后的诀别……我们都静静地、静静地躺着，母亲不声不响，我也不声不响。我没有什么想法，只是想再陪母亲一会儿。母亲在这个世界上，为了把我们养育成人，为了使我们这个家成其为家，备尝辛劳地生活了数十年，把全部精力、心血都献给了我们。她老人家的确已经很累很累，是应该在天堂好好地安息了……
母亲辞世之后，我们根据她的遗愿，把她与先她五年去世的父亲合葬在一起。两位老人家都长眠在薄扶林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的“华人基督教坟场”癸A段，这个地方，依山傍海，风景十分优美。
现在，在我的办公室和家中，都摆放着两帧母亲的照片：一个是年轻时期的她，美丽婉柔，风姿绰约；一个是暮年时期的她，慈祥亲切，满面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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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家——大哥
我的大哥原名王载德，后来改名王企祥。他出生于1931年，属马，比我大十五岁。他在我出生没多久，就到美国读书去了。因为是自费留学，所以用去了家中不少的钱。由于年纪相差很大，而且他很早就离开了家，因此在他的盛年时期，我与他几乎没有什么接触；倒是在他到了晚年之后，我与他反倒有了较多的接触，因为这个时期他住在香港，在生活上主要靠我来接济。大哥是学化学的，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大学读书，获博士学位，与中国内地的著名物理学家和火箭专家钱学森是校友。我们家兄弟姐妹几个，出了三个博士，但若论科学建树，当数他最厉害。他的一生说来也极富传奇色彩。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作为华人科学家而在美国化学领域逐露头角，从而引起了中国内地的注意。后来*方面派人在美国暗地里做他的工作，希望他能回中国内地效力。他于是放弃了在美国的一切，怀着一腔热情，步钱学森学长的后尘，回到了中国内地，准备在核化学领域大干一场。但是不知道是由于他的社会关系过于复杂，还是由于他自己不懂得做人，回到中国内地之后，他并没有像自己所期望的那样受到重用。加上中国内地当时的科研条件有限，很可能也使他无法展开拳脚。因此，他便产生了离开中国内地的想法。没多久，我父亲又患了重病，他便向组织请假回香港探访，从此就没再回内地。在香港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接受了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聘请，到该校担任教授。也许大哥一生的最成功之处，便是亲手培养了后来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李远哲。李远哲1957年至1959年曾在新竹清华大学读研究生，他的导师便是王企祥。大哥一向很器重李远哲，二人的关系本来不错，李远哲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便是与大哥一起联名发表的；但是后来由于某种原因，师生俩的关系疏远了。李远哲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后，介入政治越来越深，大哥感到很不以为然。特别是他所持的“绿营”观点，尤不为大哥所认同。2006年李敖曾在台湾出版《李远哲的真面目》一书，书中指李远哲“对恩师王企祥忘恩负义”。在新书发布会上，他特意邀请企祥从香港到台湾，与记者见面。大哥当时对自己的这位弟子做了一番评价，大意是说李远哲书读得很好，实验也做得很好，但是“没有领袖风格，只能做科学”。大哥的这番话在舆论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时世界的主要华文媒体都曾进行过报道。
▲也许大哥一生的最成功之处，便是亲手培养了后来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李远哲。
大哥作为一位核化学家，在中国内地与中国台湾都曾效过力，有这样的传奇经历的人，恐怕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位。不过，大哥的学问虽然好，做人却不怎么通“世故”。他虽然学术水平很高，对新竹清华大学功劳也不小，却由于不懂得处理上下级和同事之间的关系而屡屡碰壁，最后竟因不遵守“功令”而被清华大学解聘。在《李敖大全集》第三十九卷，就有一篇正话反说的杂文《王企祥该打！》，为大哥被清华大学解聘一事打抱不平。不管是非如何，总之是清华大学的解聘，使他从精神到肉体都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他在失去饭碗后不久，便失去了夫人——台湾的京剧名旦徐露（徐露与大哥离婚后嫁给了国民党间谍头目沈之岳）；接着又患了被*妄想症，老是怀疑有人要加害于他；再接着脖子上又长了一颗瘤，而且越来越大。他晚年依靠台湾方面提供的一点微薄退职金来维持生活，因为要治病，根本入不敷出，生活完全陷于困顿，因此只能呆在香港与父母住在一起，享受他们的照顾。父母去世之后，他的生活便完全由我来维持了。2008年初，他因胫瘤不治在台湾辞世，冷冷清清地离开了这个热闹无比的世界。我到台湾参加了他的葬礼。在追悼会上，我朗诵了五哥为他作的一首英文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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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斗士”——二哥
现在让我来介绍我的二哥王敬羲。他原名王载福，因为景仰我们的先祖王羲之而改成了这个名字。除了这个名字之外，二哥还有一个很多港台读者都耳熟能详的笔名——“齐以正”。他出生于1933年，属鸡，正好大我一轮。他在20世纪50年代离开香港，以“侨生”身份就读于台湾师范大学英文系，大学毕业后曾一度留在台湾工作。1960年左右，他回香港发展。1965年他获得富布赖特基金的资助，到美国爱荷华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学位，专业是英语文学创作，毕业后返回了香港。
二哥是在港台两地都有影响的作家。他在青少年时代即酷爱文学，中学时代就向《星岛日报》的“学生园地”投稿。而他真正开始其文学生涯，是在台湾师范大学读书期间。当时他自称“文丐”，大学学分尚未挣够，就开始在台湾著名的《文学杂志》上发表小说。1954年，他出版了自己最早的短篇小说集《薏美》，后来又陆续出版了散文集《挂满兽皮的小屋》、《观天集》、《偶感录》等，中篇小说《选手》、《奔潮山庄》等，短篇小说集《圣诞礼物》、《青蛙的乐队》、《康同的归来》等。关于他在台湾文学史上的地位，台湾《联合文学》的主笔、著名文学评论家马森曾这样评价说：“王敬羲的小说，正好填充了台湾从战斗文艺小说到现代主义小说之间的空隙，是我们不应忽略的。”而台湾的《*作家作品新编》中对其创作有这样一个总括性的评价：“王敬羲的文艺创作以散文及小说为主，他的散文多以温馨感人的情境为背景，并配合其顺畅之文笔，以抒发其所见所感。小说则擅于深入主角的内心，捕捉人性那种诡谲多变，游移不定的性格。”
二哥在文学上之所以能大获成功，与大文豪梁实秋对他的提携有很大的关系。梁实秋是二哥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读书时代的老师，在文学上和生活上都曾给予过二哥许多帮助。当年二哥与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毕业的刘秉松结婚，证婚人就是梁实秋。195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