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别人肯定我的过去，但是我也不喜欢别人老提我的过去。有一年，香港保监会曾发下一份保险营业员执业表格，要求所有的从业人员都如实填写。我看到上面有一栏“有否犯罪记录”，心里就十分抵触。拿到表格之后，我把它往抽屉一扔，就再也没有理睬它。不错，我在历史上是有污点的，是曾犯过大错误的；但是我已经为此而受过惩罚，世间的人没有权利为此又再鞭挞我一次。当时友邦保险公司的管理层见我老是不交表，感到很奇怪，便不断地催我，可是我始终还是没有交。我对公司的管理层说，你告诉他们，我就是有“犯罪记录”的人，如果他们觉得我这个已在行内干了三十多年的人不符合执业条件，就让他们吊销我的执照好了。我真的感到很奇怪，为什么表格的设计者要在表格上设置这么一栏，去故意揭别人的旧伤疤。也许他本来没有这样的意思，也许他这样做只是例行公事，但是客观上他是在揭别人的旧伤疤。或许，我不应该对此事这么耿耿于怀，始终背着包袱。
坐监对我的影响（2）
▲我在历史上是有污点的，是曾犯过大错误的；但是我已经为此而受过惩罚，世间的人没有权利为此又再鞭挞我一次。
卢梭曾说过：“我这执拗的头脑不能适应现实事物，它不满足于只美化现实，它还想到要创造现实。现实中的事物充其量不过是按原来的样子展现在我的头脑中；而我的头脑却善于装饰想象中的事物。我只有在冬天才能描绘春天，只有蛰居在自己的斗室才能描绘美丽的风景。我曾说过多次，如果我被监禁在巴士底狱，我一定会绘出一幅自由之图。”我对他最后面的一句话，有很深的认同。因为曾经失去过自由，所以我在后来倍感自由的可贵。我对自由的追求，比一般的人要强烈；对自由的理解，也比一般的人要偏执。有时我追求自由的欲望，会被无限扩大。当自由受到妨碍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会有一个声音不断对我说：“偏不！偏不！偏不！”自由的观念在我的脑子中，常常是被放大了很多倍的。比如，我不会像一般人那样，用妥协或普通的方式去处理家庭的矛盾，而会用“冲破牢笼”的极端方法来解决问题，也许这就是我在一生中离了三次婚的原因之一。
▲因为曾经失去过自由，所以我在后来倍感自由的可贵。我对自由的追求，比一般的人要强烈；对自由的理解，也比一般的人要偏执。有时我追求自由的欲望，会被无限扩大。
我在监牢里，对“自由”的看法也有了新的认识。监牢外面的人，无疑都会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实际上他们大多数人并没有享有真正的自由，他们每每会困在世俗的“牢笼”中而浑然不觉。他们常常为了一些小得不值一提的“利益”而钩心斗角，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情而斗得你死我活。而蹲在监牢里面的人，在失去身体自由的同时，却会获得另一种意义的“自由”。因为在监狱里，他可以完全摆脱俗务的缠绕，用不着为了一些小利小得而去挖空心思与人抢夺，用不着为了赚钱而徒耗时间、健康与生命，用不着把心思放在打麻将、摸扑克牌一类与人生价值无关的事情上。有时候，一个眼睛瞎了的人所能“看”到的东西，会比一个眼睛健全的人所能看到的东西，要更多、更丰富，因为后者是用眼睛看，而前者是用心看。
▲有时候，一个眼睛瞎了的人所能“看”到的东西，会比一个眼睛健全的人所能看到的东西，要更多、更丰富，因为后者是用眼睛看，而前者是用心看。
坐牢也促使我对人生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思考。在入监狱前，人们会认为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譬如，你会认为享有自由是理所当然的，会认为得到你该得到的一切是理所当然的，会认为拥有某种权力是理所当然的，会认为去做你所想做的各种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在被关进监狱后，你获得了一个“远距离”审视自己、审视过去的机会，这时你便会发现在这种状态下看自己，会比平时看自己要更清楚、更深入。例如，你会注意到，对于你来说是“幸福”的事情，对于别人来说也许是“痛苦”的。在坐牢的日子里，我对自己以往的过错看得更清楚了。一般而言，我们只是干我们认为“对”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在有些情况下，我们认为“对”的事情其实是错的，我们认为是“正常”的事情，其实是法律所不容许的。比如一个小孩犯了过失，我们通过打他来“教育”他，出发点固然很好，可是这样做在一些国家却是违法的。因此我们必须建立起全新的法制观念来，尽可能用更合理、合法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就我替人去收债这件事而言，本来借钱还债，天公地道，但你不能采用恫吓的手段逼人家还债，让人家觉得如果不还这笔钱就会不好过。法律不容许你这样做。这是我从自己的过失中获得的教训。后来我在生活中遇到了难题，常常并不急着解决它，而是采取拖一下的办法，让它放一放——除非事情已迫在眉睫。在生活中，常有这样的情形，原先我们很想说或觉得很有必要说的话，换了一个场合或者过了一些时候，就不想说或者觉得没有说的必要了。因此放一放再说，是很必要的。
▲放一放再说，是很必要的。
考入珠海书院
中学毕业后，我没有报考大学。当时香港只有两三所大学，以我的学习成绩，是不可能考得上的。那时也有一些学习不怎么好的年轻人，跑到外国的“野鸡”大学去混文凭，可是我们家哪里有这样的钱呢？这样，我便走向了社会，在香港工商贸易局当三级文员。那时只要你中学会考及格，提出申请，就会被录取。在工商贸易局这个低微的岗位上，我只工作了很短一段时间，由于感觉到自己并不喜欢这种老是被上司支使来支使去的工作，我于1966年辞去了这份差使，并于同年考入了香港的一所专上学院——珠海书院，在这所书院里，学习外国语言文学。我当时心想，经过大专教育之后，也许就会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生活的走向常常是因一念之差造成的。如果当年我没有辞职去考珠海书院，也许到今天还是政府机构里的一名文员。
珠海书院地处九龙的亚皆老街。它原名珠海大学，1947年成立于广州。学校取名“珠海”，并不仅仅是由于它地处珠江之滨，而且也反映了主办者的理念，这就是，希望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如“珠”一般晶莹璀璨，像“海”一般浩蕴深藏。珠海书院是由一群热心教育的人士在抗战胜利后创建的，目的是培养建设社会的专业人才。最初只开设文、理及法商三学院，共十二个学系。1949年秋，迁来香港，在香港教育署注册，获准开办大专课程；同时它也在台湾注册，受其*监管，是香港唯一一所有台湾背景的院校，因此校内总是悬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这所学校为香港的不少有志继续进修的高中毕业生，提供了接受大专教育的机会。半世纪以来，共为社会培养了一万多名社会科学、资讯科技、商业及理工方面的人才。他们分布于海内外各行业中，均各有成就，对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
我在珠海书院只就读了一年，并没有完成全部学业。因为在一所学校读书，并不是说你喜欢英文便可以单纯地只学英文，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你都必须修习别的相关科目，而我对学校开设的某些科目，譬如世界历史、中国地理之类，完全提不起神来。可是要是我不选修这些科目，便无法拿到足够的学分毕业。于是到1967年，我未等到学业完成，便中途辍学了。我在珠海书院所修的科目只有英文与英国文学史等少数几门，最终并未拿到毕业证。因为这个原因，我离校后从未参加过校友的联谊活动。但是我相信，假使母校知道我肄业后的发展情况，是会以我为荣的，因为我没有给她抹黑，没有辜负她对我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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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雷神父
在珠海书院，有一位叫荷雷（Hurley）的爱尔兰籍老师，对我特别垂以青目。他是一名神父，人特别善良。我入学之后，他很欣赏我英语方面的天分，对我关怀有加，常常孜孜不倦地教导我，对我进行个别训练。他纠正我的发音，与我一起探讨学习方法，给我介绍各种有价值的读本，教我怎样用英语正确地表达思想。虽然他对每个同学都很热情，并不见得就特别看重我，但是就我的感觉而言，他是所有老师中最欣赏我的人。他对我的教育影响了我一生，弥足珍贵。因为觉得这位老师和自己很合得来，所以我一天到晚与他呆在一起，至于其他老师教些什么、讲些什么，我全都不关心。我之所以和荷雷神父合得来，是因为感觉到在他的心目中，我是一个“好学生”，而在他之前从来没有谁认为我是“好学生”，他是我这一辈子中第一个肯定我的价值的人。他对我的欣赏让我感到自己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他的鼓励让我学会了自我肯定。从前我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在空中漫无目的地飘荡，认识了他之后，我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有了比较清楚的方向。
▲我之所以和荷雷神父合得来，是因为感觉到在他的心目中，我是一个“好学生”，而在他之前从来没有谁认为我是“好学生”，他是我这一辈子中第一个肯定我的价值的人。
在管理学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管理方法，一种是纠错，一种是赞扬。两种方法，效果不同：应用纠错的方法，会使被管理者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但他不会有很大的进步，因为他每天都在战战兢兢地工作，生怕再有闪失；应用赞扬的方法，指出被管理者的优点、长处，会使被管理者的精神受到激励，对自己更有信心，从而想方设法把工作做得更好。两种方法，孰高孰低，不言而喻。荷雷所采用的是后一种方法。他的这一套方法在当时激励了我，到后来也给我对别人的管理产生了某种示范——尽管我对他的模仿是无意的。
▲在管理学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管理方法，一种是纠错，一种是赞扬。
在珠海书院读书期间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我在全港大专英语演讲比赛中获奖。这个比赛是由一个叫做孟氏基金会的慈善机构举办的，当时珠海书院派出学生代表参加了这个比赛。在正式比赛之前，书院内部先搞了一次预赛。我在预赛中拿了冠军，于是代表珠海书院参加正式比赛。我的指导老师就是荷雷神父，比赛地点在香港中环的大会演讲厅。那时我们珠海书院在香港并没有什么名气，最有名的当然是香港大学、中文大学，其次还有浸会学院，等等，舆论普遍认为我们这样的专上学院是来做陪衬的，并没有谁把我们放在眼里。我的演讲题目是《种族歧视》，不知道为什么，平时不善于辞令的我，一登台之后心中便充满了激情，面对着众多的听众，我口若悬河，侃侃而谈，非常自信流畅地完成了演讲。我的演讲征服了在场的所有观众，演讲结束时台下掌声雷动。我一下台，荷雷神父便跑过来兴奋地拥抱我，连声说“我认为你至少应该拿第二名”。但是评委会最后评给我的名次是第三名。荷雷神父对这个评定结果很不满意，直摇头说：“不公平，不公平！你至少应该拿亚军，给你冠军别人也不会感到奇怪。”说完他又苦笑着补了一句：“看来在哪个学校就读还是有讲究的。”意思是说我的平台不如别人。虽然只得了第三名，但是这次演讲足以证明了我的英文水准。我的竞争对手是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这类名校的尖子，我与他们相比，也不遑多让。我的英文根底，成为了我后来在香港司法部担任翻译官的“本钱”。
▲平时不很善于辞令的我，一登台之后心中便充满了激情，面对着众多的听众，我口若悬河，侃侃而谈，非常自信流畅地完成了演讲。
由于英文演讲的成功，我在珠海书院引起了一些同学的注意，其中一位就是当时的名中医陈存仁的女儿。说实话，我当时还真有点喜欢她，而她对我应该说也是存有好感的。有一天，她带我去她家玩，她家住在九龙的一栋豪华住宅楼里。我进了她的家门之后，她妈妈带着轻蔑的眼神瞥了我一眼，用浓重的上海话说：“嘎年轻。”（这么年轻）便再也没有正眼看过我。我揣摩她是觉得我穷，没有自立能力，不配与她的女儿交往。没有多久，陈家就把他们的掌上明珠送到美国留学去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她。这件事情对我产生了某种触动，我第一次感受到，原来外面的世界对钱这么看重。
珠海书院时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