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旧的经济模式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所需要的经济模式、经济制度和体制、企业治理、分配结构、人才解放等重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此次大危机否定了旧模式，但不会自行建立新模式。新模式至少需要一代人的探索和努力。总之，此次大危机是新老模式交替的大危机，也一定会成为新老模式交替的大机遇。
和平崛起必须靠科技崛起
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学者相继研究了国际经济的周期性规律问题。其中一些学者提出了经济霸权周期理论，其主要观点是：霸权国家和挑战国家的交替出现和相互间的冲突是国际经济体系变动的必然结果，也是国际经济体系变动的内在动力。国际经济周期性演变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当一国经济霸权建立之后，其实力远远大于其他国家，国际体系由此处于稳定时期。在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后，随着各国实力的消长，挑战国家开始出现，领导者的地位相对下降。在某一周期结束时，这些新兴国家对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不满和叫板越来越强，双方争夺经济霸权的战争不可避免地发生，国际经济体系重新回到无序和混乱的局面；经过长期和反复的拉锯战后，挑战国家代替旧的霸权国家开始主导国际经济体系，世界又一次回到稳定时期，国际经济进程完成一次大的循环。有的学者还具体地计算出周期的时间，认为这个经济霸权周期大约为一到两个世纪，例如，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和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已经延续到21世纪）的美国。
大周期理论
4 踏踏实实的国际化（4）
上述周期理论还是小周期理论，而且导致周期性的偶然性居多，并不是完全科学的理论。这里要提出的是大周期理论：由第一生产力决定的周期理论。
体力第一生产力时代，出现了四大文明古国。四大文明古国一般指古巴比伦、古埃及、古中国、古印度等四个人类文明最早诞生的地区和国家。但由于对古文明缺乏准确的文献记录，对于其具体诞生时间，学术界尚有争论。但不管怎样，四大文明古国是确实存在的，而且人类今天所拥有的经济学、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知识，都可以追溯到四大文明古国。四大文明古国都是建立在容易生存的河川台地附近，分布在北半球的两河流域、尼罗河、黄河、长江流域以及印度河、恒河流域。四大文明古国都有自己的历法，一年都分12个月并有闰月；各个文明古国都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印度河、黄河、两河流域的文明都使用陶轮制陶，埃及和两河流域都计算了圆周率，巴比伦和中国都发明了勾股定理，印度则发明了*数字。但是，这些最初的智力成果在生产力中的现实作用都远不是第一位的，体力作为第一生产力要素主导着当时的生产和政治。
在距今4000年前，人类文明相继由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器时代，进而步入铁器时代。金属器具的发明和使用正是体力第一生产力时代结束、物力第一生产力时代开始的标志。大约4000年前开始的夏商王朝直至秦始皇统一后历时2000多年的封建中国、希腊—罗马帝国、*帝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先后在物力第一生产力时代成为文明国家。第二批文明国家的最典型特征就是对外扩张。
从21世纪开始，人类生产力历史进入智力第一生产力时代，正在出现新的文明国家。这些新的文明国家是谁？现在还无法下结论，我们唯一知道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大国都在按照自己的方式打造着新的文明。但是，不管这些国家的具体道路如何不同，大力解放和发展智力第一生产力最终都是唯一的选择。如果中国确实在这个时代重新崛起，中国就会成为在三个文明时代都是文明国家的唯一国家。
小周期存在于大周期之中
小周期理论是在第一生产力相同情况下的国际关系理论，遵循“均衡（最初的始点总是均衡的）——失衡——均势（以军事力量的均势为核心）——新的均衡”的发展轨迹，这就是小周期三部曲。大周期中第一生产力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小周期中文化、政治、军事因素起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经济实力是整个国家的基础，军事实力是构成国家力量的直接因素，是国家力量的直接象征。利用军事均势来维护国家利益，实现国家崛起是小周期理论的主要内容。在历史上有许多小周期理论的实例。三国时期，一方在三角关系中如何寻求最大利益的均势理论是当时影响最大的理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诸葛亮出山前向刘备分析天下形势的《隆中对》。诸葛亮认为，当时实力最强的曹操一方地广人多，兵强马壮，且挟天子以令诸侯，因此应避其锋芒；实力次之的孙权一方占据江东，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因此只能结为盟友，同样不可与其正面争夺。诸葛亮提出的战略是先夺取“荆、益”，并以“荆、益”为根据地，然后“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时机成熟时，可分两路北伐，夹击曹操，则统一大业可成。西方历史研究中的关于均势理论的研究可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该书记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和经过。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古希腊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与海上强国雅典之间的战争。斯巴达在崛起过程中，与伯罗奔尼撒半岛大部分城邦结成伯罗奔尼撒同盟，与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形成均势，但最终导致战争。在当代，西方最享有盛名的研究小周期理论的历史著作是保罗·肯尼迪1987年发表的《大国的兴衰》。该书系统论述了1500年至2000年这5个世纪中各大国的相互关系与兴亡盛衰。在这期间，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美国等相继崛起，一些以前的一流强国相继沦为二流国家。 电子书 分享网站
4 踏踏实实的国际化（5）
在通婚和通商为主的国际秩序里，特别是在各国发展失衡的情况下，一般会出现霸权国家和强权政治；而在通智为主的国际秩序里，一般会出现和平国家和平等政治。现在，我们把大周期和小周期理论结合起来看。在通婚和通商为主的国际秩序里，特别是在各国发展失衡的情况下，一般会出现霸权国家和强权政治；而在通智为主的国际秩序里，一般会出现和平国家和平等政治。21世纪的国际秩序处在第二时代向第三时代过渡的时期，因为21世纪的国际生产力处在物力第一生产力向智力第一生产力过渡的时期。因此，我们处在一个国际秩序大演变的时期。目前，国际秩序中有两种主张。一种主张在国际上建立这样一种制度：各国和平共处，互相监督，国际间一切争端通过和平协商解决而不动用武力，强调发挥联合国（因为联合国就是国际秩序的平台和程序）的作用。这种主张符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具有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新殖*义的色彩。我们支持这一种。另一种主张要改变现存的国际秩序，宣扬*高于主权，可以先发制人，挑战国家主权原则、主权平等原则、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和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甚至公开提出将联合国边缘化，根本抛弃现存的国际秩序，彻底否定现存的国际秩序，建立单极世界。我们坚决反对这一种，因为它违反了国际领域的*原则，与智力第一生产力所需要的和平原则是根本对立的。
周期理论中的国家崛起理论
实现国际经济互补是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经济的目的，而且合乎国际道德和国际正义的目的。但是，在互补中，有的国家衰落了，有的国家崛起了，有的还是迅速崛起。崛起的原因有三：
①利用好大周期规律（经济），确立并大力发展先进的第一生产力，在国际交换中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第一生产力决定国家崛起的环节有3个：新兴的第一生产力形成自己的生产方式；新兴的生产方式成功组建自己的国家管理力量；新兴的国家管理力量抓住国际关系提供的战略机遇期，大力发展国内经济一体化，并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分工，实现自己的迅速崛起。
②利用好小周期规律（军事），积极建立和维护军事均势局面，赢得最大的发展时间。例如，在春秋时期，“霸道”的理论占据主导地位。《淮南子》认为“五霸任力”。这里的“力”指的是国力，即一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吕氏春秋》强调“先事而后兵”。这里的“事”指为了强兵之目的而采取的一系列富国的措施和事项。各国争霸，首先是国力的较量。“五霸”中的齐桓公和晋文公都十分重视生产和商业。越王勾践实行“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的方针，恢复和发展国力和军力，从而一举打败曾征服过越国的吴王夫差。最典型的是战国时期的秦国。秦一方面利用大周期规律，大力发展以铁器为代表的当时先进的第一生产力，并大量用于军事；一方面利用小周期规律，采用“连横”战略取得均势局面，分化瓦解“合纵”阵线，为自己赢得最大的发展空间。最终，秦各个击破六国，统一了中国。
③利用好执行力规律（文化与政治）。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经济交换，发展军事和外交，营造军事均势局面，都需要实实在在的实践，需要国务活动家的执行力，需要实实在在的建构过程。在实践中，要制造有利于自己的国际舆论，营造有利于自己的国际文化氛围，最大限度统一相关各国人民（特别是政治人物和青年）的意志，强调并发挥文化、规则、认同和国际组织在国际行为及国际利益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要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崛起将对现有国际秩序产生重大影响，往往会打破现存国际结构，产生新的行为规范。要让其他国家认识并认同到这种变化，同时也充分尊重其他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观。因此，崛起的过程应该是一个文化交流和政治沟通的过程。
4 踏踏实实的国际化（6）
大力发展智力第一生产力是中国崛起的唯一选择
21世纪的中国处在一个特殊的生产力时期：中国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许多地方和许多行业，物力甚至体力还是第一生产力，中国生产力的主要问题在整体上是科技落后和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因此，按照大周期规律，大力解放和发展智力第一生产力应是实现中国经济崛起的主动选择。从国家外部来看，国际市场已经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全球一体化市场，国际竞争的焦点已经从体力和物力的竞争转向智力的竞争，科技主导的经济竞争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世界各个主要国家都把发展科技竞争力当作头等大事，中国只有迎头赶上，否则科技差距会越来越大。
目前，我国的科技成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难以满足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发展的需要，缺乏具有竞争力的大规模工业生产技术与军事技术，在机械、通信、计算机等关键技术领域，市场大多被国外占领。由于贸易壁垒的逐步取消，发达国家将更多地利用技术壁垒对我国构成威胁，我国技术领域将会显现出更多的易受攻击性。因此，大力解放和发展智力第一生产力也是中国经济的被动选择。可见，无论是从内因看，还是从外因看，中国都必须大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依靠科技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也就是说必须运用好大周期规律。
中国崛起的和平大义：既是原因，又是结果
目前，中国的崛起还只是一个愿景、一种可能、一种趋势、一种现在进行时，但国际社会对我国崛起的矛盾心态已经毕显。几十年来，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与评价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从认同中国的经济增长，到认同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说，目前，国际社会对我国经济能否强大起来的怀疑在减少，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对我国经济崛起后可能带来的冲击心存疑虑。
按照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和历史上一般大国崛起的规律，一个大国经济上的崛起常常导致军事扩张和政治霸权。尽管中国已经明确提出我们要走和平崛起的道路，但国际社会对日益强大的中国的未来走向依然存在矛盾心态。一方面，一些国家试图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但另一方面，部分国家又担心中国经济的崛起会给自己的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一方面，一些国家认为中国日益强大会成为东亚乃至全球安全的稳定因素；但另一方面，部分国家又担心中国的强大会威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