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虽然这两项研究标准不同，界定的对象却大体是同一群人。这些人的一大特点，是其对企业的独立性。他们受了高水平的教育，充满了创造力，自信自己能够创造自己的职业，而不是在别人创造的职业中就职。大到GOOGLE的创建者，小到一般的教师、医生、律师、设计师、工程师，都属于这个阶层。他们不会被一个企业终身雇用，流动性非常大，到处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地区安家，在能够发挥自己创造力的单位就职。他们还特别强调工作中的“卷入”和“亲验”，即自己提出创意，自己操作实施，使这个创意最终实现为具体的产品，对生活产生影响。他们要自始至终地亲身卷入一个理念变成现实的过程。
管理泡沫：MBA的社会史（3）
这样的人，很难用管理者或被管理者来界定。他们肯定不甘于被人管理，而要做一个创造世界的人。这样的人一旦充斥于现代企业，就对管理阶层提出了挑战，因为他们不是传统的劳动大军，不会等着被你管理。你不能制定一个规矩，就指望他们会跟着走。这些人掌握的技能，足以使他们有独立创业的能力，不断面临着许多新选择。他们和企业的合作，很可能是建立在短期的战略伙伴关系之上。因此，和他们每个人打交道，都是一种个人外交，需要高超的人际沟通的技巧。在这种高度个性化的企业环境中，不仅仅是经营管理知识，文化趣味、价值取向、道德品性、对人性的洞察等等，都成了企业领袖之必须。传统的MBA一时难以适应。另一方面，科技的高速发展，使专业知识变得格外重要。一般的MBA，没有相应的专业训练，就变成了看似无所不能、实际上什么也不懂的万能膏药。比如经营一个高科技产业，有生意眼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就比MBA更为胜任。你很难说创建GOOGLE的人不懂管理。但一个MBA创造不出GOOGLE。另外，如现在越来越庞大的医疗产业，需要大量管理人才。但是，教一个医生学会管理，比教一个MBA精通医术要容易得多。所以大家也就不雇MBA了。
更糟的是，MBA成为自己所创造的“管理时代”的受害者。在这种“管理时代”生存，不论干什么，都得有些管理才能。不久前一个外科医生在《纽约客》上报怨，自己这个行当在经济上的成败，往往不是取决自己的手术做得多么漂亮，而是取决于经营。比如，一周做那么多手术，你必须事先知道病人有没有医疗保险、有什么样的医疗保险。如果手术费用的单子有30％被保险公司拒付，你就赔了。如果这个百分比降到15％以下，你就开始赚钱。所以，一个医生就是自己诊所的半个CEO，半个律师（知道如何防止和对付医疗诉讼）。有这些经验，再学本专业的管理技巧，比MBA的优势就更大了。也正是因为如此，一些传统的MBA的雇主，开始从法学院、医学院、工学院、甚至传统的文理学院的博士课程中录用人才。与此同时，MBA的课程也开始改进，大力发展与其他专科合作的联合课程。比如，笔者一位朋友，辛辛苦苦上完医学院，当了几年住院医生，再熬几年，就成了正式医生。但是，他却突然决定重新当学生，就读耶鲁的商学院的管理和医学联合学位。这样的训练，就是为在大医院当院长铺路，要医商兼通。如今MBA还硬的，全美只有哈佛、斯坦福、芝加哥、宾夕法尼亚、哥伦比亚、达特茅斯、耶鲁等前10到20名顶尖的商学院。跨国公司招募的MBA，在世界范围内主要也不过集中在30个一流商学院之中。根据《金融时报》的调查，美国前10所商学院2001年的毕业生，在毕业三年后挣的平均年薪接近15万美元。在1999到2004年期间，经济虽然不景气，但这些商学院的MBA平均年薪还是上涨了138％。他们仍然是天之骄子。但是，全美排名第50到100的商学院的MBA，就不那么运气。他们毕业三年后的平均年薪低于9万美元。这虽然是不错的收入，但看看读MBA的投资、毕业后留下的债务，就不能简单地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了。最糟的是四流的商学院。那里的MBA，毕业找到个管理的饭碗就算不错了，因为如今蒸蒸日上的网上大学提供的MBA毕业证书，都可以和这些四流的MBA竞争。一份2002年发表的研究甚至认为，没有证据表明MBA教育和事业成功有直接关系。不过，MBA并非全面看跌。除了那些名校的MBA外，亚洲市场对MBA需要甚大。大量美国的MBA谋求到亚洲就职。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2005年2月由美国7所名校举办的一次招聘会中，7个亚洲的职位吸引了337位申请者，竞争十分激烈。哈佛商学院的“亚洲商业俱乐部”拥有160名成员，是该学院规模最大的俱乐部。宾夕法尼亚的Wharton商学院，2004年有6。3％的毕业生到亚洲供职，2005年则预计提高到7。5％。只可惜，美国学生语言训练不足，到亚洲求职，常常在第一道关上就被语言卡住。这是目前的MBA课程没有解决的问题。另外，随着全球化的进展，海外MBA吃香，希望到欧洲修MBA的美国学生越来越多。以伦敦商学院（LondonBusinessSchool）为例，那里的美国学生，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学生都多，甚至多过了英国学生。美国的跨国公司要征服世界，就需要这些全球型的MBA。MBA如今走进了“创造时代”。这本身并不意味着MBA的出局，而是MBA的泡沫的破灭。MBA的训练，从人际沟通的“软”技巧到专业科技的“硬”知识都有些两头不靠岸。经过改革，MBA还会在新时代发挥其作用。但是，管理万能的神话已经无法维持。用中国人的老观念说，人要学点真本事，不要老“玩虚的”。在管理普及的时代，学管理的人，要多想想自己还有什么别人没有的东西。
在大学中挣扎的劳工子弟（1）
我已经在美国的大学里教了一年书了，但仍然感到难以理解我的学生。2004年离开耶鲁来到萨福克大学任教，许多朋友就警告我：“不要以为哪里都是耶鲁！”
因为像我这样在耶鲁当了几年助教、刚刚拿了教职的人，习惯了和精英学生打交道，容易对别的地方的学生期望太高。对此我当然有心理准备。记得几年前一位师兄找工作，在参加一个小学校的面试时对方问：“我们这里的学生，有一半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来这里，另一半不希望呆在这里。你怎么对付这样的学生？”他一下子目瞪口呆。另一位师兄在一个黑人的私立大学教书，上了大半学期的课，班上的绝大部分学生还没有买教科书，说是没有钱，可是脚下穿的运动鞋都挺时髦。相比之下，我算幸运多了。萨福克是个位于波士顿市中心、正在上升的私立学校。其法学院和哈佛法学院在波士顿地区是最大的，只不过是以培养当地的司法人才为主。萨福克的学生，许多是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以白人劳工阶层子弟为主力。在面试时同事们告诉我，这里的学生非常尊重老师，学习也很用功，只是不少人来自贫困家庭，上的中学一塌糊涂，学术准备不足，需要更多的帮助。另外，还有一些学生，成绩非常优异，SAT考到快1400分，和哈佛、耶鲁的学生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来了这里。一位同事还告诉我，她当年就被耶鲁录取，家里没有钱，只好上了一个比萨福克还便宜不少的州立学校。这些都是萨福克的现实。第一学期，我就碰到了很优异的学生。第二学期中国史课的一个学生，准备读体质人类学的博士，他虽然没有一点中国方面的背景，但入门奇快，讨论起秦始皇和李斯的关系来头头是道。这些学生和哈佛、耶鲁的学生，实在没有什么区别。当然，大多数学生比较慢，不过读书勤勤恳恳。有两个一年级的女孩子是同屋，合买一本教科书，学得吃力，让我心里十分感动。但是，问题马上就出来了。第二学期教的一门课，属于必修之列，学生是被迫来学，而且阅读材料也比较难。结果一上来就遇到了“反叛”。一个学生在课堂上公开问：“我想赚钱！怎么赚钱？我就对这个感兴趣。为什么要学历史？”我措手不及。马上说：“只要能赚钱干什么都行吗？”“对！”对方斩钉截铁。“抢银行如何？”“我不在乎。”我灵机一动，马上开玩笑地说：“可惜你晚生了至少三百年。三百多年前，类似抢银行这种事情在一些地方是合法的。比如17、18世纪的欧洲和美洲，私掠船很盛。西班牙在美洲发现了白银，英国错过了这个运气。怎么办？抢人家的！这些私掠船到处在海上打劫运白银的船，实际上就是海盗。英国确立君主立宪后，王室不经国会批准无权加税。想打仗没有经费怎么办？只好将这些私掠船合法化：只要人家肯和王室分赃，就成了英王的非正规部队。后来许多私掠船的头目，用抢来的钱在加勒比地区开辟蔗糖种植园，激发欧洲的蔗糖消费革命。当时蔗糖业成为世界规模最大、最先进的企业。后来的英国工业革命，美国的建国，都和这个买卖有关。”我一口气这样讲下去，觉得很自然地把一个荒唐的话题引导到正经的学术主题上，很有些得意。但再看那个学生，已经坐在那里睡着了。等学期结束，我给了一串F，也就是不及格。临考前就有学生抗议：“这本来应该是一门轻松的历史课。我上别的课很少需要读任何书。上你的课阅读量比别的课加起来还多。”实际上，我一个星期只要求他们读六七十页。这样少的阅读也完不成，怪不得考试惨不忍睹。但一给F，人家还来抗议：“我拿了F，就得花900美元重修这门课。难道我是来这里烧钱的吗？”他们一直闹到院长那里。我顶住压力，坚决不改成绩。不过，这样的经历帮助我认识美国高等教育的现实：大学普及了。大部分适龄青年都上了大学。但是，中高产阶级的子弟集中在耶鲁这样的精英大学，劳工阶层的子弟则集中在笔者任教的这种草根大学。按说，这样的草根大学，条件非常好：图书馆、教室都十分气派，教授中名校的博士甚多，学术上有建树的也不少，不少学生也有奖学金，优异者利用这样的机会，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有之，继续到名校读博士的有之。可惜，许多劳工阶层的子弟，在成为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后，进了大学举足无措，最后被迫辍学。最近美国大学竞争空前激烈，各校纷纷盯着那些学术优异的学生。劳工阶层的家庭经济资源缺乏，在中小学对孩子训练不足，申请大学时当然竞争不过中高产阶级。所以许多人开始提倡“经济平权”，要学校照顾这些弱势阶层。但是，经济上的弱势，并非劳工阶层的子弟学术表现差的惟一原因。他们的子弟接受高等教育，面临着深刻的文化障碍。这种障碍如果不能超越，平权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在这方面，“种族平权”的失败之处，应该成为经济平权的前车之鉴。所谓“文化障碍”，用一种最有偏见的语言来表述，就是许多人根本不是“读书的料”，甚至自己也不相信自己能读好书。他们进大学是出于无奈，而非个人志趣。这当然不是说劳工阶层的子弟一定就不是读书的料，相反，美国的历史一再证明，美国的劳工阶层的子弟屡屡冒出优异之士。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劳工阶层有深刻的反智主义传统，许多人就是在“读书无用论”的文化中长大的。如今社会转型，再不喜欢读书的人也觉得不上大学不行。这却不能说明他们所承载的反智主义文化有所改变。是这种文化，导致他们进了大学白白浪费青春和金钱。
在大学中挣扎的劳工子弟（2）
我在《直话直说的政治》和《右翼帝国的生成》两书中，都反复谈到美国有强烈的反智主义传统。从殖民地时代到南北战争后，大学教育主要是培养上流社会子弟的品行，不涉实务。等19世纪后半期工业化和城市化突飞猛进，年轻人纷纷投身实业淘金，上大学一度为人所不齿。1863年，后来成为美国心理学奠基人的G·斯坦利哈尔（G。 StanleyHall）作为一个乡村的孩子被WilliamsCollege录取，他的第一个本能就是向同伴隐瞒事实。可是等农场里的孩子发现真相后，他还是被无情地戏弄和嘲笑了一番。进入20世纪，美国的大学确立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但是，劳工阶层对之还是敬而远之。后来经过“新政”、“二战”，美国劳工阶层有了各种保障。在1950年代，美国是世界工厂，制造业十分繁荣。工人的日子过得稳当。高中一毕业，就进工厂、结婚生子。一个人工作养活一家，买车买房，一辈子用不着离开故乡的小镇，干的是粗活，过的是中产阶级的日子。大家在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