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天可没哭，就是那个狗娘养的儿子——原谅我的法语腔，霍姆斯小姐——当那个狗娘养的奥斯瓦尔德②『注：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1939—1963），被控为枪杀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凶手。据称，他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达拉斯市的一座建筑物内向肯尼迪射出三发子弹，致使肯尼迪身亡。事发后他又被别人枪杀，以至刺杀肯尼迪一案至今未明。肯尼迪死后，副总统约翰逊即宣誓就任总统。』枪杀他那天，我一直没哭，一直到——多少天？两个月？”
三个月零两天，她想。
“好像是这样，我想。”
安德鲁点点头。“然后我就看到了这篇专栏文章——在《每日新闻》上，也许是——昨天吧，是关于约翰逊怎样处理这事儿的，但这不会是一码事。这人说美国见识了世界上最后一个枪手的旅程。”
“我觉得约翰·肯尼迪根本不是那回事，”奥黛塔说，她的腔调比安德鲁听惯了的声音来得尖利，（很可能是这样，因为她瞥见他在后视镜里吃惊地眨了一下眼睛，那样子更像是皱眉头，）这是因为她感到自己也被打动了。这是荒诞可笑的，却也是事实。在这个陈述中有某种含义——美国见识了世界上最后一个枪手的旅程——这句话在她心底鸣响着。这是丑陋的，这不是真实的——约翰·肯尼迪曾是和平的缔造者，不是那种快速出拳的比利小子③『注：比利小子（Billy the Kid，？—1881），原名威廉·邦尼，美国边疆开拓时期的著名牛仔人物，因一八七八年在新墨西哥州林肯县的一场械斗而名声大噪。』，戈德华特④『注：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1909— ），美国参议员，任内大肆抨击肯尼迪政府的各项政策。一九六四年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与民主党候选人约翰逊的竞争中落败。』一派人更像这回事——也不知怎么地让她冒起了鸡皮疙瘩。
“嗯，这人说世上不会缺少射手，”安德鲁继续说下去，他在后视镜中看到了她不安的神色。“他还提到了杰克·鲁比⑤『注：杰克·鲁比（Jack Ruby，1911—1967），达拉斯一家夜总会老板，是他枪杀了奥斯瓦尔德。他被捕后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死于癌症引起的凝血症。』作为例子，还有卡斯特罗，还有那个海地的家伙——”
“杜瓦利埃⑥『注：杜瓦利埃（Francois Duvalier，1907—1971），一九五七至一九七一年任海地总统，依恃名叫“恶魔”的私人卫队和将其神化的巫术实行独裁统治，一九六四年宣布为“终身总统”。其早年行医，有“爸爸医生”之称。』，”她说。“那个爸爸医生。”
“是的，是他，和迪耶姆——”
“迪耶姆兄弟已经死了。”
“是啊，他说过杰克·肯尼迪⑦『注：杰克·肯尼迪，即约翰·肯尼迪。杰克（Jack）是约翰的昵称。』就不同了，整个儿就那样。他说只要有弱者需要他拔枪相助，他就会拔出枪来，只要没别的事儿碍着他。他说肯尼迪非常明智，很有头脑，其实他明白有时唠叨太多压根儿一点好处也没有。他说肯尼迪知道这一点，如果弄到口吐泡沫的地步，就得挨枪子儿了。”
他的眼睛还在疑虑地打量她。
“再说，这只是我读的那个专栏上说的。”
轿车滑进了第五大街，朝着中央公园西边开去，凯迪拉克的徽标在汽车发动机外罩上方劈开二月凛冽的寒气。
“是啊，”奥黛塔温和地说，安德鲁的眼神松弛下来。“我能理解。我不同意。但我能理解。”
你是个说谎者，一个声音在她的意识中蹿起。这是她经常听到的一种声音。她甚至还给它取了个名字。把它叫做“激辩之声”。你完全能够理解，而且十分同意。如果有必要，不妨对安德鲁撒个谎，但看在上帝分上别对自己撒谎，女人。
但她身体的其他部分却抵触着，害怕着。这个世界已成了一个核子火药桶，成千上万的人们正坐在那上面，这是一个错误——也许这里包含着一种自杀比例——去相信好的射手与坏的射手之间的差别。有数不清的手抖抖瑟瑟地举着打火机靠近数不清的导火线。这已经不是枪手的世界了。如果曾经有过他们的时代，也早已过去了。
不是吗？
她闭目养神，揉揉太阳穴，感到一阵头痛正在袭来。这头痛有时就像炎热的夏日午后迅速聚集起来的雷雨云砧，来得快也去得快……那些唤雨挟电的不祥的夏日云霾有时只是朝一两个方向溜开去，而雷声和闪电却砸在方向不一的地面上。
她想，不管怎么说，这场暴雨是一定要下来了，这是一场雷电交加的暴风雨，砸下来的会是高尔夫球那般大的雹子。
第五大街一路亮起的街灯显得格外明亮。
“那么牛津镇怎么样呢，霍姆斯小姐？”安德鲁试探地问。
“潮湿，二月份还好些，那儿非常潮湿。”她停顿了一下，对自己告诫说她可不能把自己感觉中冒上喉咙的胆汁似的词儿说出来，她得咽回去。说出来会是一种毫无必要的残忍。安德鲁在说世上最后的枪手，无非是男人的扯淡罢了。问题是，把这事儿看得比什么事情都重要似的，也实在有点过分，话说回来也是因为她没有什么正事好谈论。她估计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跟往常一样平静和悦，可她这会儿并没有犯迷糊：她知道自己听到的这段话几乎是脱口而出的。“当然，保释金担保人很快就赶到了；他事先就得到通知了。只要他们有办法，他们总想控制局面，而我只要有可能，也就一定要顶住，可我猜是他们赢了这一局，因为最后我憋不住湿了。”她看见安德鲁的眼睛眨了一下又转了开去，她想就此打住，但就是停不下来。“这就是他们想要教训你的，你瞧。一部分原因是这样一来就能吓住你，我猜，一个被吓住的人就不大可能再到他们那个宝贝的南方去骚扰他们了。但我觉得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甚至那些笨蛋，当然他们肯定不会是笨蛋——也知道不管怎么样，变化终将来临，所以他们要抓住机会来贬损你。让你知道你是可以被贬损的。但如果他们持续不断地跟你来这一套，你只能在上帝面前发誓，在耶稣基督和所有的圣徒面前发誓，让你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使自己蒙受玷污。他们给你上的那一课就是，你不过是笼子里的一只畜生，仅此而已，不会比这更体面。只是柙中之兽。这一来我憋不住弄湿了自己了。我现在还能闻得到牢房里干了的尿迹的臊味。他们认为我们是从猴子变来的，你知道。我这会儿从自己身上闻到的好像就是这种气味。”
“一只猴子。”
她在后视镜里看了看安德鲁的眼睛（对自己以这样的方式跟他的眼睛对视有点抱歉的意思）。有时候，尿并不是你惟一憋不住的东西。
“抱歉，霍姆斯小姐。”
“不，”她说，又揉了揉太阳穴。“我才应该感到抱歉。在那儿呆了三天了，安德鲁。”
“我本来应该想到是这样。”他说话的声调像是一个受惊的老女侍，她忍不住笑了。但其实她基本上没有在笑。她以为她是知道自己进入了什么状态的，而且也预料到后果有多么糟糕。她已经弄糟了。
三天的试炼。嗯，这是一种解释，另一种三天的试炼也许是指她在密西西比牛津镇度过的三天痛苦经历。有些事情在你死之前不可能说出来……除非你能被召到上帝面前对这些事情作证。她觉得，在上帝面前，即便是那些在人的两耳之间那块灰色胶质区域（科学家们认为这块区域是没有神经的，她不知道还有什么比那说法更荒唐无稽）引起雷暴一样的震动的事实真相，你也得老实坦白。
“我要回家去洗澡，洗澡，洗澡，还要睡觉，睡觉，睡觉，这样我就毫无疑问地非常健康正常了。”
“怎么啦，当然是啊！你不正要这样嘛！”安德鲁想要对什么事情说声道歉，这就是他最常用的语言了。除此之外，他不会再冒险作进一步交谈了。于是，这两人在不习惯的沉默中驶往中央公园南边第五大街拐角上的一幢维多利亚式公寓楼，这幢维多利亚式建筑一看就是高档公寓，她估计她的到来也许会使这儿爆出一颗重磅炸弹，她知道这幢优雅而高级的公寓楼里的住户是不会来跟她搭讪的，除非没办法了，不过她压根儿也不在乎。何况，她比他们所有的人都要高尚，他们知道她超乎他们之上。这念头不止在一个场合从她脑子里闪现过——她肯定重重地挫了他们之中某些人的傲气了，他们发现这幢高雅的老式公寓顶楼上居然住着一个黑人，而这地方出现的黑皮肤的手只能裹在白手套里，或是戴一双私家车司机那种薄薄的黑皮手套。她希望能好好杀一杀他们的傲气，她知道他们会讥抨她的下贱、粗野和越情违俗，她倒是巴不得他们这么做，她总克制不住这个念头：把小便撒到胯下那条进口的高级真丝内裤上，而且动不动就想要撒尿，这念头很难憋住。这是下贱的、粗俗的，几乎是恶劣的——不，是恶劣透顶，拿到这场民权运动的范围内来说，如此逞情恣意至少会妨碍目标的实现。也许就在这一年里，他们将赢得他们想要赢得的权利；约翰逊对于被刺杀的前任总统留给他的这一遗产（也许指望在巴里·戈德华特的棺材上再敲上一枚钉子）还挺上心，他会更加关注民权法案；若有必要他会尽力把它付诸立法。所以，缩小冲突和伤害是非常重要的。需要做的事情还多着呢。仇恨无助于这项事业。仇恨，说实在的，只能碍事。
但有时你还是会有同样的仇恨。
牛津镇也给过她同样的教训了。
2
黛塔·沃克对激进运动乃至那些温和得多的募捐活动已完全失去兴趣了。她住在纽约格林威治村一幢油漆剥落的居民楼里，奥黛塔不知道什么叫筒子楼，而黛塔则不知道什么叫豪华顶层公寓，惟一对这两头的事物都持怀疑态度的则是安德鲁·费尼，那个私家车司机。在奥黛塔十四岁那年，他就给奥黛塔的父亲开车了，而那时黛塔·沃克几乎压根儿不存在。
奥黛塔有时会莫名其妙地不知去向。这种失踪有时是几个小时，有时是好几天。去年夏天她失踪了三个星期，安德鲁都打算要报警了，可那天晚上奥黛塔恰恰来电话了，叫他第二天十点左右把车开出来，她打算去购物，电话里如此吩咐。
他嘴唇颤抖不止，大声喊叫着霍姆斯小姐！你去哪儿了？此前，那几回他也这样问她，对方只是报以迷迷瞪瞪的凝视——真的是迷迷瞪瞪的凝视，他可以肯定——这就是她的回答。就在这儿啊，她会这样说。怎么啦，就在这儿嘛，安德鲁——你每天都载我去两三处地方，不是吗？你脑子没发昏吧？然后她就笑了，如果她觉得特别有趣的话（她玩过失踪之后常有这样的感觉），会拧一下自己的脸颊。
“没问题，霍姆斯小姐，”他说。“十点钟。”
她这回令人毛骨悚然的玩失踪长达三个星期，安德鲁放下电话，合上眼，迅速向仁慈的圣母祈祷霍姆斯小姐的平安归来。随后打电话给霍华德，他们这幢楼的门卫。
“她什么时候进来的？”
“大约二十分钟之前。”霍华德说。
“谁带她回来的？”
“我不知道。你知道是怎么回事。每次都是不一样的车。有时他们把车？自在街区外边，我压根都瞅不见他们，不知道她已经回来了，直到听见她按门铃，我朝外头一看，才知道是她。”霍华德停了一下，又说：“她一边脸颊上添了块挺吓人的瘀斑。”
霍华德没弄错。真的是块瘀斑，这会儿好些了。安德鲁心想，但愿看上去别像是新弄上去的。霍姆斯小姐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准时出现了。穿着一件双条细肩带的真丝太阳裙（这已是七月下旬），这会儿脸上的瘀斑泛出黄色了。她草草地化了妆以掩饰脸上的瘀斑，倒好像是明知这番掩饰只会让人更注意这块瘀斑。
“你怎么弄的，霍姆斯小姐？”他问。
她温和地笑笑。“你是知道我的，安德鲁——我总是磕手磕脚的。昨儿从浴缸里出来时没抓住扶手——急着要看国内新闻。一下摔了个脸冲地。”她打量了一下他的脸。“你又要唠唠叨叨地叫我去看医生做检查了，是不是？别费心回答我的问题了；这么多年下来，我了解你就像是一本读透了的书。我不会去的，所以你也不必费心打听什么。我现在非常漂亮。前进，安德鲁！我要去把塞克斯①『注：塞克斯（Saks），纽约第五大道上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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