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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其他地方，半导体收音机现在已经日益普及。人们认为，现在中国大约有200万台黑白电视机。据说，北京还有2万辆“轻骑”摩托车。而以前，有的只是自行车。不过，官员们现在已经对空气污染表示严重的不安了。
日本人认为，中国正在迎来“消费元年”。另外，诸如“旅游元年”、“观光元年”的词语也被赋予了这一年。在中国头号现代都市上海，黑白电视机倒是出现了销售下滑的趋势，而直到去年这仍是最受欢迎的商品。不过，这不代表电视机不再受欢迎了。上海第一百货商店拥挤的店堂内，围着人墙的地方是卖高级衣料、收录两用机和洗衣机的柜台。在卖电视机的柜台，数量少的“超高级品”彩色电视机，吸引着人们热切的目光。在首都北京，情况也差不多。当然，这种情况在地方城市和农村就有相当的不同。在成都和重庆这样的地方，黑白电视机还是很受欢迎的；在农村，黑白电视机才刚刚开始普及。
从整体来看，同两三年前相比，消费能力正在提高。仅就家用电器而言，从中心城市到地方城市，以及农村，普及的浪潮正在扩展开来。支撑这种消费提高的因素，首先是因为城市工人增加工资和奖金制度已经固定了下来。虽然在此期间，物价也上涨了，但是扣除这些因素，收入的确是提高了。另一方面，农村的自留地扩大增加了农民的副业收入，农产品收购价格也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大大提高了。
虽然大多数“好东西”的需求要超过商业部门的供应能力，但是，也不是每种产品都好卖。南京的蝙蝠电扇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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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电视机时代（1）
电视机时代
这一年，中国多年来的“三大件”出现了一些变化。在以前，消费者把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称为“三大件”，但现在，城市和农村越来越多的富裕家庭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电视机上。当然，很多人也很想购买电风扇、录音机、电冰箱和洗衣机，这些家用电器正逐渐地在中国大批量生产。
过去四年，电视机的销量出现了“大跃进”。1977年的时候，中国的电视机年产量不过20万台，但到了1980年，全国已经能生产250万台了，1981年的生产量则是300万台，其中还有6万台彩色电视机。仅是北京，1977~1980年，电视机就销售出去41万台，这个数字是1967~1977年的10倍。现在，这个城市差不多每3户人家就有了2台电视机。在上海，现在已经有了100万台电视机，甚至有个郊区的生产队，109户人家就有了100台电视机。当然，这些还大多是黑白电视机。据官方统计，现时中国有1 000万台电视机、5 000万电视观众。
中国生产的第一台电视机诞生于1958年3月，在最初的几年，产量一年只有200台，而且成本很高，大约每台的售价达到了700元。在那个时候，拥有电视机的还只能是一些单位或者高级官员或是一些文艺工作者。
到了1970年，中国电视机的产量上升到1万台，并且开始生产一些“新式”的产品。到1981年，中国已经有了53家电视机厂，能生产12英寸、14英寸和2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电视台也开始越来越多了，已经有38个省市有了自己的电视台，播放本地的节目和转播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也建立了，学科包括物理、数学、化学和英语，并且这种做法正在各省市推广。
在上海，1981年的第一季度，电视机就生产了5？8万多台，比去年同期比，增长了80％。凯歌牌电视机去年只有3个品种，今年增长到了6个，不过最受欢迎的还是12英寸的电视机，这个品种的产量几乎增长一倍，车间也多了2个。凯歌牌此时已是上海的名牌产品，受到政府的支持。飞跃牌和金星牌同样也享有此种殊荣。
这一年的6月8日，中日合资的福建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开工投产了。这是福建方面和日本株式会社日立制作所、日立家电贩卖株式会社、株式会社东荣商行一起合资的项目。按照计划，这一年福建日立将生产九万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和两万台14英寸与20英寸的彩色电视机。要不了多久，他们的产品将成为80年代高品质电视机的象征。差不多同一时期，日立西安的合资企业陕西彩色显像管厂也开始试制了。由松下电器输入的黑白显像管生产线也已于6月在上海建成。北京电视机厂与松下合作的彩色电视机装配线也在一个多月后完成。电视机零件已经开始走上国产化的道路。
几个月后，中国停止了进口电视机、收音机和录音机，日本贸易振兴会认为中国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自己羽翼未丰的电视工业，并且避免把有限的外汇储备花在这样一些消费品上。日立、飞利浦和联合电子工程公司早在1979年中期就开始向中国出口黑白和彩色电视机，但在这一年，他们一张来自中国的大订单都没有接到。进口电视机已经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而在过去，进口电视机的外贸商一直是和省当局打交道的。
但这些被外国人看起来“羽翼未丰”的中国电视机厂商却正在急速成长。北京的东风电视机厂在1979年11月采用了三洋的显像管生产黑白电视机，到了1981年1月，已经可以用国产零件生产一部分产品了。此时东风电视机厂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一年生产黑白电视机20万台，彩色电视机两万台，这个数字甚至比四年前全国的总产量还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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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电视机时代（2）
东风电视机厂甚至开始了出口计划，计划是两万台，目的地是东南亚和非洲。但此时中国电视机的竞争力还不是很强。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电视机此时一台的售价折合人民币大约是80元，东风电视机厂的产品却要200元，高得让人无法接受。但一旦零件国产化以及生产体系确立，成本就会大大降低。《日本经济新闻》在这年的10月发了一篇《中国电视机生产步伐加快》的报道，认为在电视机领域，中国内地成为强力竞争对手的日子即将来临。
在上海，从这年的7月开始，商业部门对电视机的销售开始敞开供应了，甚至还有了分期付款的方式。7、8两个月，电视机的销售就达到了43 900台，其中超过10 000台是分期付款卖出去的。
不过此时电视机的质量还不敢恭维，甚至有电视机突然燃烧爆炸的报道。报纸为此还提醒消费者，虽然电视机燃烧爆炸是“极个别现象”，但还是要大家注意看电视时的安全。“观看电视，要相隔一米以外的距离”，并且当嗅到发焦等异常气味或者听到跳闸响声这些异常的预兆时，要立刻停止观看，送给有关单位检修。报纸还提醒大家看完电视要关机，并且切断电源。报纸一再强调，“只要使用得当，一般是不会燃烧爆炸的”。
电视改变了生活方式，这点毋庸置疑。晚上到北京幽暗的里弄一转，就能看到人们簇拥在家里的电视机前，脸庞映照着荧光屏看电视的情景。在饭店里，服务员大模大样地坐在电视机前，迷头迷脑，像小孩一样，对顾客的招呼充耳不闻。人们经过调查发现，某一个地方有了电视，“美国之音”和其他外国播音节目的听众就大为减少。
但此时的电视节目乏善可陈，大多数观众也只能收到可怜的几个频道。电视此时的重要功能还是“舆论宣传”作用，“使电视宣传更好地为党的调整方针服务，为四化建设服务”。不过，观众显然更爱看外国的电视剧。在收视率最高的星期六和星期天晚上，中国的电视台已经开始播放英国、日本等国的电视连续剧，虽然这有点刺伤某些观众的“爱国心”。此时，星期天播放的动画片《铁臂阿童木》大受欢迎，这部片子日后还将成为70年代生人的童年回忆。上海电视台则在播放日本的《姿三四郎》。虽然一般观众都爱看娱乐性强的节目，但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对外国的商业广告和戏剧流露出反感情绪，甚至打电话或是写信给电视台，表示“抗议”。
此时电视剧脚本的稿费大约是100元，比起京剧的 1 000 元或是话剧的1 500元，相差悬殊，因此一些有名的作家并不愿意写。电视台也普遍缺乏经费。看来这个问题由于国家财政困难的原因，短期内似乎并不容易解决。
这一年的4月15日，第一家可口可乐装瓶厂终于在这个拥有十亿潜在消费者的国度里开工了。不过，此时，可口可乐的董事长罗伯特·戈伊苏塔埃似乎并不抱有太乐观的态度。他对美联社说，眼下对这个重要的“中国市场的研究”还完全处在理论阶段。这个工厂每年只能生产4 800万瓶可口可乐——实际上全是供应游客的。事实上，这家工厂也为中国政府所有，根据可口可乐公司和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签订的一项特许协定，这家工厂完全由中国人经办，可口可乐则为它提供了200万美元的资金和“广泛的技术援助”。8月26日，美联社又在亚特兰大报道，说在开设了第一个装瓶厂四个月后，可口可乐计划在中国开设第二个装瓶厂，这个厂将设在广州。和北京装瓶厂一样，广州厂也由中国政府建设和管理，成品的利润也将归中国政府。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戈伊苏埃塔说：“可口可乐公司通过向它的中国装瓶伙伴出售浓缩的可口可乐获得利润。” 也是在这一年，深圳市罐头厂（现在的深圳市深宝实业有限公司）与美国百事国际集团签订了一个协议，合作兴办深圳市饮乐汽水厂。
古巴裔的戈伊苏埃塔日后将被作为20世纪创造财富的大师之一而被后人铭记。从1981年戈伊苏埃塔出任可口可乐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到1997年秋天因肺癌并发症去世，这期间可口可乐公司的市场价值令人惊奇地从43亿美元增长到 1 470 亿美元。戈伊苏埃塔日后成为一个备受推崇的传奇人物。不过此时，他的中国冒险之旅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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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电视机时代（3）
这一年的4月12日，广州开出了中国第一家超市，不过似乎并不成功。尽管这个设在广州环市东路友谊商店营业厅内的超市使用了电子收款机和闭路电视系统，并且提供三百多种商品，但仍是门可罗雀。看来，商品结构是个大问题，这种商业业态也似乎太超前了。虽然广州也有人准备模仿，兴办一些超市，但来自内地和香港的批评者都认为这种商业模式并不符合国情。
不过，同样是在广东，经济特区深圳一年多来的成就却非常显著。到这年的5月底，深圳达成了675个项目协议，引进了22亿港币的外资。蛇口工业区也办起了13家合资或者独资企业。《人民日报》更是发表了一篇《在“特”字上做好文章》的报道，来为“特中之特”的特区宣传。说它们是个新事物，“各项工作都要贯彻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打破框框又实事求是的精神”。
但政府对“投机倒把”的打击却没有停止过，这条罪名一直要到1997年才会随着计划经济的寿终正寝而从中国的《刑法》上消失。此时，走私活动也似乎开始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
对于正当的生意，媒体也是褒扬的。广州南方药材行基层店的冯胜因为会做生意，“买卖做前头”，而被《南方日报》大大报道了一番。牡丹江的老推销员张福山也被《市场报》称为“会揽生意的老推销员”。个体户虽然还是备受限制，却也越来越多。现在，街头穿薄裙和尼龙丝袜的漂亮姑娘也开始出现了。青年人开始办私人企业，农民则被鼓励干近乎私人种地的事。甚至以前单一的称呼“同志”现在也变成了“师傅”，对于年轻女性，已经开始有人称呼为“小姐”。尽管一些政治上的强硬派提出严厉警告，可是西方文化的影响还是在逐步扩散。《泰晤士报》的记者大卫·博纳维说“邓使得中国眉开眼笑”。
年轻的黄宏生这年从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工程系毕业。在读大学之前，他曾经是一个伐木工人。他此时的梦想是创建一个像索尼、松下一样的企业。同样是在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