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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身生活，不管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对于男人、女人来说都是非常不同的经历。女性渴望婚姻生活；年轻未婚女子过着一种隔离的生活。相比之下，年轻单身汉过着充实、自由和愉悦的生活，好似一种学徒期。婚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平静，表示一个终结。单身汉生活是一段幸福时光，至少在记忆中是这样修饰的，一段享受恋爱、旅行、友情，与其他男性无拘无束的关系；这也是段“感情教育”和性体验的年纪，这时什么事情都是允许的，年轻男子到处“播撒他们的野燕麦”，“跳出条条框框的束缚”。这一切直到19世纪末才有所改变，当时对梅毒的恐惧使一些男人有所收敛。甚至在贫穷阶级，有一段时间里流浪癖在熟练工人中被制度化了，年轻工人在城镇之间穿梭学习做生意和享受有关安定前的生活。
巴黎的学生经常长年徘徊于法律和毒品边缘，他们组成了一个部落，关于那个部落产生了那样令人坚信不疑的神话，以至于很难对其现实加以批判。其中一个神话是关于拉丁区的，那里永远因政治骚动而不稳定，并且至少直到1815年仍一直处于当局监视之下。另一个是莫格使之名垂千古的波希米亚神话，莫格曾经试图查明波西米亚的界限，识别公民，追踪政治信仰和文学鉴赏力的变化，跟随居民从波米克旅行到马特山，再到腊帕纳塞斯山。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大家庭（9）
波希米亚包含几种类型的公民。一种是“业余艺术家”，都是离家出走追求冒险生活的年轻人，但这只是在最终安定前的一段时间。另一种是“艺术家”。大多数波希米亚人——“不为人知的波希米亚”——生活在默默无闻的贫穷、坚忍克己、消极被动之中，从不沾染恶名。“他们大多死于一种疾病——科学不敢叫它真实的名字——穷困”，他们是肺结核的受害者。他们吐唾沫、咳嗽，使邻居很头疼，所以他们前往慈善机构。只有一小部分人康复并得到社会重新承认，“他们的名字被海报张贴”，这些人当中有很多是画家、雕刻家、作家，但也有与小报有联系的新闻记者，购买漫画、诗歌和幽默故事的小报从业者。
波希米亚人建立了一种与中产阶级模式完全对立的私人生活模式。首先，波希米亚人的时间空间关系与中产阶级的相反。波希米亚人没有手表，生活在黑夜里，而中产阶级人士常常泡在沙龙、咖啡馆，漫步在城市的林*上。没有一个波希米亚人会“在林*上走超过十步，除非是遇见一个朋友”，他们最大的乐趣和主要的时间花在交谈上，他们在酒吧、图书馆、阅览室里生活、写作。波希米亚人在个人使用公共空间时类似于城里的工人，没有固定的住所、家具，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财产，永远被债权人和州长的代理人追捕。莫格书中的一个英雄，萧诺德，用凹陷的口袋装着他所有的财产。经常几个波希米亚人共享一处临时的住房，或者临时搭起帐篷，这样他们很容易就用一些古董艺术品、室内悬挂物或其他装饰品将之改装为一处夜里狂欢的场所。
贫困的波希米亚人将节俭视为有权有势者才有的德行，遇上节日庆典或赌博，一晚上他们就能很轻易地把积蓄、借款或公款花光。他们鄙视私有财产，共享一切，包括女人也可随意转用，通奸可以成为原则。萧诺德收集女人的一绺头发，最后收集了60个女人的。比较随便的年轻女子常常在这种事情上付钱，因为在波希米亚人中，即使两性间的关系不像社会其他阶层那样等级分明，却还是不平等的。在波希米亚人中也一样，就算有些精明的女人取得成功，或至少可以享受生活的乐趣而不用辛苦工作，男人还是主宰着整个社会。有些女人成功享受着舍巴斯泰因？莫希娅所说的一种“男性的自由”。对蕾丝提格纳克丝小姐来说波希米亚只是块垫脚石，她的年轻美貌征服了整个巴黎。“我一直一个人，这是我自己的事，跟别人没关系。”尤金？苏的不可能的危险分子里格里特说道。
在公共生活中，爱情是种要求最低的隐私行为。当两人屈从于欲望的剧痛时，他们会远离众人。对*来说，一个私人房间、一扇关闭的门、拉上的窗帘都是不可缺少的。性亲密是不能共享的，这点类似于婚姻。
莫格对波希米亚的描述更像一种梦幻而不是现实，但是它对年轻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尤其是来自那个地域的年轻人。前往巴黎去做一个作家、诗人或记者，逃离无趣的中产阶级生活——这是后来“书的受害者”们普遍拥有的理想。在书中茹尔？瓦利斯对波希米亚有更为悲观厌世的描述。症状之一有点像那些抗拒的准无产阶级（不想成为中产阶级的波希米亚人）的社会最底层者在私立学校和小报馆周围的生活，他们从未发现寂寞比“受难者的第七日——星期天更加难以忍受，因为在星期天里，寂寞是如此不可抗拒”。各个家庭充斥于所有的公共场所，更使他们觉得自己不管去哪儿，都是遭遗弃的人。 。。
大家庭（10）
花花公子在反对中产阶级生活时比波希米亚人更为故意和做作，例如传统英国人和所谓的贵族，花花公子们就将身份差别作为其特别原则。在布朗梅尔，巴比？奥利维利、波德莱尔和佛罗门丁等人将纨绔子弟的作风法律化后，花花公子们强调在趋于大同的社会里的不同性。政治上波希米亚人左倾，花花公子则右倾，他们希望重建一种基于气质和风度而不是金钱和血统的贵族政治。花花公子是天生的，而不是造就的。
有位公众人物——花花公子——是个市区舞台演员，他将个性隐藏于外表的保护面具后面，并努力使之难以辨认。他喜好幻想和伪装，对细节和装饰品如手套、领带、手杖、丝巾和帽子等异常敏感。龚古尔兄弟这样嘲弄巴比？奥里维利的外表：“长年在人格街道上*的狂欢节”。卡莱尔将花花公子称作“一个穿着衣服的男人……他为穿着而活”。装饰是他生活中的一个主要部分，波德莱尔声称自己每天花在梳妆打扮上的时间不会少于两小时。然而与旧时朝臣不同的是，花花公子将身体和亚麻布衣服的清洁看得极为重要——这是一种对身体全新态度的标志。巴比每天沐浴，当多病的莫里斯？盖兰不得不返回凯拉时，他姐姐最关心的是缺水和没有更衣室。
如此的习惯需要空闲时间，以及一份不用工作、足以维持生计的收入。虽然花花公子比波希米亚人的境况好些，但他们也不是什么有钱人。对追求财富的轻视、对奢侈豪华和赌博的喜好，愿意冒可能不得不过更为清苦生活的风险——所有这些都是部分花花公子反资产阶级、反中产阶级的品德。花花公子憎恨暴发户（包括犹太人，因为他们是金钱操纵者的象征）、生意和家庭生活。他们认为婚姻是最糟糕的囚禁形式，女人是束缚的锁链。*的享受只能是一种商业行为。男孩的爱是最棒的。“同性恋”一词直到1891年才开始流行，不过当妇女和家庭价值取得显著地位时，花花公子们的同性恋行为也不断变得明显，或者在表示他们意志如此坚定。
“新女性”的出现在整个欧洲引发了一场男性身份危机。1903年，奥托？韦宁格在《性与性格》一书中说道，这场危机或许在19世纪末男女关系苏醒的问题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爱德蒙得？龚古尔在《日记》中以男性角度描述了这种苏醒。1909年马里奈蒂的《未来者的宣言》突显出来的对女性、或在任何程度上说是对阴性的轻视，是花花公子作风的另一个不变之处。在康普夫看来，这不应被看作是厌恶女人的，而是“喜爱女人的”（由拉丁语而来，表示暗讽）。“女人，”福楼拜说道，“是花花公子的对立面。她不做作，所以令人憎恶。”对生殖持悲观和敌对态度的花花公子们也会拒绝要孩子。
花花公子作风是一种道德规范，一种将独身和流浪提升到故意反抗层次的生活概念。“我讨厌人群、规则和阶层。如果愿意，做个*游牧民；要我做公民的话，绝不（1854年1月23日，福楼拜对路易斯？戈莱如是说）！”浪荡子、花花公子，以及后来的流氓都是那位中产阶级典型普律多姆先生的解毒剂。社会容忍浪荡子和花花公子，却压制从贫穷郊区出现并威胁到富人安全的流氓。
不管是自愿、持久或仅是天生逆来顺受，隐居给女性带来了一种不同的境遇，因为以激进的观点来说，在时代的概念性框架中没有一个适合女性隐居的空间。米什莱充满怜悯地评价道：“没有家也没有保护的女人必死无疑。”还有一些说法附和这种观点：“大自然毫无疑问地告诉我们，女人天生应该受保护，在女孩时期和妈妈共同生活；作为妻子时，归她丈夫保护和所有…… 女人天生活在别人身后（朱尔？西蒙，《劳动者》，1861年）。”在家庭和婚姻之外，女人没有其他的救助。
大家庭（11）
一个一无所有只靠魅力生活的绝望女人被认为是水性杨花的。这种单身女人必然招致怀疑、非议和奚落。大龄青年也许显得古怪，但人们只会认为他傻而不会同情他，然而老处女变得不修边幅，她的青春已凋谢，巴尔扎克将之视为可耻的“非生产性生物”。老处女脾气恶劣、尖酸刻薄、诡计多端，甚至歇斯底里、道德败坏，如同巴尔扎克1847年在《贝蒂表兄妹》中所描写的那样，她像只蜘蛛，经常在城市里散布谣言，制造恐惧，以及诸如此类的陈词滥调。直到20世纪在男女平等主义者和莱昂？弗莱皮埃等作者的影响下，我们才看见对单身女子不同描写的出现。只有此时女性才拥有保持单身的权利。
然而许多女性确实发现自己很孤独。1851年的人口普查表明，50岁以上女性中，12％从未结过婚，34％单身。1896年的比例也一样。在中世纪的法国西部，比利牛斯山脉和中央山地的东南角，单身女人的比例极高。后来，地区差异缩小，但是大城市中单身女性的数字在戏剧性地增高。
女性单身的高比例成为中世纪后西欧人口统计学的一个不变特征。这种现象由几个因素造成。首先，家庭的战略考虑决定了哪些女儿该出嫁，哪些不能；年轻女孩通常被认为应该照顾年迈的父母。其次最重要的是守寡，妇女比男人活得长，再婚的很少。民法比以前任何法律都更保护中产阶级寡妇，但许多贫穷的寡妇生活很艰辛，很少有人拿到退休金，因为她们在家里做家务没有收入，她们赚钱的行为断断续续，无论如何不能成为一种“职业”（国家烟草公司雇用的妇女对这个规则是个例外）。只有最早在1910年通过、关注女工和农妇退休金的法律显示出她们处于一个怎样边缘的位置。乡村农舍和市区顶楼，医院和救济所，到处都是穷苦年迈的妇女，只有当女生寄宿学校决定提供慈善救助时她们才被记起。老年 问题是个必须予以仔细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
独身有时是故意选择的结果，比如献身信仰或无私心的职业（护士、社工、教师等），或是个人工作高于家庭的决定。许多邮局女工人选择不结婚。1880年，邮局雇用的年过50的女工中有73％过着单身生活，55％从未结过婚（与之相比，1975~1980年只有10％）。她们的职业史显示她们选择单身是出于财政和职业独立的需要；她们的男同事都找待在家里的妻子，而不是女同事。19世纪时，女性希望通过工作来改善她们的社会地位，而这不得不牺牲她们的私人生活。独身生活是她们付出的代价。
日常生活中许多单身女性的生活是很难的。仍被视为仅仅是家庭预算补贴的女性工资常常比男性的要低。“妇女职业”，尤其在许多女性赖以谋生的衣服买卖上，实际是无需技能的。20世纪初职业办公室（劳工办公室）曾调查了高度合理化的制衣行业中家庭工作者的情况，报告展现了一个由单身女性组成的世界，许多时候是一个母亲带着几个女儿，她们的穷苦隐藏于六层走道之中而不为人知。她们每天踏着缝纫机踏板工作10到15个小时，每天吃的是“女裁缝肉饼”或长条乳酪，喝杯咖啡，或选择巴黎女工药品。在全面考虑之下，许多女人宁愿为了找个男人而披上纱巾或外衣。
吸引力对最年轻的工人来说是个可能的资源。和男人有关系不但使生活更有滋味，而且解决了婚姻以外性的问题。当年轻女孩在某个大百货公司找工作时，经理常会问她是否有“监护人”，若没有的话，看